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和公民社会

极权主义和公民社会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三个客观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具备成熟的公民社会，个体权利意识尚未觉醒，民主、自由等意识尚未深入人心。出现极权主义的国家要么从未经历过民主而一直处于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下，要么虽勉强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根基很不牢固。二是这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深重灾难，人民生活困苦，一部分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当然，比起“救世主”们带来的灾难，这种“水深火热”也就不算什么了），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三是这个国家刚刚遭受过外来侵略，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据此产生出一种畸形的民族自尊心——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可以说，极权主义者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必然性催生“救世主”，偶然性让潜在的“救世主”找到自己的位置。极权主义者确实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人民的选择。极权统治者一般依靠社会底层苦难深重的群众的拥戴上台，政权稳固后就胁迫其他社会成员、剥夺他们的权利。这种剥夺是逐步的，被剥夺者的范围由小到大，被剥夺的权利由少到多，直至所有人的所有权利都被剥夺。极权统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当时社会一部分群众的，因而被赋予神圣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实际上却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目标往往是统治者人性阴暗面的肆意释放，是狂妄的，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极权统治者让群众忍受苦难，付出牺牲，则被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极权统治下，群众必须承担无穷无尽的苦难，而统治者则开出一个个令人兴奋却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一般长期遭受苦难的民众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情结，正是这种情结催生了宗教。这恐怕是极权主义最早期的表现形式。宗教本身不能给人们带来所承诺的天堂，因而宗教的特点，就是强调现世受苦，来世超生。宗教本身包含了一些人们长期生活形成的共识，因此宗教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起到调节、缓和人们之间矛盾，建立社会规范的作用。但是，宗教决不能与政权结合，凡是政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时代，都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神权政权合一的时代，中国的太平天国时代也是如此。但是，这些神权政权合二为一的古老政权，还不能被叫做极权主义，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具备产生极权主义的技术条件。二十世纪是人类现代化突飞猛进的年代，但是技术进步程度与社会文明的积累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性，特别是对于一些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后现代化国家被动地接受了现代化，但公民社会没有随之自然、稳固地发育成熟，落后的观念难以被扫除。产生极权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国家。对此，我的思考是：被动接受现代化的国家会产生文化与技术的不均衡发展，技术（特别是武器、交通、通讯等统治工具）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人们的文化（这里讲的是广义的文化，包含道德、思想、社会制度、公民社会发育的成熟度等等）发展却滞后。这种非均衡性导致了超级暴君的出现。而作为现代化的“发动机”，西欧和北美国家，公民社会发育得非常成熟，文化的进步先于技术进步，二者之间基本上是均衡发展的，即使国家政权陷入危机或倒塌，那么公民社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牢固根基就会凸显出来，因而也就避免了潜在的极权主义者获取民众支持而上台执政，从而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就指出：“暴君通常是作为人民的公仆出现的……在最初的日子里，一般说在初期，他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要人们相信他根本不是暴君，对个人和社会都作出很多承诺……”当读到柏拉图的这段话时，我简直惊诧万分：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柏拉图，是怎么知道二十世纪才出现的极权主义者的品行的？一、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平时所讨论的独裁制度其实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简言之，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极权主义不同于奴隶制。奴隶制度下，奴隶们虽然也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没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随时被奴隶主当作工具一样转卖甚至处死，但是奴隶们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此外，社会上还存在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而在极权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空间都被剥夺，理论上连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像奴隶制下的平民一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地位仅次于头号极权主义者的人也不能幸免。极权主义也不同于独裁的另一种形式：威权主义。威权主义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威权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威权主义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威权统治下，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允许人民的意志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例如：威权统治专制时代，很多不愿在官场沉浮的人可以选择隐居，农民在交纳赋税和徭役之后有权决定自己在田里种什么，一些看破红尘的人可以选择出家，人们有权决定自己一天做什么、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休息，大多数时候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居住地，等等。然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权利都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梦幻。极权制度可以看作人类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暴君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的桀、纣，罗马帝国的尼禄，沙皇俄国的伊凡雷帝等等。