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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简史(上)中国书法，艺苑菁华，历数千年，史迹流衍，面目多端，难以尽举。兹仅依时序，分作十段：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略撮其意。一为中国书法奠定基础的先秦书法1甲骨文甲骨文，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后来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2金文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又名钟鼎文，是钟鼎等器物上铸造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司母戊方鼎》。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大克鼎》是西周中期孝王时代的重要青铜器之一，198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原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是西周中期金文书法的代表，刻有28行290字，用笔厚重尖挺，字形较方整，字与字之间有凸出的界格把它们分开，行列整齐，具有雍容典雅之美，与同时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装饰性比较浓重。《毛公鼎》又名《音鼎》、《毛公音鼎》，周宣王时代的青铜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原器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有32行497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字数最多的青铜器。其铭文笔划匀实劲健，结体疏密有度，美观大方，既体现出凝重的的气质，又有着气韵的流通，它以其结体方整稳固了文字造型的基本形式，以偏旁错落有致形成巧妙的变化，于此之中，又以圆转流畅的线条成为造型的枢纽。这种突出的特点构成它端庄遒劲的风采，在金文中堪称佳品。《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二开创先河的秦汉书法1秦代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秦始皇统一六国，实施书同文，制定规范统一的书体，即小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泰山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是后世小篆之祖。2汉代至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或朴拙或秀巧，或方刚或圆柔，或含蓄或张扬，各臻妙绝。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礼器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精典之作。乙瑛碑此碑结体方整，骨肉亭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属方整平正一路，石门颂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袁安碑在书风上属于规范严谨一类，篆法通婉流畅，精细均匀，疏密得当，加之刻工精细。继承了正脉篆书传统。不失为临习篆书的好范本。篆隶之外，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而且，后世的所有书体，如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乎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三完成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经由了隶书为主宰的两汉，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至此，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尤其是草书、楷书、行书的独立门户。此一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天发神谶碑此碑又名《天玺纪功碑》、《三断碑》。篆书，三国·吴天玺元年(276)立。碑原在江苏江宁，已毁。传为华核文、皇象书。清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此碑非篆非隶，下笔多呈方棱，收笔多作尖形。转折方圆并用，形象奇异瑰伟。其笔法及体势，在书法史上可说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曹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得示帖》、《游目帖》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二十九日帖》等。此外，王珣《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王珣伯远帖《伯远帖》行书纸本，因首行有《伯远》二字，遂以帖名。此帖为晋代真迹，王珣书，故列希珍之宝。此帖行书，笔力遒劲，态致萧散，妍媚流便，是典型的王氏书风，是帖明末在新安吴新宇处，后归吴廷，曾刻入《馀清斋帖》，至清代时归入内府，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同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羲之丧乱帖《丧乱帖》反映了丧乱时期痛苦不安的情绪，因无意于书，故书法越见自然。用笔结字与《兰亭序》比较，略带古意，有些专家推断此种体式的字应更近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所以成为研究王羲之书风的重要材料。《中秋帖》被人称为“一笔书”之祖，世传张芝“一笔书”到晋代仅有王献之独得其法。畅快淋漓的笔法叹为观止。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真书曹娥诔(lei)辞卷四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书法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南朝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爨龙颜碑此碑笔画浑劲，结体跌宕恣肆，变化极为丰富，含韵于朴，寓巧于拙。在众多碑刻中不失自己的独特面貌。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列神品三种，此为三种之首。谓为“雄强茂美之宗”。瘗鹤铭刻于南朝·梁(传)天监十三年(514年)，陶弘景书。楷书摩崖。存90余字。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其书法意态雍容，格调高雅，堪称逸品，是艺术性术高，影响极大的著名碑刻。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结体自由，用笔无拘无束。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元祐墓志》、《元文墓志》、《元定墓志》、《元勰墓志》、《元显墓志》、《元详造像》、《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显俊墓志》、《吊比干文》、《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广川王祖母造像》、《牛橛造像》、《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郑文公碑》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怀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五书学鼎盛的唐代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若《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开唐人楷书之先。隋人章草书《出师颂》，今见者有写本和拓本，其用笔简率中兼得老到。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则承前启后，为真草范本。《美人董氏墓志铭》隋开皇十七年刻，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陕西西安出土。撰文者为蜀王杨秀，隋文帝第三子，董美人为其爱妃，病逝时年方十九，杨秀撰文以表哀悼，此墓志书法上承北魏书体，下开唐朝新风，布局平正疏朗，字体端严妍美，骨秀肌丰。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草千字文》法度谨严，一笔不茍，其草书则各字分立，运笔精熟，飘逸之中犹存古意，其书温润秀劲兼而有之。宋米芾《海岳名言》评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杰。初唐楷书范本，碑刻有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虞世南《孔子庙堂》，禇遂良《雁塔圣教序》、《孟法师》，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而欧阳询行书《卜商读书帖》、《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墨本已可珍，尤可揣摩笔法。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此碑是褚五十八岁时书，最能代表其独特风格。意间行草，疏瘦劲炼，雍容婉畅，仪态万方，足具丰神。孔子庙堂碑《宣和书谱》：“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薛稷信行禅师碑此碑明显的汲取理褚书的特色，有一种清健娟秀的风韵。尤其是竖法的微曲轻勾，纯然是褚书的面目，然于笔的起落间又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不失为唐楷佳品。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李邕行楷书平中见奇，优游不迫，若《叶有道》、《岳麓寺》、《云麾将军》、《法华寺》等皆是。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纵横跌宕，若《肚痛帖》、《古诗四帖》皆是，遂有“颠张”、“草圣”之誉。颜真卿楷书熔铸古今，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至如其行草书墨迹，有著名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稿》、《争座位》，以及《刘中使》、《湖州帖》、《送刘太冲》等，以楷法为基，收放得宜，法度森严，为后世推崇，其中《祭侄稿》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怀素狂草书，下笔连绵不绝，鼓荡而下，若《自叙帖》、《食鱼帖》、《苦笋帖》，与张旭比肩，合称“颠张狂素”，至如其《圣母帖》、《小草千字文》，则冲和雍雅，尚有几分章草馀意，可窥其草法变化之来源。孙过庭墨迹《书谱》，既是草书法帖，又是空前的书论杰作。李邕李思训碑此碑书法瘦劲，凛然有势，结字取势纵长，奇宕流畅，其顿挫起伏奕奕动人，历来与《麓山寺碑》同被人推崇。张旭古诗四帖张旭《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凡40，188字。无款，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四月立。碑旧在江西临川，明季毁于火。楷书，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