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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一、概念：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潮，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山之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主要展示了十年动乱给人们精神世界和心灵所造成的毒害和创伤，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政治的反拨中痛定思痛的强烈感伤情绪。二、内容：1、精神意识的荒芜和畸形2、心灵情感的压抑及缺失3、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三、代表作家及作品：卢新华《伤痕》王晓华刘心武《班主任》谢惠敏宋宝琦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荒妹荣树孔捷生《在小河那边》严凉穆兰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孙长宁梁启明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许茂许秀云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莫应丰《将军吟》彭其陈镜泉宗璞《我是谁》《弦上的梦》四、特征：首先是文学真实性的复归。其次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高扬。第三是社会政治批判功能强化。五、局限：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伤痕文学直接从“十七年文学”中派生出来，它与“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思维观念有着很深的关系。第三，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六、作家作品介绍分析一）卢新华《伤痕》1、1978年春天，在刚恢复高考时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卢新华创作了这一短篇小说。围绕这篇小说的争论从校园扩展到社会，大家对可不可写文革带来的灾难，可不可写犯错的主人公，可不可写不可挽回的悲剧进行了争论。2、《伤痕》描述的是一个家庭悲剧，王晓华的行为代表了“文革”大多数虔诚的年轻人的思想状况，她与母亲的“决裂”，包含着这一代“革命接班人”的生命悲剧。卢新华：1978年，《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而后一举成名，“伤痕”一词之后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2004年推出新作长篇小说《紫禁女》。二）刘心武及《班主任》：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过中学教师，《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当年刘心武(中)与另两位伤痕文学代表作家卢新华(左)、王亚平的合影一般将刘心武的小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描写校园生活，以反映“文革”后遗症的“伤痕小说”与“问题小说”引起广泛关注；后期转而描写市民生态和文化人的心态，以长篇小说《钟鼓楼》为代表推出一系列“京城都市小说”。其基本精神则一以贯之。这就是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为遭受压抑和扭曲的人性申诉不平，热切呼唤人道主义，期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后期作品在表现人性美和揭露人性恶两方面有所深化。前期作品：短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一次突破，也是新时期文学对“文革”话语的首次突破。作品通过班主任张俊石和学生干部谢惠敏、小流氓宋宝琦的矛盾以及对待《牛虻》一书的态度展开情节，从十年浩劫给广大青少年造成的严重精神“内伤”入手，揭露了“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极“左”愚民政策对祖国的下一代精神和心灵上的严重摧残，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焦灼呐喊，使人想起鲁迅在“五四”时代类似的呐喊。这篇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集中地体现在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是小流氓宋宝琦。这是一个在“四人帮”的毒害下陷入无知深渊的可悲少年，是一个以蒙昧主义与愚民政策为特征的历史的产物。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这个人物极端愚昧无知、荒诞空虚的精神世界以及令人震惊的堕落的原因：并非因读坏书而受害，恰恰是由于什么书都不读才坠入无知的深渊。二是谢惠敏，作家在这个初中女学生的身上注入了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典型，使这个形象成为某一类人的共名。这是一个被“四人帮”扭曲了灵魂的畸形儿，良好纯正的品质和教条僵化的思想作风在她身上紧密地扭合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偏执、僵化、轻信、盲从的性格。小说《班主任》并不因它艺术成就的杰出而是因它提出问题的现实性、深刻性和警世性而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对比：宋宝琦的头脑愚钝得令人可怜，谢惠敏的思想僵化得令人痛心；宋宝琦的流氓恶习使人可憎，谢惠敏的言行“左”得令人震惊。尽管两人的个性品行截然不同，心灵畸变的表现形式有异，但在愚昧无知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灵魂被扭曲的畸形儿和受害者，其“内伤”令人触目惊心，救救他们已是迫在眉睫。长篇小说《钟鼓楼》是作者后期“京城都市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小说创作高峰，获得了第二届矛盾文学奖。《钟鼓楼》全景式地描写北京普通市民生态世相，采用橘瓣式的结构，截取1982年某一天（1982年12月12日早晨5点至下午5点）北京城钟鼓楼旁一座四合院内居民生活的一个剖面，以薜家老二薛纪跃的一场婚礼为中心线索，散点聚焦式地描绘了四合院内薛大娘等十户普通人家几十个各具风貌的人物。80年代中后期，刘心武保持着关注社会问题的敏锐性和人道主义情怀，试图用更为贴近生活“原生态”的方式来描述人间世相，推出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等。90年代提出“大众文学精致化，精致文学大众化”的构想，接连推出长篇小说《风过耳》、《四牌楼》和《栖凤楼》，这些作品是他的京城都市小说的继续，又是他艺术创作的扩展与深化。相比之前侧重于对人性善的挖掘，《风过耳》则是对人性恶的探微发隐。纵观刘心武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他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着力描写身边的世相人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敏感；二是热忱地赞美人性，呼唤人道主义，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表现出宽广博爱的胸怀；三是始终保持理性思考和启蒙意识，以写实风格对社会现象冷静地剖析。然而他的长处往往掩盖了过于理性化和问题化的倾向，使之在艺术上难以超越自我，未能创作出更为大气的作品，塑造出“掠心动魄”的艺术形象。三）宗璞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作者创作了多篇反映“文革”生活，控诉“文革”给人民特别是给知识分子带来巨大创伤的“伤痕小说”，如《弦上的梦》、《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三生石》等。这些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的精神戕害，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特有的虽九死而不悔，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执着而深沉的爱。在她的小说中，“人”是最为关注的问题。她用夸张、变形、荒诞的手法来表现“文革”的“非人”环境，提出“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呼吁“每一个人，都应该象人一样，活在人的世界”。她的小说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清远的精神取胜。写作追求：诚、雅《三生石》梅菩提、陶慧韵冰心：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鲜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小说《蜗居》在70年代就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变形等手法进行艺术创新。《蜗居》使用梦幻象征手法不厌其烦、长篇累牍的写幻觉和梦幻，为当时各种类型的人精神上勾勒了一幅幅变形的肖像：蜷缩蜗居、胆小怕事的人，带着假面具、告密求荣的人以及用头颅做灯火、照亮世界的殉难者。四）从维熙从维熙的名字是和“大墙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大墙文学”指描写“文革”时期监狱、劳改农场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伤痕文学”中一个特殊的类型。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被称为“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他的小说多写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不幸遭遇。这些受难者们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酷刑，却依然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是从维熙“大墙小说”着力表现的重点。从维熙: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主要作品有：《北国草》、《走向混沌》、《裸雪》、《伴听》、《亡命天涯》等。五）张洁原籍辽宁，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翌年加入中国作协。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获得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并创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三连冠”纪录。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获得两次茅盾文学奖的作者。主要作品：《祖母绿》、《沉重的翅膀》、《方舟》、《只有一个太阳》、《无字》、《灵魂是用来流浪的》等，长篇散文《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去了》。张洁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创作，作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细腻诚挚，优雅醇美。•林区少年孙长宁的无文化的蒙昧状况，由于被放逐的“黑线人物”梁启明的到来而改变了。梁终因癌症不治而逝，但他的音乐生命在孙的身上延续和光大。作者以委婉的文笔，伤感的色彩，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从主人公的女儿珊珊的角度，讲述了身为作家的母亲钟雨和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之间的刻骨铭心，而又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小说主人公钟雨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洁以对苦难岁月中纯洁爱情的歌颂与赞美，为曾经荒芜的时代留下了浪漫的近似乌托邦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