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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理工学院毕业论文目录引言...................................................................1二、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的兴起与繁荣...............................1(一)、8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起........................................1(二)、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繁荣........................................5三、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原因.................................7（一）、中国自古就有对话体传统.......................................7（二）、宽松的文艺政策...............................................71、解放思想的观念深入人心................................................................................82、“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时代结束......................................................................83、“右派批评家”重返文坛..................................................................................8（三）、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91、被“文革”搁置的文论问题需要解决............................................................92、多数批评家自觉使用对话体形式....................................................................9（四）、对话精神的建立..............................................10四、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兴盛的影响................................10（一）、对新世纪对话体批评发展的影响................................11（二）、对批评者的影响..............................................12（三）、对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12（四）、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13结语..................................................................13参考文献..............................................................15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常熟理工学院毕业论文1论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引言对话体文学批评文体是一种以对话为呈现形态的批评方式，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话者对某种文学现象、某一文学思潮或者某个作家、某部文学作品进行共同批评讨论和对话交流而形成的一种文学批评文体。巴赫金说：“对话关系无疑绝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要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须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①因此，我认为对话体批评从形式上来说，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是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批评主体，这是对话展开的前提条件。其次是必须要有讨论和对话的焦点,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有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最后，从批评文共同的特征来说，在对话体批评中，批评主体围绕话题展开讨论，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必须是在同一个文本中呈现的。事实上，对话体批评并不是新时期的产物，相反，它是一种古老的文艺批评体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对话体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的交锋与对话使对话体批评出现在了大量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论语》实际就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以语录体和对话体的形式编撰而成。在古代西方，最典型的对话体文艺批评莫过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用对话体写就文艺批评文集——《文艺对话录》。纵观中国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史，对话体批评样式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绽露头角。例如徐可在《谈谈落花生的评论特色》一文中提到：“茅盾在写《落花生论》时,假借主客体对话，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而成。”②而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真正走向兴盛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文将对20世纪末中国对话体批评兴盛的状况、原因及影响展开研究。二、20世纪末中国的对话体批评的兴起与繁荣(一)、8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兴起对话体批评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并在批评界形成一种气势是到新时期以后。①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②徐可在：《谈谈落花生的评论特色》，1985年第1期,第3页。常熟理工学院毕业论文2“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继“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后的第三个文学时期。因此，这里的“新时期”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多的标示着中国当代文艺新的精神走向，包含着打破束缚、推陈出新的意味。在新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思潮的发生与更迭愈加频繁，文艺争鸣愈演愈烈。1981一1984年前后,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杂志、大学学报以及报刊上出现了大量商榷性的文章。如曾繁仁的《论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与薛涌、王瑞生同志商榷》,周来祥和栾贻信《也谈艺术的本质——与何新、涂途商榷》、鲁子涛的《我对列宁讲的“自由的文学的理解——与杜书瀛、李中岳二同志商榷》,鲁枢元的《关于灵感论的一点质疑——与庄其荣同志商榷》以及庄其荣与之相回应的《关于艺术认识与审美创造的几点浅见——兼答鲁枢元同志》沈敏特《批评不能靠臆测——与刘金同志商榷》,吴国琳、王新民《究竟谁离真理更远——答刘金同志》等等。这类商榷性文章大多发表在著名的文艺类杂志上，如《读书》、《文艺理论研究》等，因此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向更多的读者和作者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在文艺界有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讨论。同时这种商榷的方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商榷的各方态度是平和的,地位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文艺批评者们文艺、文学理论领域各种问题发表的观点被尊重和关注，他们获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对促进新时期真正的对话体批评文的出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商榷性文章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体批评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商榷性文章往往是对另一文章即目标文章提出质疑并进行讨论，参与讨论的对象往往就是目标文章的作者，而目标文章的作家往往是在其他文本中答复商榷者提出的问题。（如：鲁枢元的《关于灵感论的一点质疑——与庄其荣同志商榷》和庄其荣与之相回应的《关于艺术认识与审美创造的几点浅见——兼答鲁枢元同志》）。而对话体批评最常见的形式是讨论双方或多方观点集中呈献在一篇文章里。另外，商榷性文章在学术上的讨论多是“单向质疑”，鲜有“双向交流，对话体批评是对话双方无阻碍地自由交流的呈现。这也是商榷性文章和对话体批评主要的不同之处。那么新时期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体批评文是什么呢？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中提到：“就笔者视野范围，新时期最早的对话体批评大概要算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常熟理工学院毕业论文3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①这篇对话体批评文记录了一个新艺术家与他的一位友人在初夏的某天傍晚在公园的长椅上又谈起了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艺术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辩与探讨。如果说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商榷性文章为新时期的对话体批评奏响了前奏，那吴亮的这篇《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正式拉开了新时期对话体批评的序幕。在大多数批评者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对话体这一批评体式的作用和意义时，吴亮又是如何想到用这种方式呈现对话双方的观点的呢？吴亮在《答友人问》中如是说：“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一份由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②确实，对话实际上是一种双向交流，在对话双方的平等交流、言语交锋中碰撞出的思想的火花蕴含着极大的价值。正如吴亮所说，这种对话或者没有一个十分明朗的结果，但是这种未成结论的思想最逼近真实，也非常吸引接受者，它驱使着批评者自觉地记录下交谈的内容，于是对话体批评应运而生。虽然吴亮的这篇《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文艺批评家的注意，甚至已经有不少批评家认识到对话、交流在文艺批评领域的重要性，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直接以对话体的形式呈现出的批评文很少,也就是说，批评家很少直接将对话内容写进文本。很多批评家还是倾向于一些商榷性的批评文体。随着讨论问题的增多和讨论话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意识到商榷性文体的弊端。商榷性文体讨论的双方在不同的文本中,而且往往发表在不同的报刊、杂志上，导致沟通交流上的诸多不便，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拖延了文艺界争论、解决的进程。商榷性文体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当时文艺论争的需要。从1981年到1985年，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关注成为文艺界的热点问题。波特莱尔、卡夫卡、海明威等作家名字逐步被国内文艺界熟悉并接受。大量新潮文学、电影、音①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61页。②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2卷第4期,第15页。常熟理工学院毕业论文4乐等也涌入大陆。1983年周扬在几年马克思主义诞生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很多批评家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在这场讨论中，西方的许多文论、哲学思潮被引进。这一时期，文艺争鸣的焦点也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围绕具体作品转向纯粹的理论性问题。如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批评方法问题，这样就引发了“新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文艺界的这些讨论的广泛性和迫切性使批评家们急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比商榷性文体更便于争论的批评体式。同时，1985年、1986年这两年，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又成为了评论界的热点问题。批评家们将眼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对话体批评这一古老的批评文体。对话式的批评文体也重新登上了评论界的舞台并大放异彩。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的对话体批评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方面是由于这三位作家当时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比较高，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其观念上的现代性和文体形式的新颖性吸引了大批读者，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侯文宜在《论二十世纪末期对话体批评》中这样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