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国有银行改革一场贯穿中国30年的重大改革,终于在2010年阶段性收官,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由此载入史册。8月18日,光大银行(601818.SH)在A股首发上市。此前,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7月15日在上海挂牌上市,加上已上市的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自2003年起计划中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改革至此基本完成。这一轮改革经过近八年时间,在主政者的大力支持、主事者的巧为谋划和参与者的多方配合下,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截至11月底,仅四大国有银行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并全部跻身全球十大市值银行之列。此时,距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已过30年光阴。从四大行渐次恢复和重建,到推进商业化改革,实现从单一到具有多元化竞争的银行体系,再到基本完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经过各方不懈努力,邓小平生前夙愿大体实现。回首2003年初,由于背负巨额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几成共识。其时亚洲金融危机殷鉴未远,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改变,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速度,甚至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国有银行深层次改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据当时有关部门测算,欲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8%的标准要求,需动用大约9700亿元财政资金。而从彼时中国经济状况看,动用近万亿元资金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困局,近乎不可想象。在当时,近万亿元资金大致相当于中国一年财政收入的50%,相当于中国GDP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面对这样一笔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文数字,任何改革决策都既需要决心,更需要勇气,何况1998年实施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效果不彰,亦足以让人对类似注资计划备感踯躅。一时间,如何拯救“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决策者面临着资源和路径的双重掣肘。不过,改革的迫切性与资源的匮乏,倒逼人们以创造性思维和增量改革杀出一条血路。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汇金公司)为操作平台,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资源与路径实现双重突破。近期,《财经》杂志通过深入采访,完整还原了改革决策和实施历程。记者在采访中获知,此轮有着清晰可循脉络和精心架构设计的改革,源于一份由人民银行形成并以PPT形式提交的方案,名为《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这份PPT打破了传统央行理论,创造性提出以外汇为资源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进行财务重组。此一扩张央行负债表拯救金融机构、稳定金融体系的模式,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实现了一个制度性突破。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多个国家央行均采用了类似模式应对金融危机。经过注资、重组、股改和上市四部曲洗礼,中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实现了财务彻底改善,还同时增加了透明度、风险控制能力,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了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此次改革的溢出效应还包括对中国银行业价值的整体提升,为全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120余家城市商业银行重组、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重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经受住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考验,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并能够以巨大的资源支持实体经济,使中国经济率先迎来复苏。广而言之,此轮银行业改革不仅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凝聚和体现了中国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一位亲身经历这次改革的金融机构人士表示:“从现实意义看,这次改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毋庸讳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阶段性收官,仅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改革近短期目标的实现,其成效依然有待一个大经济周期的严苛考验。而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外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内理顺公司治理架构,并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倒逼国有商业银行积极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进而提升中国金融的整体竞争力,仍是一个有待各方继续戮力求索的未竟之局。——编者资料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历程(一)体系重建1978年改革之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银行体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元化银行体系开始重建。1979年2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1979年3月,国务院同意,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专司外汇业务。外汇管理局单列,专职负责外汇管理工作。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改称中国建设银行。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将从中央银行分离。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二)市场化尝试从1984年起,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打破严格的专业分工和界限。银行间的初步竞争局面开始有所显现。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实行商业化经营。1993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后成立,四大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正式剥离。1995年,《商业银行法》正式颁布实施。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国有商业银行迫切需要整顿,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当年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8%。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接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三)股份制改造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2002年7月,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实现海外上市。