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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武汉市疫灾研究人文学院10级历史学专业李阳内容提要：武汉市是一个瘟疫灾害频发的地区，自进入近代以来，各种瘟疫灾害接连不断，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当地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对于当时的防灾减灾做出了一定贡献。特别是进入20世纪，这些组织和个人投入了更大的心力，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并为之后的疫灾防治积累了宝贵经验。关键词：武汉市瘟疫原因防治绪论关于疫灾的研究早已有之，其兴起于20世纪的西方，而我们国内对于此问题，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予以较多的涉及。但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范行淮的《中国病史通义》和陈胜坤的《中国疾病史》，在学术论文方面有何斌的《我国疟疾流行简史，1949年以前》，谢学安的《中国古代对疾病传染病的认识》，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等。然而，这些著述往往都是以全国或是某一大的地理范围为研究对象，对于小范围的某一市县的瘟疫历史则研究不多，本文就是立足于小范围长时段来研究疫灾，因本人自知水平有限，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产生。要研究特定区域的瘟疫情况，首先应对这一区域的地理区位有所了解。武汉市处于中国的的中部地区，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面积8393平方公里，人口653.26万。”［１］主要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个部分。由于其处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水运便利的同时也长期遭受水患，加之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容易诱发瘟疫灾害。疫灾的概况何为疫灾，疫灾即瘟疫，而瘟疫是指“一类因感受热毒戾气而暴起发热的热性传染病。”［２］用更专业的医学术语表示为“属温病学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也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３］那么，武汉市近代以来的瘟疫情况究竟如何呢。据《武汉市志·卫生志》记载清代武汉大的疫灾共有八次，但由于记载问题没有具体的死亡人数，其文献上大多为“民多死”。如清光绪十四年（1888）秋，“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民多死”。［４］民国时期基本建立起了防灾体系对于疫灾的具体人数大致有了明确的统计，到了建国后我国建立起完全的防灾减灾体系。下面是我找到的关于近代以来武汉市疫灾情况：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武昌大水，夏大疫。［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６］同治十一年（1872）夏秋，武昌大疟疾。［７］光绪元年（1875）春，武昌府之兴国州，疫。［８］光绪四年（1878）七月，汉阳府之沔阳州淫雨，疫。［９］光绪五年（1879）武昌县，疫。［１０］光绪十四年秋，汉阳府之沔阳州大疫，民多死。［１１］宣统元年（1909），汉口有鼠疫。［１２］1931年，全省大疫，三镇天花、痢疾流行，死于天花2000余人、痢疾500余人。［１３］1932年三镇疫病流行，死于霍乱、痢疾、伤寒、天花等症者计7067人。同时，霍乱流行，死亡1541人。［１４］1935年七月武汉流行麻疹、天花、全年死于麻疹1200余人，死于天花3359人。［１５］1937年，长江沿岸霍乱流行，武汉亦不能幸免。［１６］其中31年32年37年是全省范围的。1939年，九月八日三镇霍乱流行，发现366例，死亡183人。［１７］1947年武汉市脑膜炎、天花在市区流行，死于脑膜炎79人，天花85人。［１８］1950年春，天花流行，宣布武汉为天花疫港。全市发现天花286例，施行种痘后，疫情缓解。［１９］1966年，全市流行性脑膜炎流行，发病26535人，死亡497人。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武汉市的疫灾种类多样，比较常见的有天花，霍乱，痢疾，脑膜炎，麻疹等。