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

新儒家新儒家,是指五四以来,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文化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构建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近80年来,新儒家三代学人衣钵相传、薪火不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脉和传统,至今在海内外有着一定的影响。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之后,面对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文化思想界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的出路,围绕着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问题,形成了若干派别。其中主要有经“国粹派”发展而成的“新儒家”、“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优劣对比中,或维护“中体”,或全盘引进,或辩证吸纳,为民族寻找一条再生之路。就新儒家而言,他们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遭受毁灭性打击而不断解体、部分国人拔剑茫然之际,自感到必须承负起挽救民族危机的使命。于是,便在历史与现实相互观照的前提下,既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又直面当时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比如,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对金钱地位的盲目追求、对科技的顶礼膜拜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远和淡化、人文道德的迷失、价值体系的混乱,从而使人丧失了更为本质的人性的东西。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存亡问题,而是立意于“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人类文化的前途、命运的苦苦思索”[1]。这就意味着,新儒家是从一个较高层面或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去理解和探索中国的前途和重建问题。应该说,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与归宿,同样也是新儒家的梦想与追求。但是在新儒家的思想范畴内,有不少主张与现代化的实际有着较大的出入,走入了现代化追求的“误区”。第一个新儒家梁漱溟一生都未忘记这个使命.他于1921年发表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了中、西、印度“三路向”的文化观，在提倡孔子的人生哲学的同时，极力肯定了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他认为中国所缺乏者就是现代科学，中国人“只能为无批评、无条件的承认”，否则中国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永此“不配谈学术”。以后，他在许多论著、讲演中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中国学习现代科学的意义，并辞去北大教习之职，亲到穷乡僻壤的河南、山东等地，搞了十几年的“乡村建设”，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是率领农民学科学、搞科学种田，取得明显成效的也是这方面。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更加深入地论证了中国文化之所长和所缺，认为中国“无科学”、“无民主”，出现了“五大病”(即幼稚、老衰、不落实、消极、暖昧)，其病根便是“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⑧.1953年梁漱溟遭到错误批判后多年闭门不问世事，但当他看到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定今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科技生产力时，兴奋不已，奋笔写出7万余言的论文《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1962年北戴河会议再次提出“大抓阶级斗争”.他痛惜正确方针的失去，在第四届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会议上挑起论争，强调中国的前途在于“科学之事”和“道德之事吻，公然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说，因此又遭到半年多的连续批判。直到他辞世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还念念不忘中国古代的早熟文化阻碍了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近代西洋文化的这方面的特长”。首先起来反对“科学主义”的梁漱淇，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路向，认为西方文化是“人对自然”的文化，其特长是科学的发展和人对大自然的征服，直接后果是人的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不光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也是整个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文化.当第一阶段文化“走到尽头”之后，就要走第二阶段文化，这就是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人对人”的“形上”文化，因为人对自然的西方文化无法解决“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的问题.而当今世界正该是西方文化“走到了尽头”之时，也正是儒家文化应该兴盛之时。而以后儒家文化亦有走完之日，那时将是印度佛教大乘教为代表的佛家文化的统治时代.因此，科学只是人对物的文明，不能代替和包括思想、道德、社会等方面的间题。民族精神的认同意识在著书立说方面,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冯友兰“贞元六书”、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和《明日之中国文化》、钱穆《国史大纲》等。尽管他们并未专事于民族精神的研究,但他们从历史、文化、民族的视角进行了新的阐述,丰富和深化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蕴。如冯友兰把民族精神称之为“道统”、“国风”,指出中华民族依靠这种民族精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的战争中,我们还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①。钱穆指出文化由民族所创造,民族亦由文化而融凝。没有中华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因此,“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②。而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③张君劢把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归因于民族意识的淡薄,他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看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转机,认为形成民族主义的外部条件,因日本侵略的刺激已经成熟,当今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发达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首先必须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他指出,民族之所以为民族者,亦在有意识。故民族意识乃民族之第一基本要素。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期间,养成民族意识的环境始终未能具备,充斥的是“天下”观念,而非民族意识。而民族意识的有无,是一个民族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强盛或复兴的重要前提。