2003年12月,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004年1月,国务院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通中央汇金公司补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资本金。2004年5月,为配合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总共剥离7791亿元坏账至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6月,中央汇金公司负债融资30亿元人民币,注资正在进行财务重组的交通银行。2004年8月26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4月9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4月,中央汇金公司向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2005年10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上市,同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111亿美元。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219亿美元。2007年5月15日,交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8年11月6日,汇金公司注资农行1300亿元人民币。2009年1月16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2010年7月15日及16日,中国农业银行分别在上海A股和香港H股挂牌上市。本刊记者明了根据公开资料整理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流行,街上人流稀少。上午10时,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围坐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以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阎海旺、财政部时任部长金人庆和正在筹建的中国银监会“候任”主席刘明康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说是文件,其实只是一摞打印好的PPT报告文稿。一同前往的,还有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谢平拿起报告文稿,向在场的每一位领导分发。这次会议颇不寻常。以往的国务院汇报工作,早在头一天就将汇报材料递交秘书局,并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一次,显然参会者们在开会时才拿到材料。据悉,这份PPT共19页,每一页均文字寥寥,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及操作风险等。在这之前,国务院领导对PPT形式的汇报曾表赞赏。据熟悉当时改革情况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直到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以此为蓝本进行改革后,这份PPT文件中的操作部分,才真正形成文字稿。正是这次汇报,拉开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一次最彻底改革的序幕。“5·19汇报”取得了对国有银行重组的初步共识,获得国务院领导的认可,有关方面开始按改革的基本思路设计方案执行。据一位参与改革思路设计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评估,当初设计的方案,有70%-80%以上都得到了实现,“这在中国30年的重大改革中已属不易。”背水一战国有商业银行到2002年,已经到了举步维艰、严重危及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地步据一位了解“5·19汇报”的人士回忆,整个汇报是按照这份PPT的顺序逐页进行的,首先就对这次改革的“宏观理解”作了说明。该部分开宗明义提出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是最大的金融风险,其财务重组涉及重大资源运用,其规划是央行各项工作五年规划及政策取向的先决条件”。之所以称“先决条件”,因为四大行资产规模约占当时银行体系的70%,如果不良资产不解决,运营机制不理顺,央行的货币政策就无法传导,国民经济运行就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到2002年,已经到了举步维艰、严重危及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地步。1998年第一轮注资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状况就比外界想象的差很多。虽然当时对外公布的不良资产比率是25%,但据《财经》记者得到的数据,如果采用严格的会计制度和贷款分类标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将达到45%。到2002年下半年及2003年初,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已广受海内外关注,国际上有影响的财经媒体,均对这一问题做了报道,认为巨额不良资产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有的甚至提出中国国有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判断。在2003年初,国际著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中国内地银行全部评为垃圾级。日后进驻中国银行(601988.SH,03988.HK)的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一位员工感叹,“没想到中国银行的管理这么落后、IT系统如此之落后、员工如此之多、薪酬如此之平均主义。”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风险官汪建熙对《财经》记者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并无太多选择,只能前行。以资产规模计,银行业在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七分天下,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是银行业的中坚,四大行问题不解决,中国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就始终存在,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前车之鉴;其次,虽然当时资本市场已经过十多年发展,但资金配置功能仍微乎其微,银行业仍是资金配置主渠道,四大银行又占其半壁江山,因而国有银行体制机制性问题不解决,中国资金配置的整体效率就很难提高,也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速度,以及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研,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向传统的老工业企业发放的贷款和对盲目重复建设发放贷款,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过热时发放的贷款,国家实施企业破产兼并改制所形成的不良贷款。这三个方面各约占三分之一。这其中既有国家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因素,也有银行管理落后、内部经营风险意识差的因素。如果国家不付出一定的资源来加以解决,而是依靠商业银行自身加以解决,并非完全不行,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按商业银行经营最好的年份算,不良贷款的消化估计至少要八年至十年。环境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对《财经》记者分析,“一方面,2006年末,中国外资银行人民币市场的准入将进一步开放,外部竞争压力加剧;另一方面要考虑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根据入世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五年过渡期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中国银行业必须做好准备迎接竞争。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充分暴露,也引起了中国对于金融体系稳定的进一步重视,尤其是银行体系的风险,需要尽早解决。因此,早在2002年2月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朱基就已下定决心,提出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在是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