为了更明确的展示出武汉市疫灾对当地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危害，下面是一个表格：1932年~1336年武汉市居民死因顺位表［２０］123456789101932死亡原因天花其他痨病肺病老衰及中风霍乱伤寒及类伤寒赤痢其他发热及发疹病其他肠胃病其他原因合计死亡人数2682219818331714154114561381103897893715761构成％13.0510.698.908.347.507.086.735.054.764.5676.661933死亡原因其他痨病老衰及中风肺痨抽风症伤寒及类伤寒其他原因天花赤痢其他发热及发疹病呼吸系病合计死亡人数18451424127610798171414333702722608217构成％18.5314.3012.8110.848.204.431.343.722.732.6182.521934死亡原因其他痨病抽风症老衰及中风天花肺痨伤寒及类伤寒其他原因其他发热及发疹病赤痢腹泻及肠炎合计死亡人数2593204219111664148687376063763642513027构成％16.6213.0912.2510.669.525.594.874.084.072.7283.471935死亡原因天花肺痨老衰及中风其他痨病麻疹抽风症其他发热及发疹病其他原因赤痢伤寒及类伤寒合计死亡人数33592866232115621296103751550445243111343构成％20.2217.2513.999.107.806.243.103.022.722.5986.331936死亡原因其他痨病老衰及中风肺痨天花抽风症其他原因伤寒及类伤寒其他发热及发疹病赤痢呼吸系病合计死亡人数251724041803110786067953440832930810519构成％19.6918.8014.118.666.735.314.183.192.572.4185.66从以上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天花、霍乱、痢疾等急性传染病致死人口占死亡人口的很大比例，由此可见疫病对人生命威胁之大。引发瘟疫的原因：1气候因素：从近代以来武汉市瘟疫爆发的经验来看，其爆发有一定时令特征，大多数可以考定有具体数值的疫灾都显示出其爆发时间多为夏季或是夏与春季或秋季的转换时期，其中尤其以夏季最为多发，如1935年的麻疹、天花爆发于7月，1939年的霍乱爆发于9月，道光二十九年的大疫爆发于农历六月光绪四年的疫灾爆发生于农历7月等。那么为什么夏季会成为疫灾频发的时期呢，首先，一些疫病在春季已经初步形成，只是缺少一个全面爆发的外部条件，故而没有造成大规模影响。但是，一旦夏季来临，适宜疫病大规模爆发的条件成熟就长生了不可逆之势。其次，夏季高温多雨，而瘟疫的爆发除了传染病传播需要满足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染人群三大要素外，特定的气候特征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高温、湿润的环境更利于细菌的滋生、蔓延。而武汉市的夏季恰恰满足这一条件。除此之外，夏季的饮食问题也是疫病发生的原因之一，因为天气炎热，人们的夏季饮食往往以避暑为先，大量的冰冷食物会对人体的肠胃产生消极影响，而肠胃功能的下降便给了瘟疫可乘之机。2水灾因素：大灾之后有大疫，这是一句为人们极其熟悉的谚语。中国古代的瘟疫历史也验证着它的合理成分，可以说直到建国后，国家的防灾减灾水平有了巨大提升，这一话语才开始慢慢的走入历史，2008年的汶川地震就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力证了，一般来说发生一场像汶川那样的大的灾难，人畜死伤众多、工业生活污染严重、难民聚集在一处，是非常容易引发瘟疫的。但是因为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上升，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救灾的同时加强瘟疫的预防，向灾区调动大批的医务人员和救急药品，定期消毒才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但是在清末民国时期好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故而大灾之后常有大疫。武汉市位处长江中游，夏季多雨，常常发生水患灾害。在水灾过后经常会产生瘟疫。清道光二十二年，“武昌大水，夏大疫。”［２１］此外，因为水灾导致武昌城卫生条件的迅速下滑，人们的饮用水、食物都受到了污染，居住环境恶劣，增加了疫灾爆发的可能性。以1931年发水为例由于大水，武汉市附近居民大量涌入武昌城，“吃的是稀饭，喝的是生水污水，住的是荒郊野外的乱草丛中，又到处便溺，肮脏臭气发麇一起，以致瘟疫接连发生。”“那里的受灾户无一家不患病，无一家不死人，尤其是霍乱而病死的，有全家死亡的”［２２］加之大水过后，垃圾成堆，尸体遍野，空气中弥漫着恶臭，死尸开始腐烂发霉，这样如不能及时采取措施，，疫情将变得不可收拾。武汉当时便是如此，“疫痢流行，因疫症痢疾死亡与被水淹死的据有关方面统计，约有20多万。”［２３］3人口流动因素：武汉是中部地区第一大城市，区位优势明显，古有九省通衢之称，其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地处长江与汉江的交汇之处，是商品的集散地。人口流动频繁。