其次,必须大力提高民族的自信力。他认为,要提高民族自信力,首先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老祖宗,否则,“便等于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则不能为人,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①。在办学育才方面,现代新儒家认为弘传民族精神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书院讲学实践,大力推行、传播传统文化。他们对以西方学校制度为模式、以科学知识为本位、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大学制度表示了不满,而是秉承古代讲学精神,创办了著名的三大书院,以继绝学,以弘道统。1939年,马一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粹、培养文化传人计,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书院起名“复性”,意在涤除习心、复原本性,宗旨是讲明学术,注重义理,使学者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的人才,表明了他是对传统书院精神的继承。同年,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他在《民族文化书院缘起》中提出书院根本宗旨为“德智交修诚明并进”,即培植、奖进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之人才。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创办勉仁书院,为诸生讲《中国文化要义》,他还邀请熊十力来书院传道授业。现代新儒家流落到港台后,在“花果飘零”中,他们仍执着于文化慧命的“灵根自植”。在钱穆的眼中,“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②。原因在于,书院着重培养通儒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传统教育中最有价值、最值得保存的。他与唐君毅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仿效宋明书院制,旁采西方大学导师制,上溯宋明儒家自由讲学精神,教导青年学子回归孔孟之道,在沟通中西文化中,追求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孔思潮中首先确立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并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进行了考察。他从“意欲”来分析中印西三个民族的人生态度,由此分判出三种文化精神,这三种文化精神恰好横摄扩展落实于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他根据主观设计的人类文化发展序列,预言在文艺复兴———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复兴后,将继之以第二路向的中国文化的复兴,接下来的是第三路向的印度文化的复兴。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贺麟接着梁漱溟的思路,着重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的问题,认为“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③。他看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而文化危机的关键在于儒家思想陷入了危机。近代以来,儒家思想在内外困境中逐渐式微、衰退,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正统地位。但正如危机中总是蕴藏着生机,儒家思想的危机预示着其现代开展的可能契机。贺麟在1941年8月的《思想与时代》第一期上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提出了儒学的现代转化问题。所谓“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指儒家思想从“传统”向“现代以及今后的发展而言”,也即儒家之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问题。但如何实现这种“新开展”呢?他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普遍的文化共性和恒久的价值原则。儒家思想具有的真精神是“放之四海”的精神理念,正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不管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文化差异与隔阂,都以纯粹的精神为体。儒家哲学是“普遍的哲学、典型的哲学、模范的哲学”①。贺麟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正因为儒家文化以真善美为最高价值理念,包含了普遍的伦理准则,故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主体,并以此去融汇外来文化。假如儒家思想能够借西方文化之助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可以生存、复活,实现其在现时代的新开展。要之,儒学能否实现“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关键在于儒学能否坚持“儒体西用”,在充分肯定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基础上,“儒化西洋文化”到何种程度。由此他断言:“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②1948年,牟宗三在《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儒学发展三期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牟宗三颇为认同梁漱溟的捍卫孔学正统地位的努力,指出“他维护了孔子的人生哲学”,“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甚至“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③。牟宗三从“道德理想主义”的层面明确了周秦以降儒学传承的精神谱系,提出中国的“道统”就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历史文化系统,也即孔子的传统.同贺麟一样,他认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离不开西学的滋养,“端赖西方文化之特质之足以补吾人之短者之吸纳与融摄”④。牟宗三由此提出以西方民主科学补充孔孟人文精神,更好地维护儒家“道统”的正统性,遂有“三统并建”的主张,即道统之肯定、学统之开出、政统之继续。道统在他看来,就是由孔孟所开出的“道之统绪”,它是一种比科学知识更具纲维性、笼罩性的圣贤之学,是立国之根本,是文化创造之源泉,是伦常规范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道统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它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方向和主位性。而且,儒学第三期之发展不仅可以解决中国文化的困境,而且还具有世界意义,必将为人类的前途提示一新方向。在他看来,道德宗教是中国文化之所长,西方文化之所短,而民主科学是西方文化之所长,而为中国文化之所短,中西文化融通互补是可以的,但儒家道统作为核心和正统的地位,是万万不可动摇的。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连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也多次强调儒家思想的“道统”,即“一本性”,构成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一脉相承之统绪。所以欲了解中国文化,必须透过其哲学核心去了解,而真正了解中国哲学,又还须再由此哲学之文化意义去了解。以中国文化有其“一本性”,在政治上有“政统”,故哲学中即有“道统”。否则,便无从得知中国哲学中有历代相传之“道统”意义之所在,抹煞其内在的文化生命精神。余英时指出:“新儒家的历史任务便是以现代的(主要是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来展示此‘退藏于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