但是，这些暴君并不能被称为极权主义者，他们虽然残暴不仁，但他们的力量却有限，即使在其统治的帝国内，也存在他们力量不及的统治真空。而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电报、电话、广播、汽车、火车等现代化技术的发明，以及热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导致了三个重要后果：一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导致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区域，无论是深山老林还是偏僻小镇，那种所谓“山高皇帝远”的统治空白地带已经不复存在，一切尽在统治者的掌握之中；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力差距迅速扩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其不利于被统治者的变化，原来的大刀长矛对镰刀锄头变成了飞机大炮对镰刀锄头；三是信息手段对普通人民的使用，导致人们不得不每天聆听统治者的貌似公正的训示，接受经统治者精心伪造、阉割而具有明显导向性的各种信息，潜移默化中消磨掉反抗意识，有些甚至成为统治者的卖力走狗。在这三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统治者有组织的武力反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这个国家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并且在现代化面前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就极容易导致极权政体的建立。因此说，极权主义是某一个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彻底奴役；而极权主义者则是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超级暴君”。二、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原西班牙国际纵队成员、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其政治幻想小说《一九八四》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在极权主义者“老大哥”统治下人民生活的状况。可以说，这本小说简直就是一切极权主义国家的写真集。书中“老大哥”的那几句名言是一切极权主义者奉若神明的统治真谛——“谎言就是真理”、“无知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奴役”、“战争就是和平”——无论极权主义者以何种噱头登上政治舞台，无论极权主义者们如何赌咒发誓自己不是“以往任何形式的统治者，而是人民公仆”，但分析起来，任何一个极权主义者都无法摆脱“老大哥”的影子。因此我认为，奥威尔在揭示极权主义的真实面目方面所做出的功勋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制造借口，迫害异己，取消民主，公开独裁。这是极权主义者们上台后最迫不及待要做的头等大事。极权主义者上台以后，一般都会找到一个口实声称群众的利益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然后依此使国家进入一种“准战时”状态，公开剥夺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对人民进行无所不至的严密控制、毫无顾忌地践踏人的一切权利、彻底剥夺人民的自由。为了更便于奴役人民，极权主义者通常很愿意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因而必须竭尽所能美化神话自己，将自己吹嘘得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把自己描绘成人类一切美德与力量的化身。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极权统治者都善于玩弄装神弄鬼的把戏，大兴个人崇拜之风。装神弄鬼，制造歇斯底里的个人崇拜，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使得全体人民在癫狂的情况下失去自己的怀疑权、思考权，完完全全地变成依附于统治者个人的顺从工具。为了使得群众更加俯首帖耳，极权主义者必须寻找一个敌人，把这个敌人描绘成张牙舞爪的吃人魔鬼。因为恐惧而产生对强者保护自己的愿望是人类的本能，也并不罕见。例如很多家长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通常会用“再不听话，我就不管你，鬼就会来把你抓走”之类的话来吓唬孩子（我小时侯就常听大人这么说），这时孩子往往因为恐惧而顺从。极权主义者就抓住了人民这种心理，很擅长于编造这种“恶魔”的故事来吓唬人民。制造一个虚拟的敌人，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强化自己“人民保护者”的形象，又转嫁了因统治者自身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无能而使得人民遭受苦难的罪责。一切极权主义者都非常惧怕自由思想的传播，因此他们全都是文化和知识的摧残者。知识分子作为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一般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当极权主义者开始剥夺人民权力时，知识分子往往会产生怀疑。因此极权主义者最痛恨和讨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不是根据极权主义者的要求获得知识的。特别是从事哲学、历史、文化等人文学领域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是具有本身已经形成的善恶标准，即使表面屈服于极权主义者的淫威，但内心深处总是有“异端”的想法的；二是能够识破极权主义者的种种骗术，能够依据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分析出极权主义者所炮制的种种谣言的可信度，进而可能会动摇极权统治的根基。由于极权主义本身就建立在暴力和欺骗基础上，暴力害怕良心、骗术害怕知识，极权主义者把从事人文领域研究的知识分子视做自己的心腹大患，因此这部分人往往得到极权主义者的格外“垂青”。极权主义者一般首先拉拢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如达不到目的就迫害；即使有拉拢过来愿意为极权主义者效犬马之劳的，也还是不放心，时机一成熟还是要想法消灭掉，这种消灭片刻不会停止，直到极权主义者死亡。而理工类的知识分子由于一方面知识面大都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知识不多；另一方面极权主义者还要依靠他们掌握更先进的杀人武器，因此他们处境要比人文类的知识分子好一些，只要不公开反对极权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往往给予他们很高的地位和待遇。极权主义者们对群众都无一例外地采取愚民政策，这种愚民政策有的是不许老百姓获得知识，有的则是直接插手教育，利用教育灌输谎言、培养自己的忠实奴才，为此，他们不惜侮辱人类文明、侮辱先贤，而对自己“大树特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五个特征：绞尽脑汁地扼杀思想、摧残文化，公然践踏文明，愚弄人民。极权主义者为了便于把人民分而治之，都非常喜欢把人民人为地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以挑动各个等级之间互相仇恨，互相争斗，削弱人民反抗力量。当然，他们把自己放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别人则被放在被奴役、被屠杀的地位。极权主义者为人民划分等级的理由是近乎荒谬的，有的依据种族，有的依据信仰，有的则依据家庭经济状况。他们把因这些理由而产生的客观差别强化，而不是致力于使之缩小或消失，造成社会的裂痕。由于人类自身还处于幼年时期，人民对和自己有差别的人群总是心怀敌意，即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极权主义者们的这种挑唆很容易引起人民中大多数的共鸣。这就是极权主义的第六个特征：尽一切可能把社会分裂成若干个森严的等级，拼命煽动各个等级间的互相仇恨与歧视，让他们彼此进行无休止的争斗、以达到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