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朝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1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①,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②,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16人,仅用了1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6卷,传63卷,共1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15人继续纂修,经过1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1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1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6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1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1天。《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①。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①见李善长《进元史表》。②《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①《元史》卷一六○《王鹗传》。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①。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②。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2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1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①《日知录》卷二六《元史》。②《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6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1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①。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1门、467目、2391条。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①,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1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①,读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1964年和1972年出版了校3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①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①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①两书分别于1931年、1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1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②。全书88卷,凡2539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影印本,凡6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1986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12卷,公牍1卷,纂修通议1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1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6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②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①,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②,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③。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6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6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4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1984年5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15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