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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玄學第一節何晏與王弼第二節阮籍與嵇康第三節裴頠、向秀與郭象丁四新學苑何晏像《何晏傳》：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歐陽修《望江南》：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論語集解王弼像、書影書影玄學是三國魏晉時期的一種思潮，它一改漢代哲學的繁瑣和神秘，吹起了一陣思辨的清風。這一時期的哲學家圍繞有無、本末、體用、動靜、言意、自然與名教等論題展開玄思，建立起了各自的思想體系。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正始時期，魏晉玄學的形成期，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第二個階段，竹林時期，這是玄學的拓展期，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第三個階段是元康時期，這是玄學的成熟期，以裴頠、向秀、郭象為代表。魏齊帝曹芳正始年間（西元240—249年），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道加儒：以“無”為本，探討有無、本末、體用等之辨，振起玄風，開啟了魏晉玄學。此期經典：《論語》、《老子》和《周易》。長樂未央第一節何晏與王弼一、何晏的思想簡介。何晏（约193—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其祖父是汉末的大将军何进，其父早亡，母亲尹氏为曹操所纳。何晏依附曹爽，成爲曹爽与司马懿权力斗争的犧牲品。《魏书·何晏传》說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著作多已散佚，保留完整的有《论语集解》和《景福殿赋》。另外，《列子》张湛注还保存了何晏《道论》和《无名论》的部分佚文。何晏主張以“無”為本，提倡“貴無論”。他認為“道”是《周易》所說的“元亨日新之道”，此“道”幽深玄遠、不可聞見，因此從根本上講，“道”的本性是“無”。《列子·仲尼篇》張《注》引何晏《無名論》：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天地萬物是有所有。無語、無名、無形、無聲才是“道之全”。道物→有無。“道”的本性是“無”，“天地萬物”的特性是“有”。《列子·天瑞篇》張《注》引何晏《道論》：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第一節何王的交往。何晏長王弼三十餘歲。王弼對他談起了自己注釋《老子》的一些心得。何晏認為王弼的注釋要遠勝過自己，稱讚道：“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二、王弼的哲學簡介。王弼（226—249年），字輔嗣，魏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人，魏晉玄學最重要的奠基人。《三國志·魏書·王弼傳》注引何劭《王弼傳》說王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與裴頠討論“聖人體無”問題，與何晏、鐘會討論“聖人”有無喜怒哀樂問題，與荀融討論《周易》“大衍義”等。為人高傲，不通人情，“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正始十年（249年）秋，因身患厲疾而早逝，年僅24歲。有《老子道德經注》、《周易注》、《論語釋疑》、《老子指略》、《周易略例》等，收錄在樓宇烈校釋的《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第一節王弼提出“以無為本”，“舉本統末”，第一次引入“本末”概念來討論“有無”的關係。《老子》四十章弼《注》：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老子指略》：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他的“以無為本”帶有明顯的本體論色彩。提出了“崇本息末”的主張。《老子指略》：《老子》之書，其幾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觀其所由，尋其所歸，言不遠宗，事不失主。文雖五千，貫之者一，義雖廣贍，眾則同類。解其一言而蔽之，則無幽而不識；每事各為意，則雖辯而愈惑。《老子》五十七章弼《注》：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以奇用兵也。本末-有無-道物（本體與現象的關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寡治眾，以靜制動，約以存博，簡以濟眾。有無之辨與孔老優劣：孔、老是體有還是體無？《三國志·王弼傳》注引何劭《王弼傳》：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第一節言、象、意之辨：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立象—意；設卦—情偽；繫辭—言。《繫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則陽》：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天道》：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第一節第二節阮籍與嵇康阮籍像、阮籍墓嵇康像“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位名士。此一时在經典上《庄子》取代了《论语》的地位。《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阮籍和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二人以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将玄学探讨的問題伸展到文学、美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并以親身实践玄学的精神。由此，玄学成爲一種社會思潮。一、阮籍的思想：自然為本，名教為末簡介。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晉書·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性格衝突：一方面，阮籍狂放傲物，自視甚高，“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謹慎，“口不臧否人物”，甚至能與司馬氏集團也保持良好的關係。阮籍嗜酒，“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哲學著作有《大人先生傳》、《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等，有《阮步兵集》行世。