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成都印象

古代成都印象（一）浣花溪记（明）钟惺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选自天启刊本《隐秀轩集》译文：出成都城南门，左边是万里桥。向西折行的细而美、长而弯，所见象套连的圈儿、象开口的玉环、象带子、象圆规、象弯钩、水色象明镜、象碧玉、象浓绿色的瓜，深幽幽的呈现一派青碧色、在城下回旋着的，都是浣花溪水流聚的地方。然而一定要到草堂一带，然后才有“浣花溪”这一专门名称，这是因为杜甫的浣花故居在那儿的缘故。行走三、四里就到了青羊宫。溪流一会儿远，一会儿近。青竹翠柏郁郁葱葱，显得对岸浓荫森森，一直延伸到溪的尽头，远远望去象一片荠菜。水光树色，清幽而绚丽，使人表里澄彻，神清气爽。从青羊宫以西，从三处地方溪流汇合在一起，上面建有桥，彼此相隔都不到半里路，轿夫说通向灌县，或者这就是所谓“江从灌口来”的说法吧。溪东面住有人家，这时溪身便被屋舍遮住，不能常常看见；稍有空缺，溪水重又展现在眼前。象这样的情形有好几处。溪岸人家用树枝、竹条编扎成门户和篱墙，很是齐整。走尽了桥，路旁边立着一座亭子，题写着“缘江路”几个字。过了这里就到了武侯祠。祠前有一座木板桥跨越溪身，桥上有临水的栏杆覆围着，到此才看见题着“浣花溪”字样的匾额。过桥，是一片小小的陆地，象梭子那样横斜着插在水中，溪水四面环绕着它，没有桥便无法通行。小洲上面建造了一座亭子，题字为“百花潭水”。从这座亭子折回原路，走过桥经过梵安寺，这才到了杜工部祠。杜甫的像画得十分清朗古朴，不见得一定强求维妙维肖，但想来杜甫应当是这个模样。还有一块刻在碑石上的肖像，附着杜甫的传记，是通判何仁仲在代理华阳县令时所制作的。碑文都没法读了。钟子说：杜甫的两处居所，在成都浣花溪的，环境幽远，在夔州东屯的，地方险僻，两者互不相同。假如严武不死，杜甫就可以在浣花溪畔安然度过晚年，患难时是太需要朋友了！然而是天意要派定这位老诗人添加出夔州的一段非凡表现罢了：在艰难潦倒中流离奔波，却仍能选择胜地处身；胸襟安闲从容，可以应付世事，这同孔子变换服装、客居在司城贞子家里避难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啊。其时为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出城时象是要下雨，不一会儿便云开天晴了。朝廷使臣出来游玩的，大多由按察使或州县长官邀请参加饮宴，官场中人稠杂而浑浊，象石磬那般弯曲着身子打躬作揖，喧闹声充满四方。将近黄昏时分连忙回家。这天清晨，我偶然独自前往。（二）成都小吃赋小吃，小吃，点心之食。品种繁多，千姿百态。无不引人入胜，观之而为之动容；令人驻足不前，品之而为之忘情。选料十分讲究，制作地道传统；风味异常鲜明，经济特色动人。份量不大，一物一格，一型一式，一品一味，手拿、碗装、盘盛，甚是随意。尝过鲜，品过味，刺激、过瘾、够劲。齿颊留香，回味无穷。朗朗乾坤，堂堂中华，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物阜而民殷，风情各异。美食文化，源远流长。四大菜系居首，八大邦素增辉。民内食俗个性，地方小吃张扬。四川名小吃，川菜百花园。席间之点缀起伏，川菜之充实丰富。百姓之口福，蜀人之情结。成都小吃，天府一绝。林林总总，目不暇接。龙抄手、赖汤圆、钟水饺、张鸭子、陈麻婆、刘鸡肉、担担面、叶儿粑、三大泡、夫妻肺片、川北凉粉……道其名土得掉渣，品其味味道真佳。不食不知道，一吃忘不掉。人们不因食小而不食，正因风味而常品之。这正是：小吃小点小中见大，美味美肴美不胜收。美哉成都，快哉小吃。商周战国时期：寻找失落的古文明-----成都平原史前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1)远古之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时期(商周时期)文明程度极高的古城遗址，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不会突如其来地从天而降，它必有它的发展过程和脉络。换句话说，古蜀文化的灿烂辉煌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达到了我们今所目睹的高度。那么成都平原还有没有古蜀文化萌芽或发展时期的远古遗存呢1995年以来，成都地区的考古学家相继在成都平原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三道堰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城紫竹城等古蜀文化时期的早期城址，这批年代早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古城，像璀璨的珍珠一样散布在成都平原广阔的沃野之上。通过它们，我们似乎看见了现代成都城最古老的形象。对每座古城的城墙和文化堆积较厚的区域进行了解剖和发掘，从而对上述遗址的文化内涵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尽管几个古城的年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文化面貌在总体上却是一致的，均有一组贯穿始终而又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独特器物群，无疑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同时，它们与三星堆文化遗址一期（即萌芽期）是相互衔接的。换句话说，这批远古城址是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明的胚胎或母体，没有这些史前城址的铺垫，也就没有三星堆文明的辉煌。一、宝墩古城遗址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龙马宝墩村，过去一直被人们称作“龙马古城”，当地老百姓传说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孟获城”――这也没错，因为宝墩古城修筑于距今3700～4500年前的古蜀时期，随后因为战事或政治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被废弃，再经历漫长的秦汉时期，到三国时已经很有些年头。宝墩古城虽然不再有大量的人口居住，但从它保存完好的城墙和开阔的地形来看，仍可称作“军事要塞”，因此诸葛亮利用它大摆乌龙阵，七擒七纵，把个心高气傲的孟获治得口服心服。在开阔的平原上，有这样一些古人修筑的大型城堡凸现出来，的确可以视作是攻防俱佳的军事据点，据说1949年底解放军解放成都时，郫县古城就曾经是国民党残部负隅顽抗的一个据点。