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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文学史学，是建立在他自觉实行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法的基础上的。这是章氏学术的整个指导思想，当然也是其文学史学的基本方法。他是在整个学术文化与文献源流的整体中阐述文学的发展历史的，这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界域的逐渐形成，内涵的逐渐清晰，是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的。《文史通义》中的《诗教上》、《诗教下》两篇，正是章学诚所建构的整体文学史。其基本的结构是，通过“诗教”一义，来确立文学的本质，也即文学史的本体。他对文学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后世的文学渊源于“六艺”中的“诗教”：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曰：①《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下》，第18页。②《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8页。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一期·116·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故秦人禁《诗》、《书》，《书》阙有间，而《诗》篇无有散失也。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后世的文人文学，是一种个人著述，属于“私门著述”之一，但文人文学是在文学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生的。文学的源头，并不始于文人文学，也不始于书面的著述，而是始于口头的创作。在这里，章氏清晰地指出这个早期文学史的事实：“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章氏又著有《言公》上中下三篇，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古人为道立言、因事立言；有立言之功，无著述之私。他写作本篇的目的，是为了批评后世因以著述、文章为个人所有，而使道术裂、人心坏，即所谓“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但从学术史的意义来看，则是揭示出典籍与文章从早期的群体著作、口耳相传到后来的私家著述、书于竹帛的发展过程。这个重要的结论，同样也揭示早期文学史的发展真相。古代的文学，有一个从早期的口耳相传到后来的书面写作，从早期的群体的抒情、言志、叙事到后来的个体的抒情、言志、叙事，从早期的无名氏、无著作权到后世的文人个体、有著作权，这样一些方面的重要发展。用章氏的概念来说，就是文学史经过“言公”时代的文学到后世“言可得而私”的个体创作的时代。章氏在《言公上》中从“言公”的角度出发，引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之语，来揭示《诗经》教化功能的生成原因。同时在《言公下》中，他又指出后世文人的写作特点：于是泛滥文林，回翔艺苑；离形得似，弛羁脱韅；上窥作者之指，下挹时流之撰。口耳之学既微，竹帛之功斯显。事实上，正是由于口耳之学微，竹帛之功显，中国古代的文学才得以迅速地发展。所谓辞章之学，正是口耳之学衰落后发展起来的。而“文学”这个词的根本意义，也正是指作为泛学术性的、古代文人的文辞之学，其重心正是落在文人文学上面的。撇开章氏贬低文人文学的价值评判不论，他对这一文学史发展真相的揭示，则是富于创见。虽然在章氏之前，刘知几等也已经指出过从口耳到竹帛的变化情况，但章氏从言公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个问题，其深度是远超过古人的。上引《诗教上》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章氏从“深明于道术精微”的学术思想出发，在建构文学史时，一开始就重视文学的本质，即他所说的“达衷之言”，亦即表达内心情志的一种语言艺术。这种语言艺术的重镇即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的诗歌，所谓“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章氏论诗，重视诗歌具有乐的本质，这是与他以六艺为先王政典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作为先王之政典的诗歌，是先王礼乐教化的一部分，诗是以乐的形态呈现的。从学术的渊源来讲，章氏的重乐的诗学观，是接受了郑樵以歌谣、乐章为诗之本体，认为诗在声不在义的观点。更重要的一点是，章学诚对“诗”这个概念的使用，是带有辨析性的，他批评后世“论文拘形貌之弊”（《诗教下》），所以并非简单地从体裁形式方面来体认何者为诗，何者非诗，而是从艺术的实质精神方面来辨析性地使用“诗”这一范畴。他指出：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于六义之教也。①《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8页。②《文史通义校注•言公中》，第182页。③参看钱志熙《从群体诗学到个体诗学——前期诗史发展的一种基本规律》，《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文人文学的发生与早期文人群体的阶层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班固《汉书》卷六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⑤《文史通义校注•言公下》，第194页。⑥郑樵的观点，详见其《通志•乐略》。参见拙著《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引言部分。⑦《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9页。论章学诚在文学史学上的贡献·117·这就是首先确立了诗赋的本体，并据此衡鉴古今的创作。于是就出现这样两种情况：即古人的声韵之体，并非都属于诗；后世的诗歌创作，也有不符合诗的六义标准的。章氏的“六义之教”，虽然使用了传统儒家诗学的范畴，但他同样是思辨性地使用这个概念的，其实质即指诗的本义。对于声韵之文不尽通于诗，章氏具体地指出古代经子文章中普遍使用韵文之体，后世杂艺百家也有借用五七言诗的体裁来传播知识这样两种情况：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所以便于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所以通卜筮，赞幽玄也。