第二節故事：與鄰家女同臥；司馬昭求親，籍一醉60日；青白眼；送嫂歸省，受譏訕，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哭掉兵家之女；《世說新語·任誕篇》還記載了他喪母時的舉動：“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發坐床，箕踞不哭”。而當他將要埋葬母親之際，卻蒸了一隻小肥豬，喝了兩鬥酒，喊了一聲“完了”，便口吐鮮血。自然為本，名教為末。在《大人先生傳》中，“大人先生”與“域中君子”相對。“大人先生”是與道同體、與天地並生的，它行為高妙，不拘於俗，以天地為家，與造化為友，視自然為生命。而“域中君子”則是“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它循禮守則，“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以名教為圭臬。這兩個形象的鮮明對照，體現了阮籍崇尚自然、反對名教的自由精神。二、嵇康的思想：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宿縣)人。第二節《三國志·嵇康傳》裴松《注》：（嵇康）少有俊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嘗采禦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死于司馬氏之手。他的哲學思想的有《聲無哀樂論》、《養生論》、《釋私論》、《難自然好學書》和《與山巨源絕交書》等。有《嵇中散集》行世。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指的是社會的等級名分、倫理儀則、道德法規、制度典範等等的統稱，《後漢書·獻帝紀》：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自然”則是指人的本初狀態或自然本性，同時也指天地萬物的自然狀態。王弼調和二者的關係，主張“名教本于自然”，以“自然”為本為體為無，以“名教”為末為用為有，強調名教應該順應人的自然本性。阮籍則以“大人先生”的形象喻示了自然對名教的突破。但是直到嵇康纔明確地把“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作為哲學的主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釋私論》的思想主張。第二節在嵇康之時，儒家名教思想包括忠、孝、節、義等規範已經逐漸被篡權的司馬氏集團所利用，成為他們維護統治、鉗制人心的有效工具。嵇康深惡這種現象。又受道家思想影響，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因此他不願接受名教的規範和束縛。他認爲，認為名教是違背自然本性的，是對大道的陵遲。《難自然好學論》：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又：故吾子（指《自然好學論》的作者張邈）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明堂為丙舍，以誦諷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睹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缺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與山巨源絕交書》：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又：老子、莊周，吾之師也。第二節对司马氏所倡导的名教，嵇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遠離政治：与竹林好友欢聚纵酒、啸傲弹琴；或者避居山阳，以锻铁为生，自得其乐。山涛（山巨源）推薦他繼任吏部郎，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公開表示絕交。他自述不願從政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表面上陳述的是自己與政治不相諧的生活習慣和性格喜好，實質上表達了他對當時的禮教和政治的嘲諷與厭惡。如說“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孔”，矛頭直指宣揚名教觀念的司馬氏集團。他自言其志向不過是“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一日，鍾會來到山陽尋訪嵇康，欲藉以自重。嵇康正在鍛鐵，旁若無人。鐘會等人正欲離去，嵇康突然發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後來借機陷害嵇康，將其下獄；並上奏說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司馬昭下令處死。臨刑，彈奏《廣陵散》一曲，從容就義。第二節向秀、郭象像郭象《莊子注》元康时期是魏晉玄學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裴頠、向秀和郭象。前者提出了崇有論，修正了贵无论的偏失；后两者通过注《庄》，将玄学发展到极致。一、裴頠的“崇有”哲学：始生者自生也、濟有者皆有也裴頠（267—300），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人。他自幼发奋读书，博学弘雅有远识，时人称其为“言谈之林薮”。他曾历任要职，后为司马氏杀害。在裴頠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一些极端现象，一些人以为非礼毁法就是自然，于是裸体、纵酒、放荡、服食，无所不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风气。裴頠不同意何晏、王弼的貴無論，主張世界的本源是“有”。《晋书·裴頠传》引《崇有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矣。第三節裴頠、向秀和郭象二、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向秀（約227—272年），字子期，河內懷（今河南武陟）人。嵇康被殺害後，向秀出任一些閒職，“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有《莊子注》。郭象（252—312年），字子雲，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晉書·郭象傳》說他“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有《莊子注》。《世說新語·文學篇》、《晉書·郭象傳》說《莊子注》的原作者是向秀。《晉書·向秀傳》說向秀為《莊子》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而“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現存《莊子注》，當爲二人共同成果。郭象不同貴無論，也不完全贊同崇有論，認為“有”既不能生“無”，也不能生“有”；“有”只是自生、自有。《莊子·齊物論注》：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第三節萬物獨化。萬物所謂自生、自為、自有，《莊子·齊物論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