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论一些关於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

龚鹏程:论一些关於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去年底，去福建厦门筼筜书院演讲，本来想讲一题，叫做「论一些关於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主事者或许以为不妥，仍要我讲生活的儒学。其实我们社会上充斥着这些对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久矣，不揭其老底、明斥其误谬，国学如何推展？本月十二日，中科院研究生院任定成院长命我为该院学生演讲。我想想，仍讲此题吧，便大体评述了十个胡说。胡说也者，非胡适之说，乃胡人夷狄之说也。胡人夷狄，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此处用以泛指外邦人。外邦人对中国不太了解，渐渐经由交流而对中国有所评说、有所认识，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其认识有偏差、有不太准确处，也是很自然的。无奈近代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传统、文化不了解，竟转持外邦人之说以讥诋弹斥中国社会与文化。不仅是拾人牙慧，抑且颇有昔年北齐「汉人学得胡儿语，高踞城头骂汉人」之概，令人哭笑不得。而此等言说，数十年来，已成主流论述，盘根错节，相与纠缭於学堂教材、学会组织、政策制度、舆论气氛间，几於积重难返。我不敢奢望即能拨乱反正，各位权当讲故事听吧！这里贴的是第一则，用的都是极平常的资料，讲的都是常识，只是这些常识或许尚不被大众所知罢了。将来如有机会，再把其余讲稿陆续整理出来。论一些关於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龚鹏程一、中国：China(支那)欧洲各地对中国的称呼，基本上都是China（英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等），或为China之同源词，如法语的Chine、义大利语的Cina，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的?ína等。北欧及某些东南欧语言因字母组合ch的发音倾向读成k音，所以将中国一词写为Kina（丹麦、瑞典、挪威）。这仍可以算是「支那」的同源词。同样的例子还有希腊语的Κ?να匈牙利语的Kína，克罗埃西亚语的Kina等。这些词的语源均与印度梵语的Shina或Cina相同，发音亦均与梵文的「支那」相近。英语因开音节的i读成ai音，造成不读「支那」而读「拆拿」，算是特例。一般相信此种称呼来自梵文。梵文经典以chin（china,chinam,chinah,chinas）称呼中国。故包括马来语受梵文影响，自古亦称中国为Cina；称中国人、华人为OrangCina。由於印度与中国交流甚早，故中国人亦久已习用支那之称，如唐玄宗〈题梵书〉诗说：「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宋史?天竺国传》亦云：「天竺表来，译云伏愿支那皇帝福寿圆满」。中国的另一代称「震旦」是即「支那地（CinaSthana）」之省称。此称在中国也通行已久。对於印度人为何称中国为支那，历来有许多揣测。如《华严经音义》说：「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如此解释，或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也有人认为支那纯是声音上的缘故，与意义无关，是「秦」发音的转变，也可能来自「晋」（chin）。因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曾提到过这个远在北方的支那。两大史诗起源极早，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间，但其中地理部份成书较晚，不早於两汉，因此支那指秦或晋的译音，也都是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支那一名来源於蚕丝。证据是胝厘耶的《政事论》。胝厘耶据说曾任月护大王（公元前320——前312年）的侍臣，《政事论》中有中国丝卷（KauseyamCinapattascaCinabhumijah）。Cinapatta原意是「中国所出用带子捆扎的丝」。patta在南疆发现的驴唇体文书中写作pata，也就是「绢」。古代世界，只有中国人懂得缫丝制衣、以丝为绢，故以蚕丝之国称呼中国也不无可能。支那与蚕丝，声音也很接近。还有一说，谓支那之名未必本於印度，因为波斯也如此称呼中国。大约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古文献即记载了它东边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名称，在费尔瓦丁神的颂辞中称中国为支尼（Cini,Saini）。古代波斯文对中国有Cin、Cinistan、Cinastan等称呼，都和粟特语中的Cyn相近。因此这个名字大约是从东伊朗语传去的。古希腊则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个字的发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汉代收唇音尚未消失，说是「丝」，略嫌牵强，这个字或许也出自「绮」。最早提到赛里斯这个「绮」国的，是在西元前416年到西元前398年间担任波斯宫廷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Ktesias）。其後，西元ㄧ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博物志》写道:「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细丝着名，灰色的丝生在枝上，他们用水浸湿后，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织成文绮，由那里运销世界各地」。同一时期，希腊航海家除了知道在印度北方有个赛里斯国外，从海上也可到产丝之国。《厄立特里海环航记》指出：「过克利斯国（马来半岛）时入支国（Thin）海便到了终点。有都城叫支那（Thinae），尚在内地，远处北方。」赛里斯或支国，都是一个地方，不过通往的道路和方向不同罢了。古希腊灭亡以後，纵横欧亚大陆，作为东亚世界桥梁的是印度人和波斯人，因此赛里斯之名不传，通用的乃是支尼或支那了。不管支那或赛里斯，似乎都与蚕丝有关。但近代另有一说，以为支那之名不源於蚕丝，而源於瓷器。因为宋元以後，中国瓷器风靡世界，瓷器的主要生产地景德镇，位於南昌附近。故支那也者，昌南是也，China即昌南的译音。到底支那一名是源於中国人善思维善制作、源於丝、源於瓷（或另一说源於茶叶），恐怕谁也说不清答案。若依我看，则支那或许原本不是专指中国。据《西域地名》说：「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後以为中国之号」，可见本系泛指，後来才成为专称。大概印度边区以中国最大，故渐渐独占了这个称号。印度旁边的中南半岛，後来一直称为印度支那，就仍保存了这个印度边区的古义。但这样看就太没意思了，不如说它源於蚕丝、茶叶或瓷器。支那一名不管源於上述哪一原因，中国人都会引以自豪，觉得是嘉名，充满荣耀感。可是，近代史上情况却与此迥异，中国人并不喜欢被外邦人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认为此词深具贬义。