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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1976)高铦等译目录出版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的一股哲学思潮，在西方知识界、学术界有着值得注意的影响。六十年代期间，法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等国相继出现了“新左派”运动和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马尔库塞一时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卢卡奇等人的著作被他们广为阅读和传播，奉为“思想武器”，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了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主要流派，如德国和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学派和法国的阿尔都塞学派等，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本书作者佩里·安德森是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他在书中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主张、流派、特点和代表人物等情况，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的分析的论述，对我们了解、研究和批判这一思潮，有一定用处，特译出，以供有关的研究工作者参考。前言关于这本小册子的特点和写作经过情况，有必要作几句说明。这本小册子是在1974年初写成的，原来打算写成介绍一些作家评论最近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本论文集。不巧的是，答应出版这本“论文集”的教育出版社在一个月以后就关门了。出版计划被取消，本书原来的目的也随之落空。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本书中存在某些异常的地方，虽然，不能以此作为请求谅解的借口。这里发表的论文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学术传统的一般内容，而不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任何特殊理论体系进行专门探讨或比较评价。这属于研究的范围，本书可以说是那种研究的绪论。那种研究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学派或理论家——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马尔库塞到德拉·沃尔佩——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本书则集中讨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结构，而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有关成就或优缺点进行深刻的评介。当然，这些人物的成就和优缺点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进行历史总结，就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2-主义的多样性进行有鉴别的分析。在本书中讨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讨论对左派来说是必要的、有益的。写作本书，并得以在今天出版，除了因其内容的特殊重要性以外，如果还有更加长远的考虑的话，那就是因为本书反映了一份社会主义期刊《新左派评论》多年来在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该刊在六十年代末期曾发表一篇论文，试图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民族文化特殊结构的范围并进行分析。其中首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英国文化明显缺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传统——这种情况具有肯定的消极色彩。《新左派评论》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意识地致力于着手弥补本国的这种不足之处，其方式是：出版和讨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最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它这方面的工作在英国常常是最早的。这项计划有条不紊进行到七十年代初才告结束。自然，需要总括一下该刊努力有计划地传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清单。本书所考虑的主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书中论述欧洲“大陆”传统的内容，部分地是以前对英国“岛国”类型所作评述的继续。英国所没有的传统（这是有损于它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标准特点中也是没有的。本书就是上述认识不断提高的产物。在评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不同形态和它的国际命运时，必须做出更为公正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本书像以往那样提出了《新左派评论》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那本已写成的“论文集”取消出自版以后不久，该刊同人从各种观点的广泛角度对本书内容进行了讨论和批评。我在准备出版本书而进行修改的过程中，考虑了他们的见解和批评。我也对那些我认为可作某些局部改动以符合其论点的地方作了修订，并对后来的发展情况作了注解。保留的文献已经尽量在其内在形式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修改。然而，自从本书最初构思以来，我感到它所强调的某些重点是有问题的，这在本书中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这些担忧在本书重新修改时并未解决，因此我把它们写进了后记，对于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进一步提出了问题，但尚无答案。第一章经典传统马克思主义从一百多年前诞生以来的历史，尚待编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时虽然较短，然而却相当复杂，而且有过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断变形和转变的原因和形式，大部分仍然未加探讨。本书要探讨的有限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并不指明精确的空间或时间。因此，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一部分理论著作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并提出其一致的结构关系——换句话说，本书要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这就需要先涉及这些有关理论家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早年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看到他们所代表的那种类型的特殊新-3-颖之处。当然，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早期史实做出恰当的说明，则必须比本书进行更加详尽得多的论述。可是，即使写一篇追溯性的概论，也会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于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头十年内。马克思（1818—1883年）是特利尔城一位律师的儿子，恩格斯（1820—1895年）是巴门市一位工厂主的儿子，两人原籍都是莱茵省人，都出身于德国最先进的西部地区的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在公众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在这里毋庸赘述。