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六章宋代美学宋代美学是唐代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在专门的艺术理论上成就更加丰赡。绘画上：荆浩《画说》、《笔记法》、《山水诀》；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虚《画论》；苏轼《东坡集》；米芾《画史》；罗大经《画说》；韩纯全《山水纯全集》；董逌（yóu神态轻松，悠然自得）《广川画跋》等。书法上：欧阳修《试笔》；苏轼《论书》；朱长文《续书断》，黄庭坚《论书》；米芾《海岳名言》；赵构《翰墨志》；姜夔《续书断》等。诗歌上：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等。词上：李清照《词论》；胡寅《题酒边词》；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有宋一代，词最感性、最深刻地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复杂心态和感情世界。但宋代词论还比较简浅，不及诗论对词创作的影响深刻。第一节宋代美学的文化氛围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宋代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以中唐两税法为标志，土地国有制——均田制瓦解，庶族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占有方式由官僚等级世袭占有变为以买卖方式占有。自由的土地交易为土地兼并和集约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到宋代这个结构转变完成。生产力通过新的乡村经济形式得到很大发展。农田开垦增加，农业产量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城市商业发达。乡村宗法共同体的形成：豪门宗法在唐末完全消失以后，在新的农村经济形式下，自发地形成了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宗族共同体。它是以族长为首的、等级伦常分明的结构组织。其规模大至十一世、十世同居，俨然一个封闭自足的小社会，族长统帅全族，并有司法权。这种乡村宗族共同体，维护伦常秩序，具有共同的道德规范，还有互助、扶弱、济贫功能。在后期的发展中，封闭的宗族势力制约了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造成对个体个性的压抑。二、市民文化的兴起中唐以来，政治军事型城市开始大大增长商业因素，到宋代，城市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宋代都城改变了唐代坊与市的区分制度。任何街道都可以开店营业，也取消了商业活动的时间规定，晚间也有夜市开放。北宋东京汴梁和南宋临安城，都是一派繁华的商业城市景象。庞大的城市人口，繁华的都市商业，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具体表现为新的娱乐方式：宋代说唱表演有了固定的场所：瓦子勾栏，茶肆酒楼。瓦子是游艺性场所的总称。勾栏是用栏杆围成的一座演艺场所。《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新门瓦子、桑家瓦子、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等等，内有数十勾栏，以说唱表演为主。说唱通过具体的人物故事，表现了一种与以往文艺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反映出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趣味的产生。对此后文艺格局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元曲和明清小说作了铺垫。三、士人人格的重新建构在宋代，士人阶层作为社会整合力量，在国家管理上的作用，达到了极致。科举制在宋代发展得更完备、更公平。限制世家子弟在科考上的特殊待遇，为寒士科考提供经济补助，扩大取士名额。学校制度上，扩大学生名额，放宽学生入学品级等次。宋朝以优待士大夫为国策，文官有更好的待遇和地位、势力。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言，宋代士人从未有过杀头的危险。（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整个士大夫阶层在社会管理和文化创造上，都处于最佳的历史时期。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倚重和宽容，再加上民族危机感的刺激，士人阶层形成了关心世事、积极进取的主流心态。现实关怀构成了士人人格结构的基本维度。另一方面，由于儒、道、释三大文化体系的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到宋代已形成融汇贯通的趋势。在经过长期的探索、碰撞、挫折之后，古代士人阶层终于找到了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封建社会中，最佳处世准则与生存状态。这种新型人格的特点是：融救世与自救、入世与出世、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于一体。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价值观，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终于走向成熟。在现实层面上，每个人都是积极入世者，关心国事，守职尽责，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为社会服务，出现不少往代少见的清正廉明的官吏。这可称为现实人格。在此基础上，士人又营构了另一种人格境界：不以进退荣辱扰怀，常能使心灵有个安放处，保持一种平和清静的自在心，享受一种超功利的、纯一无伪的精神愉悦。可称之为超越人格。此种人格精神，是一种不激不励、雍雍穆穆、廓然大公、安时处顺的所谓“圣贤气象”。现实人格与超越人格，共同构成北宋士人普遍的人格结构。有宋一代一流思想家、文学家几乎都近于此种境界，宋代士人可谓中国古代最为成熟的知识阶层。①不独“北宋五子”这样的大儒有此人格境界，②即如锐意改革、满腹济世匡时之志的范仲淹、王安石，亦均有其洒脱闲适的一面。③至于热衷文章词赋和书画艺术的苏东坡，则更堪称这一人格类型之典范。苏轼既能为国家利益而抗颜犯上，置生死于度外，又能超越于进退穷达之上；他仕途多舛，屡遭贬斥，但即便是远谪海南这样荒僻之地，也能保持心气平和，并竭力为当地百姓办事。观其诗文，从无悲戚、哀怨之态。在苏东坡身上，我们既看到了杜甫式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又看到了陶渊明式的通达与萧散；还有禅学所启发的人生静观和超然。可以说这是古代士人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人格境界了。然而宋代士大夫始终未能解决时代的三个重大问题（外王的方面），在知识更新和创造上开始滞后。①面对北方强悍的西夏、辽和金，一败再败，一直退缩，未能解决困境；（军事困境，关乎国家存亡）②面对强大的商品经济和市民趣味的崛起，全然不晓其中包含的历史发展趋势；（经济迷惘，关乎民生发展）③知识系统的创新缓慢，仍然局限于高扬道德主体、内在情操修养，提倡文人趣味。（新知匮乏，特别是科学、经济知识匮乏，关乎社会发展）四、宋代典型的文化场所1、画院画院正式产生于五代的南唐和西蜀，到两宋得到完善发展。画院代表了皇家审美趣味。