六艺非可皆通于《诗》也，而谐言不废，则谐韵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韵，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于《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率用五七言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协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之遗范也。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一句话，衡鉴诗的标准，不在于体制之有韵与无韵，而在于“存乎咏叹”的创作性质与“近于比兴”的表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章氏学术体系中的“诗”这一范畴，即是他所理解的真正的文学，亦即纯文学。所以《诗教》上下篇，并非专论《诗经》及先秦诗教，而是使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依据上述文学要义来梳理古今纯文学的源流。其所论不仅一般的经学家所不能见及，亦非一般的文学史家所能言。他关于文学史的一系列的见解，的确是揭示真相的学术发现，而非由先入之见、由概念捏合的架空之论。《诗教上》中，章学诚具体地阐述了中国文学史发展源流，它的要点是古代的文学源出于六艺，体备于战国诸子之文，而流变为汉魏六朝的文集。他首先提出战国为文学发展之关键的观点，并认为战国之文源出于六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以奉道而折诸家之文。六艺即六经，其中《诗》与《乐》，都是先王政教之典的传述，并非私人的著作。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阐述，古代的各种经典，都是从原始时代到文明时代，各民族的制度、思想、文化的集成，不同于后世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文学家之个体创作。文学之要义有二：一为源于人类抒情言志、娱情悦志的天性的表现；二为源于人类在语言上的审美追求，故其性质为抒情言志的语言艺术。这两点用章氏的话语来说，就是“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正因为上述的原理，所以人类自原始时代开始，就有了文学的创造。六艺即为原始以来文化之集成，则文学的渊源，自然也存乎其中，而《诗经》则为六艺文学的核心。《诗经》之外，论文学之质，则《易》、《书》、《礼》、《春秋》之中皆有叙述、有抒情、也有比兴，而“修辞立诚”，则为六艺的共同宗旨。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构成中国文学的两大主体的叙事之学与抒情之学，都可追溯于六艺之文。可见六艺的全部，虽非即是文学，但其中具有文学因素，所以章氏论文学之源流，溯于六艺。其实际的观点，是认为《诗》教的文学，是建立在六艺之文的基础上的。文学之道，也包含在六艺之文中，其要旨仍为“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章氏的这种观点，比起刘勰《原道》、《宗经》、《征圣》的文学观念，更具一种科学的分析性。这是他在传统儒家的文学观的基础上，根据文学本体的辨章所得，①《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下》，第79页。②《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上》，第60页。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一期·118·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建构先秦的文学史，如果理解与定位六经文学的性质，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章氏“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观点，常为学者所引用，可以说是章氏文学史学中唯一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观点。但是，章氏以战国诸子文章为文学史上从六艺之文、先王诗教到“后世之文”的最重要的承转之处的全部用意，以及这个观点对于揭示文学史真相的意义，却未必为学者所尽知。首先，章氏所说的“文体备”，一般都认为是指文章体裁的完备，如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就引刘勰《宗经》和章氏本人的《论课蒙学文法》关于各种体裁分别源于六经的看法，来注释章氏此语，认为章氏观点“是后世之文并导源《五经》，特至战国而其体始备”。这种看法有代表性。这当然也是章氏所说的“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一种意思，但并非其全部意思。他说的“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的更重要的意思，是指后世文人以文辞为专尚的个体的文学创作的体制与性质，是开端于战国时代的。所以这个文体，不完全是指体裁，更主要是指文学之体，是文学的体制与性质。我们看他后面的具体论述，即可知道这一点：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可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在这里，他要追溯的是文人文学的源头，即章氏所说的“后世之文”，是一种不同于六艺之文的个体创作。章氏认为这种个体创作的辞章之文的体制与性质，至战国方才具备。这是因为六艺之文，是先王政典，是道的全体反映；后世文人之文，才是个人的抒情言志、修辞骋才，是道与文的分裂，也是文的确立。而“奇邪错出，而裂于道”，从道与文的分裂而孕育后世的辞章之文的逻辑的起点来讲，正始于战国诸子之文。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战国诸子之文，虽源于先王政典与专门治术，但却是淆驳不纯，多为个人思想、情意之发抒，所以就其实质而言，已具有个体抒情、个性表现的特点。诸子之文就抒情一端而言，实源于六艺之《诗》教；就其个体抒情而言，实开后世文人之文的先端：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然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虽有纯驳高下之不同，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章氏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六艺之文、战国之文、后世之文的联系与关纽，其最关键的一个范畴，仍是“情志”。先王礼乐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