农村社工1-农村如何被呈现和农民主体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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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泉应该先让底层有话语能力,这样底层便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摆脱被描述的命运。一个经济上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在经济地位不改变的情况下,他们的声音能传多远?他们有没有话语权?若有的话有多大的话语权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底层的表述是否足够以及如何去表述底层?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可怜),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可怜)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底层更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被消费的他者那些无权成为现代化消费他者的,就在阴暗的角落里自卑,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印度喀拉拉“人民科学运动”通过体制外的途径实现底层教育的方式,就是组织志愿者对底层进行教育,这就避免了政治权力的干扰。站在底层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吗?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社会正义和媒体正义这些概念?那些揭示底层艰难处境的文章也是没有意义的吗?那些改善底层处境的政治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吗?什么方法能让底层自己说话,与底层的对话,真实地记录他们的话语,不做任何改动,这可能算是底层借助知识分子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就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我们又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真正的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印度喀拉拉“人民科学运动”通过体制外的途径实现底层教育的方式,就是组织志愿者对底层进行教育,这就避免了政治权力的干扰。保罗.弗莱雷的5被压迫者的教育方法论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平等的教育,内容也是平等为主: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平等地为社会作贡献,没有谁启蒙谁的问题,也没有谁有权力去压迫和奴役别人摆脱传统教育对底层的压迫关系,再去从对话中发现真正的底层自主性话语。“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我们已经习惯了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来自上而下地打量底层社会习惯了替底层群体说话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说话习惯了外在的冷眼旁观而不是深度地价值介入底层社会是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与正式制度、精英政治相呼应,深层的制度和结构问题就隐藏在它具体的、动态的、繁杂的实际运作过程之中理解和解释底层社会的运行逻辑,必须回归日常生活世界———社会实践的智识空间和想象力源泉,强化观察者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在场”意识和“积极干预”立场在转型语境之下,国家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与底层社会自身的逻辑同时在支配着底层社会的运行与变迁。底层社会的自主性和底层空间的自在性,促使国家权力对底层社会的渗透、驱动更加注重策略性和变通性,这在权力实践形式上表现为“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底层权利主体对国家权力的回应和影响也在日益加强,底层居民善于“制造”问题、“建构”问题,并采用“问题化”策略使日常生活性公共问题逐渐纳入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底层社会联结机制日常生活的公共性问题为导引而生成的底层政治底层社会的原子化个体(包括讨薪农民工、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被强拆户等)可能采取三种行动:一、个体的无组织、碎片化参与,以个人身份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多人面临类似问题时也鲜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框架;二、由少数人组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在问题得到解决后再重新恢复为原子化状态;三、借助于具有国家代理人色彩的基层行政体制进行意见反映与利益表达。1.了解底层行动者的实际存在方式包含着两种逻辑:一是外部性、总体性安排所施加的支配性逻辑二是体现行动自主性、能动性的行动者逻辑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相互交织、掺混在一起人们在感叹自我命运的时候,总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遭遇和生命实践的内心感悟,非听命于总体性力量的摆布、渗透和驾驭。2.强化研究者的“深度在场”意识,以底层社会的内部眼光来凝视底层行动者的遭遇及命。就在于研究者与行动者共同建立一个基于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实现从底层社会观察者的单一身份向底层生活参与者的复合身份的转变。3.