而人口的流动整好是疫情的传播的重要手段，以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为例，当时这种疫情并非是产生于中国大陆，其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发现，因为人口流动，被带入香港特区，之后有香港传入大陆沿海城市，随后才有向全国扩散的事情发生，记得当时的中小学都统一放假，倡导每家也都要定期消毒。在中国古代，基于交通不便，生产自己自足的方面的影响，人口流动并不频繁。但是，进入近代以来，武汉市的人口流动快速增加，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就是转口贸易城市，水运便利，凭借长江及其支流有人口流动的天然优势，同时近代以来中外交流增加，中国的货物要想出口需要运送到通商口岸，那么，相应的内地的货物有条件的便会采用水运，其价格低廉。特备是在1861年汉口开始开阜通商之后，武汉快速成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大量的外国人开始开始涌入此地，之后英国人还在此设立了租界，人口流动更趋多样化。在武汉水运贸易发展的同时国内开始了修建铁路的高潮。1898年5月汉口玉带门至滠口长23.5公里线路竣工，1902年汉口至河南信阳段建成通车1906年5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49公里全线建成通车。［２４］这样就使得武汉市的人口流动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同时也给疫病的传播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瘟疫开始由最初的区域流行转到带有广域化的倾向。4政府准备不充分，技术落后：一场瘟疫的盛行其固然是集多方面的因素而形成的，然则若在疫灾发生时政府能够有效的救灾亦必然会减轻民众的损失，若疫灾已然发生在赶上政府救灾不及时有效，其必然导致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正应了星星之火开始燎原。1931年的疫灾就是一个证明，“当时市政当局疫灾发生前无相应预防措施，灾难发生后又少急救物资，医疗场所急缺。医疗技术落后，对迅速传染的如燎原的疫症痢疾，素手无策，致死亡枕藉，哭声满城。”［２５］民国之前的疫灾防治由古代官府负责，当疫灾发生时，官府招募郎中配置药物，预防技术十分落后。如若遇上黑心官府，那么疫病的防治是极其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瘟疫常常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原因。间或有义商明绅投身救济事业之中，但毕竟作用有限，进入民国后，人们对于疫灾有了新的认识。受西方影响，开始运用较科学的方法来进行防灾减灾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政局长期不稳定，执政集团内部明争暗斗，加之新技术新方法虽然引进，但当时中国还缺少大量的专业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其防灾面临技术挑战，如这时政府对于可就在不积极尽力，也将会造成大量的灾民死亡。前段时间放映的《1942》就是一个影印。虽然说电影中死亡人口绝大部分是因为饥饿，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不是饥饿而是一场大的疫灾呢？那么我认为结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减灾防灾的措施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是，在这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受过无数次的瘟疫挑战，但是中华民族一直长盛不衰，并在与疫灾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客观的评说，这些经验毕竟只是当时医学所能达到的水平，在应对一些突发性的恶性传染病时，政府往往显得无力，很多都是依靠地方乡绅在进行救济。进入20世纪民国时期我国在防灾减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在抗日战争前，基本上建成了公共卫生体系。蒋介石还曾开展过新生活运动，虽然那不过是标榜装饰他的门面，但是倡导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好处的。建国之后，这一领域继续发展，许多的急性传染病陆续消失，种痘技术开始普及。但也有挫折，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文革阶段，因为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大量的人们因为无法得到有效救治而死亡，武汉市于1966年至1967年发生了脑膜炎，死者众多。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遇到或是听到这些在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