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时间持存理性---兼评普列高津确定性的终结timesustainsrationality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科学询问“这是什么?”从而将世界客体化,并且由此确立“理性为自然立法”的地位。存在者在时间之流中持存,时间之流的“瞬时性(temporality)”与存在者的“必死性(mortality)”并行。海德格尔区分说:存在者不是存在,时间之流不是时间；存在与时间互为决定。“存在”于空无之背景中衬托出万有；“时间”从未来之无限可能性中揭示存在者的存在。凡“有限”者,总是时间内的有限。人的理性,因人不能成为神而不能不是有限的。故而理性在时间内持存,如康德所言:时间是意识之流的存在方式。理性,因为是有限的,就不能不将无限可能性“立法”为有限的,否则“世界”对理性而言就无从理解。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世界仅对理解着的人敞开自身。但世界又向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敞开,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原本不能被客体化。科学询问“这是什么?”就意味着由理性为问题提供“世界图景”,提供一套“生成原则”,从而理性可以告诉自己:世界就是如此这般(按照它的生成原则)运行着的。因此“science”的原初形态是“physis”(物2理学),是“genesis”(发生学),是“alethea”(解蔽),是被希腊人视为“发生着的”现象及其“现象学”。我们必须明白,“发生着的”决然不同于“存在着的”。前者经由时间向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敞开;后者已经放弃了无限可能的(空无的)存在方式而显现为此时此地有生有灭的存在。科学原本是对“发生着的”无限可能性的“惊讶”,却经由形而上学显现为对“存在着”的客体的分类和立法。科学原本是以动态的眼光理解世界,却经由神学本体论转为以静态的眼光理解世界。理性原本是“对话着的逻各斯”,是思想经由对话开展和认识自身。就这一点而言,原本没有东方理性与西方理性的区分。对话便是承认事物的“多向性”,是面向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是有限理性理解无限可能性的本真方式,是“语言动物”克服语言局限性从而可以思考“无限”的(至少在我看来)唯一的途径。作为对话的逻各斯决然不同于沦为“逻辑”的逻各斯。前者充满着内在冲突和矛盾,从而充满着惊讶,创造,和生命力量;后者以去除矛盾为己任,在追求“清晰”的过程中将“思想”异化为最完善的,神的体系的奴仆。有神的文化,亦有形而上学的命运;无神的文化---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既没有神学也没有科学。在世纪末“科学之终结”的阵阵感叹中,普利高津发言了:“科学不会终结，...人类正处于新理性诞生的转折点上,未来的科学将不再以确定性为基准...。对于不稳定系统,我们必须在统计水平上描述动态过程的基本定律”(ILyaPrigogine,TheEndofCertainty:Time,Chaos,the3NewLawsofNature,TheFreePress1997)。普利高津这本小书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大自然的新定律缘起于他将自己的在时间与永恒之间翻译成英文本的工作,这一翻译工作导致了大量理论计算和新的理论眼光,结果造成这部几乎全新的著作。这本著作的关键内容在第五章(“超越牛顿定律”)和第六章(“对量子理论的一个统一处理”)。普利高津通过这两章的讨论告诉我们,不论在牛顿力学中还是在量子理论中,都存在着波普所谓“决定论的困境”(参见KarlPopper,TheOpenUniverse:AnArgumentforInderterminism),而波普讨论的这一决定论困境又与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未来是给定的吗?亦或未来是不断地被塑造着的?”普利高津在耐心解释了“复杂”现象(以及他的老本行“耗散结构”)之后写道:“我始终相信,我们对于耗散结构的起源的理解,以及更一般地,对于‘复杂’的起源的理解,是当代科学面临的最令人神往的概念问题之一。”关于“复杂”,我建议读者去读我写的评论“面向综合的时代---兼评复杂”(页285-295,汪丁丁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我在这里要引述的是我在另一篇述评“探询科学之终结”(页296-307,汪丁丁回家的路)里写过的:“波普晚年的几次演讲给我印象深刻。他在趋向的世界里试图说明牛顿物理学里的每一个‘力’都应当被一个具有无穷多概率分量的‘趋向’代替,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不确定的世界。沿着这个思路,普利高津于1997年出4版了英译本确定性的终结...作者在书中试图以概率分布的数学描述扩展牛顿经典力学...和现代量子力学...这条思路确实触及到了现代科学的要害问题:科学需要不断精确化其概念体系,需要不断细化其可操作的概念边界...。由于测不准原理以及量子力学已经成为与广义相对论并列的物理学理论基石,科学不再成为精确学科,科学不再有能力预测未来,所以‘科学死了’...。新科学的精神也就是‘后现代’的精神,科学范式从‘确定性’的改变为‘不确定性’的,从‘连续性’的改变为‘非连续性’的,...”普利高津对以往科学的批判落实为他对“时间”的理解。由于耗散结构与“复杂”在世界秩序的发生过程中所起的奠基作用,由于在可逆的数学的“时间”模式中不可能出现耗散结构与“复杂”,所以,如普利高津试图指出的那样:由量子理论与古典力学统治着的“时间可逆”的世界不可能出现创生过程。新的科学必须重新理解“时间”本身。普利高津写道:“...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引证马丁.海德格尔和其他人的话,...说明‘时间’自前苏格拉底时代至今,始终是个未解决的主题。”在另一处他这样宣称:“...我们正在目睹新科学的诞生,这一新的科学将不再局限于将世界理想化和简单化,而是要反映出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这一新的科学将视我们和我们的创造能力为大自然诸多层次上发生着的基本趋向的一部分。”让我将话题转到目前正被理论家和哲学家们密切关注着的,关于5宇宙为何如此这般地存在着的“统一大理论”方面,其许多可能版本当中的一个,按照诺贝尔奖得主魏因博格的表述是这样的:...作为一个极端的可能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诸多可能的统一大理论当中只有一个获得了逻辑上最终的一致性从而成为唯一地逻辑可能的事情,...并且在由这一唯一的逻辑可能性所表述的宇宙中,智能生物的存在是可能的,是与基本定律不冲突的可能性之一...。最后,假如在这一唯一可能的大理论所描述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智能生物的实质就在于不断询问大自然之诸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将可以认为我们找到了最终可以与包括人类理性在内相自恰的大理论(参见页237-239,StevenWeinberg,DreamsofaFinalTheory:TheScientist'sSearchfortheUltimateLawsofNature,RandomHouse,1992.注意,我这里的转述没有加引号,因为这是经我改写的看法)。普利高津和魏因博格的看法,在我看来正合了我这篇文章的标题:时间持存理性。