所以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爱国志士才会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後来于右任先生更主张将「印度支那」改称「中南半岛」。着名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也将他对「支那人」一词带给他的侮辱感做了深切的描述。日本古代并不称中国为支那，都称朝代，如唐国、宋国、清国之类。直到明治维新以後才效法西方称中国为支那。那是新时代时髦的称呼，本来亦无贬义，故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的汉诗说：「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文中支那非但不含贬义，反有钦慕之情。当时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成为「日清战争」。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多把中国成为「支那」，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中国当时的留学生，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也习惯以支那标志出身国。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後，由於军阀割据，中国没有完全统一，故1913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後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由於日本长期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双方国力又消长日甚，日本恃强淩弱，侵略我国日剧，因此支那这个词在民国以後就渐渐便由美称变成了中性词，继而又具有了贬义，在国人心目中深感屈辱。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以示对抵抗中的国民政府不承认。战时如英属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华人，也统统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人。二次世界大战後，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於回避使用支那称谓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这个词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只有右翼人士口中还偶尔可以听到这一词，有些甚至会恶意地骂：支那猪！中国人当然不会喜欢支那猪这个称呼。然而，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支那猪虽然不满，日本支那猪的论述，其实却又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是包括反对日本人用支那一词来称中国者都没有认识到的。爲什麽？不爲什麽！因为五四运动以来，鲁迅等人强烈的批判国民性、改造国民性言论，理论的源头与内容都在日本人的「支那猪论」中。国民性一词，本来就是晚清由梁启超等人自日本引入的词汇。具体说中国人之国民性，亦即支那国民性如何，则是甲午战後在日本逐渐形成的风潮。把支那人描述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奢侈、好色、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妄自尊大、奴性、无国家观念等。此等老而怠废之民族，与日本人形成了野蛮落後跟先进文明之对比，上承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下啓侵华以造大东亚共荣圈之说，达成了日本侵华的理论前导。早期，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於清韩人的国民性》中，讨论中国国民性特徵时还多善意，例如：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但其後就开始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如桑原骘藏《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他列举历代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接着，1926安冈秀夫《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归纳支那国民性。该书共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於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於忍耐；缺乏同情心，富於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於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於享乐，淫风炽盛。只有“善於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再下来就是赤裸裸为侵华张目的“研究”了。大盛於30～40年代，如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於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首先指出所谓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麽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论述了一些支那民族性，如天命观、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谈中国人的残虐性时，举出的例子是：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1938杉山平助《支那、支那人与日本》更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在这种心态下，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哈哈哈，怎麽样，你很眼熟吧？没错，鲁迅说中国人的阿Q精神、中国吃人的文化、中国人爱看杀人、中国人迷信等等，都与日本这些论调有惊人的相似性。鲁迅留日的背景，使他曾受到多少日本「支那人论」之影响，自鲁迅被神化以後，几乎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研究。但撇开动机不谈，至少可看出他所开展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事实上即与日本这种支那国民性研究一脉相承，内容也差不多。鲁迅以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等，对中国人性格之讨论，仍不脱日本支那人论之范围。中国人，学着外国人骂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