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有直接重大影响。同时文人趣味和民间风气也会在这里得到反馈，因而是绘画圈的一个核心。画院既是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也是服从权威的中心。帝王的偏好影响画院的审美标准。2、书院宋代书院脱胎于佛教禅林制度，是士大夫独立于官学的讲学场所。宗旨是传道育人。传道主要是传理学之道，教授诗文也是核心。育人主要是道德人格教育，审美情操涵养。据统计，宋代书院共397所，著名的有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和茅山书院等。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民间书院，对士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书院文化从两方面影响了文坛：1、理学家高扬的形而上精神和思辨论理风气形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氛围，使宋代士人普遍的内倾化，并影响了宋诗文的风格、内容。2、理学家批评文学家的诗文理论，强调道德义理，强调道统，而轻视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游戏性等，忽视文艺自身的规律，遭到文学家的反击。3、文房中唐白居易开拓了亦官亦隐的园林境界，宋代士大夫获得了优裕的生活待遇。士大夫的情趣，更集中地在文房中表现出来。三类高雅的艺术：诗、书、画都是在文房中完成的。与此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也越来越考究，向装饰性、赏玩性方面发展，并形成了系统的审美标准。与文房生活融为一体的还有对古物金石的爱好和搜集、考证。品茶与诗、书、画、琴、棋一起成为士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茶的淡泊甘醇，与宋代青瓷、白瓷一样，最能体现士大夫的审美趣味。文人画、文人书之成为潮流，已经在文房的生活氛围中预示出来。4、瓦子勾栏代表了市民和民间趣味的小说百戏固定场所。说话已成为上至宫廷，下至城乡的普遍爱好。宋太宗设崇文馆，积书八万余卷，命儒臣编修，其成果《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三大书，充满野史、传记、小说，其中多为神仙志怪、传奇故事。说话的普遍接受，产生了说话人和话本作者。从南宋开始，有了专门替说话人和戏剧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的文人，而且还形成了行会组织：书会。临安城里，市民和民间文艺普遍有了行会组织：“杂剧有绯绿社，影戏有绘革社，唱赚有遏云社，耍词有同文社，清乐有清音社，说话有雄辩社。”第二节理学与宋代美学思想一、有关宋明理学的基本知识：广义的“理学”，是指宋明，包括元和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按传统的分类，这个体系中主要有两大派：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程朱理学是宋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学，在明代仍有很大影响，并维持着正统地位，主要代表是二程（程颐、程颢）、朱熹，常称程朱派。程朱皆以“理”为最高范畴，所以后来习惯于用“理学”来指称他们的思想体系。陆王心学，是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期后占主导地位，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代表为陆九渊、王阳明。故又称为陆王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了道学和心学。狭义的理学专指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北宋有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称为北宋五子。南宋主要是朱熹和陆九渊。经历了气学——（象）数学——理学——心学的发展过程。尊信的主要经典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宋明理学的四个特点：1、以不同的方式，为先秦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吸收了佛教义理）2、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3、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的方式论证儒家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心性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4、为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提出并实践各种修养方法，特别集中于心性的功夫。理学最关键之点是强调主体道德的自我完善。道学家们认为，如果人人有向善之心，何愁天下不治呢？毫无疑问，他们的社会理想，连同这种由内及外的方法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因为这一切都是以人的道德的自觉自律为起点的，它根本无法解决倘若人们不去扩充自己的道德意识，而是随利欲牵引而行，则将如何的问题。（经济、政治、军事的种种难题，儒家无法解决）儒学发展到道学阶段，已经高度心性化，具有了个体宗教意义，本质上已成为士人阶层修身养性、自我超越、寻求心灵自由、精神安适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对于周濂溪、程明道、张横渠、陆象山、朱晦庵这个层次的道学大师而言，道学的真正价值不是外向性的而是内向性的。二、文与道的关系1、文以载道——工具主义的文艺观周敦颐是最早明确提出“文以载道”的人。唐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宋初王禹仍云：“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噶，弊也久矣！”“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他认为，“道”主要体现为德行和事业，艺术不过是文辞，雕虫小技。道笃实而文美胜，则能传道，而仅仅务文辞，则虚陋无实。周敦颐虽轻视文辞，但毕竟承认其载道之功。到了二程更提出“作文害道”的否定主义文学观。2、作文害道——否定主义文艺观“作文害道否？”“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它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他否定“文”之价值并非因其毫无用处，而是因为如倾心于此，就会限制人的心灵，使之不能提高到“与天地同其大”的境界，有害专一于道德人格修养。二是他否定文学“悦人耳目”的审美价值，认为审美价值与人的道德价值难以相容。这是道学家否定文学价值的主旨所在。3、文与道俱——审美主义文艺观审美主义诗文理论始于欧阳修，他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他虽然强调了道的重要性，但根本上却是在讲“文至”的道理。“道”实际上是作为“文至”的手段而存在的。审美主义诗文理论的代表者苏氏父子。东坡说：“有道有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