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面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机遇与挑战摘要：当代国际关系千变万化，形式复杂，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特点。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国如何在嬗变的国际关系中左右逢源，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崛起，将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当代国际关系脱胎于美苏两极争霸格局，从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当今国际社会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军事新秩序，但屡屡受挫。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威胁，中国和平崛起的策略受到了严重制约。只有分析清楚国际关系特点，把握国际关系内在规律，才能把握机遇赢得挑战.当代国际关系特点(一)经济领域特点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是经济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就如约翰·H所说：“除非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变成一个大市场，而发达国家掌有的雄厚资本与技术，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经济运行规则，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使贫富差距拉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将高能耗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更多的机遇，但因其实力弱小，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且南北冲突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在南方国家在经济领域快速发展已成事实时，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主导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将南方国家当成势不两立的主要竞争对手。经济发展良好的亚太地区，就因此成为了南北经济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以中国为例，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受到的巨大阻碍以及“特保条例”的签订，说明一方面发达国家垂涎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他们极力阻碍中国贸易经济发展。除此之外，大国之间对资源、技术、人才、市场、战略要地和地区战略主导权的争夺空前激烈。总的来说:伴随着两极格局终结，国际关系出现大调整，东西南北关系呈现新特点，其中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南合作集团化趋势加强，呈现合作内容多样化和合作伙伴多元化的特征，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二)政治领域特点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主题无疑是战争与革命，帝国主义内部为重新瓜分世界而战火纷飞，而在全世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国家独立”浩荡运动的冲击下，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最终在全球彻底土崩瓦解。直至20世纪80年代，亚非拉和大洋洲从原来的30多个国家增长到130多个拥有独立自主权的国家。一大批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披上发展中国家的“新衣”，在国际社会成为一股新兴力量。国际政治关系也由此呈现新的格局。例如，中国被卷入帝国主义内斗，在两次世界大战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逐渐蜕变成独立自主的自由国度，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尴尬地位。但令人心忧的是，新殖民主义色彩正悄然浸染国际格局。旧殖民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依靠公开和直接的军事武装进行统治，即通过占领殖民地国家或民族地区实行经济剥削和掠夺，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全方位的殖民强权。而新殖民主义变现为资本强国表面上承认原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独立权利，却从经济、文化方面入手，凭借其在资源、技术、文化、思想上的优势，来胁迫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成为其附庸，其实质为一种“非领土化”的间接控制。这种国际关系在形式上来看是公正平等的或是符合现有的国际秩序规则的，但实质仍为垄断资本主义强国对发展中国家财富的掠夺、剥削与控制。就如，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菲律宾原为美国的殖民地，现今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其政治立场，军事行动，文化结构仍与美国同步，与中国的黄岩岛主权争夺行动中，其一举一动背后皆有美国的影子。可见，新殖民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幸运的是，现今国际社会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已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平稳过渡，但部落主义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生畏的力量。部落主义即是让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区分所属的东西，形式上为由拥有共同信念的人形成的组织。部落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创造出归属感、认知度、家庭、社区、团队乃至国家，但同时也能导致分裂、暴力、战争以及种族屠杀。在创造更美好世界激情的驱动下，小型激进团体(其中许多受到宗教影响)将学习，如何在这个不对称的世界中，发挥巨大影响力。其极其容易导致恐怖主义的滋生，极大的危害到当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因而所有的恐怖主义都是极端的部落主义，其动因是感觉到不公平。但随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差距日益增大，新的抗议活动逐渐演变为集团恐怖主义行为。就如《经济学人》写道：“部落主义的病毒将可能导致‘国际政治艾滋病’—潜伏多年后突然发作并摧毁多个国家。”（三）军事领域特点时至今日，国际军事已逐渐脱离了军备竞赛模式的剑拔弩张，但硝烟从未从国际舞台上散去。海湾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时刻提醒着我们战争从未灭绝。不确定威胁与和核扩散将是国际军事两大核心难题。2006年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斯沃年会指出，冷战后全球有限的确定性因素日益减少。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战略对手由清晰变得模糊，安全威胁由单一转向多元。这种变化要求各国军队必须适应日益复杂的安全环境，不仅能应对战略竞争对手，也能应对非军事的安全威胁。冷战后的战略间歇期已经被此起彼伏的恐怖活动打破，仅在2005年就发生了581起恐怖事件，比2004年的336增长了72.92%。高频高烈度的国际恐怖活动，迫使反恐成为各国军队建设的首要课题。美国自从遭遇991恐怖袭击以来，将军事建设重心向反恐战争偏移，其仅在2005年就举行了四场以反恐为主题的大型军事演习。军队除了要应对来自恐怖分子的非军事安全威胁以外，一些重大的国际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灾难救援等事件均离不开各国正规军队的参与。1990年以来，我已累计向联合国14项维和行动派出4000人次的维和军事人员，其中维和分队3000多人次，军事观察员和参谋军官近900人次。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本土，近3万名美军参与了救援。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约14.6万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往救援。可见，面对来自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时，军队同样需要时刻准备着，因而军队职责的延拓将在军队战略与军事实践中得到体现。纵观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全球化是其共同的特点，也同样是时代的必然走向，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就如英国著名的现代主义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基于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分析，我为中国和平崛起提出几条不成熟的见解。应对意见1.深刻认识全球主义理论，完善外交策略全球主义强调个体、团体、民族、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地球村”的各种责任，同时兼顾对各行为体错综复杂、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全球主义理念并不否认国际社会的多样性，而是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确立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理念。当然全球主义不能替代国家中心主义，但全球主义毕竟反映新的全球时代的主流趋势。在认识这条客观规律后，我们要形成新的安全观与国家利益观，摒弃旧式的一味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先发制人等博弈策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形成以睦邻友好、求同存异、合作双赢等战略设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死守传统主权界限，而是灵活掌握、进退适度。舍小利求大义、以短期利益换取长期价值，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自身话语权。就如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决策。2.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发展世界已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曾经世界单极美国已由世界最大债权国成为最大债务国，霸主地位不复。快速崛起的中国不应该试图称霸世界，而应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发展。德约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刻阐述了这个道理。每当体系中的某个大国妄图称霸，欧洲均势面临破坏时，其他国家就会自动形成反霸联盟对其进行共同遏制。当反霸联盟陷入困境时，周边的侧翼大国或海外优势就会主动介入。从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两代君主图谋的功亏一篑，到法国路易十四霸主之梦的破裂和拿破仑不败大军的覆灭，再到20世纪德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无一不说明了均势破坏者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应该谨慎运用德约的大均势机理，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同时，谋求自身利益成为隐藏在幕后的时局掌控者。3.革新经济政策和平时期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不再是军队战争的较量，而在没有硝烟的经济战场。全球化的主力军是经济全球化，如何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将是所有国家所探索的。中国经济虽在改革开放30年来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奇迹，但在快速腾飞的过程依然遗留下了许多问题，并且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就业、住房与医疗体系一直困扰民众的三座大山，想要开山筑路发展经济，不变革不行。从大战略理论来看，合理制定国家中长期战略与短期战术安排是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中国即已制订了和平崛起的长期战略，配套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及机构重组应该及时实行。只有让民众真真切切感受到经济迅猛发展带来便利，才算是正确的战术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