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三大学派

传播学的三大学派（陈力丹，2007）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三大学派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一、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奠基者拉斯韦尔，美国政治学家。一战期间协约国对同盟国宣传的有效性引起了官方和社会对宣传问题的关注，拉斯韦尔以此为课题开始了他对传播学研究的涉足。自1923年起，拉斯韦尔对欧洲进行了实际考察，并访问了与宣传及一战有关的部分官员和学者，同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于1927年公开出版。从研究方法看，其对宣传的研究是定性的，建立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就该研究对传播学的贡献看，“他开创了内容分析方法，实际上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同时，“他关于政治传播和战时宣传的研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如前所述，他提出了传播行为的“5W”经典过程模式，开辟了五大研究领域，开拓了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方向。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拉扎斯菲尔德，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播的发展给宣传、广告等政治和商业利益带来新的挑战。他领导了“广播研究项目”，研究广播的社会效果。在该项目中，他提出和运用了后来为传播学普遍运用的“焦点访谈”方法，以及一系列资料分析的工具和方法，一次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1944年，他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该书就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媒体对选民的影响，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二级传播”的概念和思想，发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影响，扭转了媒体的强效果论。拉氏的研究充分利用了社会调查统计和社会心理学的手段，为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学科视角。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当然，其他的学者也对这个学派后来的发展有所影响。心理学家霍夫兰，二战后期领导了美国陆军的实验，评估影片对新兵士兵士气的影响，提出了信源对说服效果的影响以及效果过程中的“休眠效应”，并总结出一系列增强说服效果的传播技巧。他将说服和实验引入传播学研究，开创了有关个人态度变化的微观层次的学术传统；美籍德国心理学家莱文（旧译勒温、卢因等。陈力丹，2007），他在实验中发现：家庭主妇是家庭消费新食品的把关人。如果一个家庭主妇不打算烹饪牛下水的话，那么她的家庭就不会食用它。“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食品系统，而且适合于一条新闻通过某种传播渠道在群体中的流通。”这一“把关人”思想，后来为新闻学者怀特所扩展。20世纪40年代后期，对已有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成果加以系统化和学科化的，是施拉姆。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二、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的特点1、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实证方法的创始人孔德看来，实证的就是科学的和可以验证的。在具体操作上，实证主义方法论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方法的程序设计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以便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验证理论的手段，从而增强理论的有效性；研究者的首要任务不是苦思冥想，而是致力于收集大量的经验材料；通过不断的“假设-验证”式的经验研究，进行理论的建构和完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经验—功能学派主张从外部环境的变量出发，来揭示事实和行为的原因或规律；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的精确性和客观性，来研究渗透着人的主观意识的社会现象和事实。其方法论有其合理性和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其机械性也显而易见。首先，社会现象和行为并不都具有可经验性及观察性，面对复杂的意识活动，经验的方法显得很无力；其次，主要依赖的问卷调查和控制实验技术本身也存在局限，前者概论意义上的有效性不足以说明人的精神的复杂性，后者特定环境下的结论和社会实际环境存在差距；再次，经验性研究所获得的经验材料可以解释微观事实或现象，但缺乏历史的、宏观的社会考察；最后，经验性研究所推崇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是一种虚妄，科学研究主体的影响无法避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2、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所谓功能，总是意味着对某种需要的满足。功能的思想契合了美国的民族精神，也符合当权者对社会整合有序的管理诉求。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它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的某种共同认同的东西，以便更充分地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因而它的功能主义价值取向预设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一、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来源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密切相关。1948年，申农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用以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该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申农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他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他认为，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信源译码信道编码信宿噪音申农的线性传播模式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该模式的启发意义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节。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变成一种制度性规范。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控制论思想在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也是在1948年，申农的老师维纳发表了《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通信》。这篇论文和他次年发表的《人有人的用处》奠定了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1917-1984）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该学派的社会意义：随着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一种方法论学派，技术-控制论的思想在传播学研究方面显示出后继勃发的态势。从信息论出发，20世纪40年代起出现了传播通道理论，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背景，是如何理解大众传媒和技术意义上的通信对时空跨越所产生的多样化现象。传播中时空关系和形式移位，通过申农的传播模式得到了象征性表现。维纳在谈到申农的这个传播模式时说：“媒体有助于改变时空关系的程度并不依从于它所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依从于其形式和可再生产性。”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二、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观点循着由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启发的传播思想，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它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被研究者称为“技术主义范式”。该学派以以下几位学者及其理论为代表：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英尼斯(1894-1952)相关媒介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具有时空偏向性。易于长久保存却不便远距离运输的媒介，属于时间偏向性媒介；便于远距离传送但长久保存性差的媒介，属于空间偏向性的媒介。前者利于树立权威，从而形成等级性社会体制；后者则不利于远距离管理和控制，从而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性不强的社会体制。一个社会主流媒介的时空偏向性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英尼斯以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麦克卢汉（1911-1980），加拿大学者，英尼斯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因在《理解媒介》等著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一般人将媒介看作物理的或技术的，麦氏认为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通过改变我们使用传感系统的比例来改变我们的性格。鉴于电子传媒的普及，他认为整个地球的时空已经缩小成一个村庄，“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尽管那时的传播科技还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梅罗维茨（1953-），美国传播学者。代表作：《消失的地域》（1985）。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他说“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方已经不重要了。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莱文森（1947-），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美国学者。代表作：《软边缘》（1997）。•其观点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衷。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詹姆斯·凯瑞（1934-2006），美国文化学家和新闻教育家。他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思想中，包含着对媒介技术形态和表现方式的深刻认识。他认为，人们对传播的认识通常定位于信息在空间的传递和发布过程，达到对距离和接受者的控制。他强调，传播的媒介技术和表现方式本身，表现为一种仪式。“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媒介或媒介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神圣典礼”。现在看电视、上网，除了获取信息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仪式”，这类传播行为已经在不经意中改变着社会结构。这正是技术—控制论学派的基本研究视角之一。不过，凯瑞的观点是从人文批判的角度考察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克服了这个学派有时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评价：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如何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这套思路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比如近些年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