回过头来再看宝墩遗址：它的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朝向，目前东北墙、东南墙的北段以及西北墙的北段尚保存完好，其余东南墙南段及西北墙南段仅残存名叫“蚂蝗墩”和“李埂子”的断断续续矮墙；西南墙俗称“余埂子”，高度仅为完好城墙的一半左右。拐角处，西南墙与西北墙相接的地方也保存完好，数千年前的夯土清晰可见。按照城墙的长度计算，宝墩古城长约1000米，宽约600米，总面积60万平方米。现存城墙最宽的地方25米，最高的地方5米。考古学家最初发现这座古城时，并未预料到它的年代有如此久远，只是在城墙上发现了汉代的墓葬。后来，通过对城墙的解剖和遗址内的钻探、试掘，才发现这是一座古蜀时期人类遗留的大型城址，此后还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石器、墓葬和房基。随着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多，遗址的文化内涵逐渐浮出水面，最后考古学家们确认，这是一座早于三星堆古城遗址的古蜀文化早期遗存。二、都江堰芒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位于都江堰市南约12公里的青城山芒城村，当地老百姓俗称“芒城子”。从地理位置考察，该遗址地处成都平原西部边缘，西距青城山支脉药王山2.5公里，东距泊江河1.4公里。整个城址呈长方形，修筑有内外两圈城墙。目前内城墙保存完好，长约300米，宽约240米，城墙宽度5～10米，高1～3米。与内城墙相比较，外城墙保存状况要差一些，仅有北垣残长180米和南垣残长130米凸出地面。两圈城墙之间的距离约为20米，中间地带是因取土筑墙而形成的低洼的城壕。芒城遗址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古蜀城址中面积较小的一个。1996年11月至翌年3月，成都的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试掘；1998年10月至12月，本地考古学家又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正式发掘。结果，发现大量的灰坑、房屋基址、陶片和石器，其总体文化特征与宝墩遗址晚期相一致。在对城墙的解剖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芒城遗址的内外城墙是同时修筑的，当时两道城墙之间的沟壕里充满了水，根据沟壕内淤泥的沉积情况，说明到了宋代沟壕才被人为地填平了。这种筑城方式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古代大型城池四周的“护城河”，它对城池本身的安全和防范都能起明显作用，只要在城门口安放一座吊桥，就能进可攻、退可守了。发掘中还探明当时居住在芒城的蜀人的筑城方式，他们将内壕的土用来夯筑内墙，外壕的土用来夯筑外墙，而且取土量和用土量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到别处取土。三、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郫县三道堰古城遗址位于郫县县城北约9公里的三道堰古城村，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当地老百姓传说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养马的“养马城”。整座古城位于蒲阳河和柏条河之间的冲积平台上，城垣呈长方形，长约637米，宽约487米，总面积为31万平方米。在宝墩时期的几座古城中，该城址是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除了东南垣北端有一处宽约10米的缺口（推测可能是当时的城门或后人取土造成），其余城墙均如巨龙横卧，连绵不断，城基最宽处约有30米，最高处约有4米。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考古学家们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范围发掘，发现房屋基址12座，墓葬1座，陶器有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和喇叭口高领罐等，证实遗址年代也在宝墩文化时期。通过对遗址城墙的解剖，发现墙体下叠压有更早的文化层，这说明郫县古城在修筑以前，这里已有聚落存在。而且郫县古城的城墙曾经夯筑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遗址建成的早期，第二次是在中期偏早阶段。第二次筑城就是在第一次城墙的基础上加厚加高形成的，这说明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口密度的增大，当时居住在郫县古城的蜀人们防范意识和城市意识也进一步增强了。1998年冬天，位于郫县三道堰村的郫县古城蜀文化遗址内，大片的庄稼长势良好，绿油油的麦子已有一尺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利用雨水偏少的季节对该城址进行了一次大面积发掘，重点发掘地段选在古城的腹心地带。谁也没有指望这次发掘会有很大收获，因为以前对其余几座古蜀时期的城址进行发掘时，大多发现一些小型房屋基址、简单的墓葬、陶片、石器等，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三星堆祭祀坑那般重要的文物遗存。然而当这次发掘挖到地下两到三米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道由卵石铺成的房屋基址，这道基址看起来与普通的民居不一样，因为它好像更加宽阔、森严，具有某种特殊的背景。考古学家们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于是沿着这道卵石房基向两边拓展，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一个前所未闻的大房子遗迹终于暴露在考古学家们面前，由于它正好处于郫县古城的中心位置，所以很快显示出特殊的意义。这座大型房屋基址的朝向跟古城的朝向是一致的，即呈西北――东南向，长度约50米，宽度约11米，总面积达550平方米，可谓硕大无朋。从显露出来的房屋基址，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它的四条笔直的围成长方形的墙基，每条墙基均以卵石作基础，卵石中间的木柱虽然已经不存在，但碳化以后的痕迹仍清晰可辨。每个柱洞之间的距离约为0.7～1.2米，柱洞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