但是“理性”在它现代的存在方式中尚无法面对“时间”,因为时间的本质在于从“未来”的无限可能中显现出现存的万有。为了面对时间,理性,至少在我看来,必须回到它当初的存在方式中去,即以“对话”方式展开着自身的逻各斯。这里我要引赫拉克立特的一段“残篇”来结束我的文章:“尽管逻各斯是被分享着的,多数人还是活得好象其思想是私人占有物那般”(页29,CharlesKahn,TheArtandThoughtofHeraclitus:IncludingGreekOriginalandEnglishTranslation6oftheFragment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原文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思想评论周刊”1999年某期）螳螂自语人类,更确切地说,人类当中居住在北半球的那部分人,正在走向西历两千年的终结.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恐慌,因为上帝已经被宣布死去了,现在,人类历史,至少西方人的历史似乎也在接近终结.然而西方人的文明正是地球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文明,西方人历史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全球人类历史的终结.我们非人类在这方面确实好一些,因为我们,例如我们螳螂一族,都是自然的朋友,不像人类那样,用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把整个地球的极大部分面积搞得寸草不生,并且这些水泥地表的面积仍在迅速扩张.从地图上看,被人类称为城市的这些水泥块先是从欧洲南部,然后从欧洲北部,到美洲北部,再到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从所有这些地方突然冒出来许多这样的巨大水泥块.要命的是,从这些水泥块里面往外流淌着的,是带有巨毒的污水和浓烟.这些污染物铺天盖地而来,把海水,森林,大气和泥土都弄脏了.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正在帮助人类.大约是三十年前吧,有一群异常智慧的螳螂,我记得(如果我不会搞错的话)他们都是从我外祖父的表哥那一支里发展出来的(我们螳螂的婚姻关系是很讲究的,不像人类现在这般混乱).这些异常智慧的螳螂曾试图阻止人类毁灭地球的行7为.他们发明了生物技术使得他们可以模仿人类的身躯和面孔,他们借了这样的假面具混入人类社会,在大都市里结交人类朋友,组织绿党来影响人类政治,例如投票反对发展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和技术.据说在素食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是那一族螳螂里面的人.此外,我还认识两三位有名的哲学家,也都是那一族螳螂的后裔.辨别我们螳螂人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是素食主义者,我们异常智慧,我们身材细高.另外,我们头发很少,这是因为在生物技术上还没有办法让头发长得茂密起来.总之,就是我们这样的智慧动物在帮助人类挽救地球.例如我自己,除了出身螳螂所以知道许多螳螂知识外,没有什么人类知识是我没有学过的.只不过我太喜欢夏威夷,所以我混到的一切文凭都是夏威夷大学的,西方人不太愿意听一个从夏威夷大学毕业的学者的言说.事实上我和我的螳螂妻子游学于世界各地,发现只有中国大陆的人类还听得进去一个从夏威夷大学毕业的学者的话，因为他们似乎更看中我的语言能力.顺便说一句,人类很少能够理解我们螳螂的语言能力来自我们非常突出的前额,而且人类也不能理解我们螳螂的卓异智慧是从我们具有的突出的大眼睛那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大眼睛让我们洞察一切深层的东西.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况且没有上帝的观念,所以中国人真的不很害怕西历两千年的终结。可是毕竟中国人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8经济---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所以他们也正在破坏他们自己的生态环境,所以有必要让他们警惕他们目前的处境,那是一种双重的现代化困境.西方人的现代化就是用西方理性来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由于工业的基本法则是通过分工与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在工业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成本总是不断降低,从而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准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西方人变得日益专业化有些像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为了活得更潇洒些,西方人正在推进自己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就是把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用于归返自然,而不是用于征服自然.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贯穿着西方工业化的痛苦,即由人的专业化引起的痛苦(以及专业化产生的规模经济的好处).而且,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还多了一层痛苦.那就是工业化过程不断摧毁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都是基于农业家庭的,随着工业与效率的原则侵入家庭,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就开始被消解.古代宗法制度荡然无存,绅士阶级也不见了,废科举和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文字形态和意义结构.当代一些最先感到了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的中国人,正在提倡一种美学的生存方式,其实所谓美学的态度,与西方人归返自然的态度十分相似,所以我干脆把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统称为美感叙事的生活方式,叫做美感人生.不过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人无法跳跃工业化的阶段,必须首先积累9工业和科技知识,然后才可能普遍地认识到美感人生的必要性,就好象塞莱斯丁预言里讲的第三条真知一样.一年多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送给人类,题目叫做关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一千年(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我的主要观点都在那里说过了,所以不想在这里重复.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时刻打扰着我,让我经常失眠.那就是:万一人类不肯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