用“积极干预”重塑研究者的行动立场,向行动者或研究者揭示抗争行动背后的关系实质第一,鲜明地站在底层社会一边,注重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努力将这种资源转变为学术知识;第二,以现存社会结构的压迫、支配和不平等问题为关注的核心,将揭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原因作为社会学的基本目标;第三,主张反系统的研究方法,强调扎根社区和经验研究的崇高地位;第四,以批判意识为主导,认为社会学本质上是反思性的;第五,不仅讨论解放,而且还力求实践解放2007年4月,确定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县“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部门密切配合、整合现有资源、社工义工联动、公众广泛参与、广大群众受益”“一是改善了基层治理,融洽了干群关系移民搬迁难问题:开展心理疏导、感情交流二是推动了新农村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发展模式和社会策划“致富驿站”以入党积极分子袁清根的“农家乐”饭庄为龙头,建立致富驿站,通过签订协议,聘用本村留守妇女为服务员、清洁员,聘请低保户打鱼草、种蔬菜,实现了低保对象、留守妇女、困难群众和农庄多方受益通过整治农村宗族祠堂,改造为社会工作服务站等,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如罗城镇卢洲村、高城乡南庙村、马步乡布城村和寨下村、三兴镇闹坪村等村落不仅把宗族祠堂改造成文化中心开展“树文明新风,建美好家园”大行动,引导村民成立“新村环卫队”、“文明监督员”和“群众文艺队”等,开展美化“村口、路口、家门口”环境卫生整治活动,聘请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为保洁员,定期开展“文明卫生户”评比,使村风民风变优了,村容村貌变美了,农村秩序变好了,精神生活变丰富了。三是构建了和谐农村“三留一返”(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返乡农民工)、“三缺一少”(缺技术、缺资金、缺项目,少劳力)、“三难一低”(看病难、就业难、养老难,收入低)现象,我们通过在低保、救灾、医疗救助等社会救助领域,劳动就业、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领域以及灾民搬迁、扶贫帮困等民生工程领域。针对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依托各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所、站),我县驻村社工及时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帮扶等专业服务开展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案例200多个,建档1000余份,成功解决各类社会问题260多个,化解矛盾纠纷180多起,有效息访50多人次,广大城乡基层社区和民政、工、青、妇等部门,尤其是农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的“五老”(即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知识分子、老复员退伍军人)资源,发挥其熟悉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的优势,通过专业培训将这些现有从业人员培育和发展成为重要的本土社会工作人才县民政系统设立了7个事业编制社工岗位;在各乡镇(街道)县直教育、卫生、司法、信访等相关部门及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设立了2个以上社工岗位;在17个乡镇(街道)的敬老院、中小学、卫生院设立了1个以上社工岗位;在村(居)委会第七届换届选举结束后,所有村(居)委会将全部试行设立社工岗位,当选的委员中配备1人专门从事社会工作;在城乡社区中,有6个街道社区5个村落社区设立了1至2个社工岗位民间社会工作机构———百合社会工作服务社后,县政府采取由社工协会和百合社工服务社以招聘的形式,按每名社工基本工资700元的标准,实施购买服务,充实到县城街道6个社区社工队伍中。在民族聚居区开展各种民族文化活动。“四月八”山歌会、“赶秋”节、苗鼓赛等,开展以兴趣爱好、提升自我身份认同的妇女小组活动关注社情民意,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诉求入手,寻找工作的切入点组织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包括外出务工知识培训、柑橘种植技术培训、杂交水稻种植技能培训、亲子教育技能培训、婚姻家庭知识讲座等新农村建设中的实效。结合农村扶贫,突出农村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和庭院设施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新农村、新家园”为主题的社会工作计划,积极探索扶贫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统一,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开展致富能手评比活动、实用技术培训达标活动、农村社区图书援建活动、“五好”家庭评比活动、村容村貌整治活动等。结合维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的权益开展农村社会工作。先后在项目点中寨村开展以认识沟通、自我认识、自信心树立为基础的青少年小组活动。开展以兴趣爱好、提升自我身份认同的妇女小组活动开展以才艺表演、提升自我肯定的老年小组活动。在九龙村和竹山村实施助老项目,各村成立村级老年协会,突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可持续发展功能参与对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社会工作干预2008年9月,湘西州爆发非法集资案大量集资人员出现焦躁不安、心里失衡等负面心理。在依法处理非法集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主动介入,积极开展心理疏导。社会工作的所有介入和服务都应以支持和促进服务对象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和依归结合经济与社区发展建立震后“社区生计”项目作为统摄具体服务活动展开的框架。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结合社区生计项目结合社区团结和生计的发展二、项目实施与服务提供:以伤残人员为主的小型生计互助小组培育发展为中心的多元综合的社会工作服务与手法运用(二)多元综合的社会工作服务与手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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