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怎样在产业革命以后第一次无产阶级斗争高潮的吸引之下、在二十多岁就逐步清理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遗产和蒲鲁东的政治理论，而恩格斯则发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现实并痛斥了把这种状况视为合理合法的经济学说；他们二人怎样在1848年欧洲大动荡的前夕写作了《共产党宣言》，并参加该年国际性起义的极左翼队伍而为革命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斗争；他们怎样在三十多岁就被得逞的反革命势力到处追捕而被迫流亡到英国；马克思怎样总结了结束于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得失，而恩格斯则总结了同时发生的德国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马克思怎样在极度贫困之中，只靠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以支援，独自在伦敦从事论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朽理论工作，怎样经过十五年的辛勤劳动以后，《资本论》第一卷正当马克思满五十岁以前得以出版；马克思怎样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参加了建立第一国际的工作，把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随后又倾注最大的努力从事其实际领导工作；他怎样纪念巴黎公社，并指导新近统一起来的德国工人政党，为将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确定总的原则；恩格斯怎样在马克思一生的最后岁月工作中以及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使之成为欧洲人民的政治动力，他在七十多岁时还主持了第二国际的建立并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欧洲大陆各主要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理论。我们在这儿并不直接来谈这两位休戚与共的人物的巨大成就，我们的目的，只想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工作的某些社会标志，这可以作为以后发展中进行比较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同时，他们的著作是长时期共同努力的产物，这种学术上的合作关系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无与伦比的。他们两人一起，在流亡、贫困和艰苦的环境中与他们那时代的主要无产阶级斗争从未脱离过联系，尽管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们同这些斗争在实际上完全没有组织上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工人阶级发展之间的深刻历史联系在1850年以后艰苦考验的岁-4-月中得到了最好的证实，那时他们两人显然被迫转入了“与世隔绝的”生活，马克思在恩格斯经常给予物质帮助的情况下，利用这段时期为写作《资本论》作了准备，最后马克思自然地被选进第一国际，并很快成为第一国际的实际领导人。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不同寻常的结合，也决非一帆风顺或立即取得一致的。他们亲身参加的唯一的一次革命动乱，就其群众性特征而言，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占了压倒的多数；小小的德国无产阶级在1848年事件中只起到微小的作用。（1）他们从远处观察的最先进的社会暴动——巴黎公社，主要也是手工业工人性质的。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第一国际的解散，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回到纯属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工业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相合。这个时期中“阶级”与“科学”之间客观联系的复杂性（至今仍然在实际上未作研究）转而在马克思著作本身的性质和命运中得到了反映。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局限性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定下了界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他们著作的接受情况和这些著作的涉及范围中看出来。严格说来，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影响，仍然相对地局限于他自己的生活领域。他的大多数著作——至少有四分之三——在他生前尚未发表过，而他已经发表的著作则杂乱地以若干种语言散见于若干国家，没有以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完整地流传于任何一个国家。（2）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才公诸于世，而他的著作在他身后发表的历史，构成了往后马克思主义盛衰变化的中心部分。马克思著作在他的时代的出版情况标志着他的思想在其对象阶级中的传播受到了阻碍。然而，相反的是，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他们尚处于从手工业工场向工厂的过渡之中，甚至基本上还没有工会组织，在欧洲任何地方都没有赢得政权的希望，这些都限制了马克思思想本身对外影响的范围。基本上说，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但是马克思却没有留下有关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同等的政治理论，或有关工人阶级政党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斗争的战略、战术的政治理论。他至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留下一些含糊的预测，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下一些简要的原则（“无产阶级专政”），还留下了有关第二帝国的著名的形势分析。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不可能超越群众创造自我解放的手段和方式的实际历史步伐。-5-与此同时，马克思从未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作过广泛而概括的论述，这对于当代人来说是更为明显的漏洞。随着大陆上新型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恩格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担当起了这个任务，那就是他写的《反杜林论》以及其后的一些有关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与无产阶级实际斗争之间的历史关系中最终的矛盾之处，在于其国际主义的特殊形式。1848年以后，两人都没有在任何一国的政党里扎根。他们以英国为基地，主要仍然超脱于当地的文化和政治范围之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有意识地决定不返回德国，而在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可以返回的。他们在创建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工人阶级全国性组织的时候没有直接发挥过作用，而是为欧洲和北美各地的战斗者和领导人出主意、作指导。从莫斯科到芝加哥，从那不勒斯到奥斯陆，他们轻而易举地扩大了通讯联系。当时工人阶级运动的狭隘性的不成熟性，使得他们在付出一定代价以后实现了比运动发展下阶段可能达到的更为纯粹的国际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继承他们的一批下一代的理论家为数仍然很少。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1843年）、梅林（生于1846年）、考茨基（生于1854年）普列汉诺夫（生于1856年）。（3）他们都来自更加落后的东欧和南欧地区。梅林是波美拉尼亚一名容克地主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坦波夫一名地主的儿子，拉布里奥拉是坎帕尼亚一名地主的儿子，考茨基是波希米亚一名画家的儿子。普列汉诺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士流亡期间参加民粹党秘密活动十年以后转向马克恩主义的；拉布里奥拉是罗马的一位已有名望的黑格尔派哲学家，他是在189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梅林在1891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已作为普鲁士的一名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