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文化名人

抗战中的文化名人李兴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们，虽不能杀敌于沙场，却以他们铮铮铁骨和手中之笔，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章太炎章太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们，虽不能杀敌于沙场，却以他们铮铮铁骨和手中之笔，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久已不谈政治，专攻学术，时年65岁的章太炎，毅然投笔问政。章太炎在给友人信中对当时不抵抗政策愤慨地写道：“东事之起，仆无一言，以为有此总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东人睥睨辽东三十余年，经无数曲折，始下毒手”。他指出，虽然抵抗未必能胜，“败而失之，较之双手奉送，犹为有人格也。辽东虽失，而辽西、热河不可不守”。盛赞抗战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与熊希龄、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知名人士，联名通电，痛斥当局，电文说：“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弍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要求国民党各派首领“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否则“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19日，他又率张一麐、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全国。这则《请国民援救辽西》通电，对东北义勇军的奋勇抗敌予以了高度评价，称“义勇军以散兵民团合编，妇女老弱，皆充负担之役，胜则如墙而进，败则尽室偕亡，所谓将军有死之心，士率无生之气者，于此见之”。他严斥当局“素无斗志，未闻以一矢往援”，指出“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对上海闸北发动了突然袭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人力物力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奋起自卫，顽强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就此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序幕。章太炎此刻正居于沪上，目睹日军残暴与我军英勇，大为感动与激奋，为之撰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盛赞十九路军民奋勇抗敌的壮烈场面：“二十八日夕敌突犯闸北，我第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令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其后敌复以军舰环攻吴淞要塞，既击毁其三矣，徐又以陆军来。是时敌船械精利数倍于我，发炮射击十余里，我军无与相当者。要塞司令邓振铨惧不敌，遽脱走，乃令副师长谭启秀代之。照垣时往来闸北、吴淞间，令军士皆堑而处，出即散布，炮不能中，俟其近，乃以机关枪扫射之，弹无虚发。军人又多善跳荡，时超出敌军后，或在左右；敌不意我军四面至，不尽歼即缴械，脱走者才什一，卒不能逾我军尺寸。始，日本海军陆战队近万人，便衣队亦三千人，后增陆军万余人，数几三万，我军亦略三万。自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大战三回，小战不可纪，敌死伤八千余人，而我死伤不逾千。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东向死敌，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战剧时至五昼夜不卧，未尝有怨言；故能以弱胜强，若从灶上扫除焉。初，敌军至上海，居民二百余万，惴恐无与为计，闻捷，馈饷持橐累累而至；军不病民，而粮秣自足。诸伤病赴医院者，路人皆乐为扶舆，至则医师裹创施药，自朝至夜半未尝倦，其得人心如此。”可惜，章太炎这篇于1937年1月，在《制言》杂志第32期上发表时，章太炎已于1936年6月在苏州病逝。身体力行年老的章太炎，不能亲上战场杀敌，用笔作刀枪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口诛笔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拿出多年积蓄，积极支持夫人汤国梨创办第十九路军伤兵医院，用实际行动支持淞沪抗战。这所医院办至战事平息才结束，前后历时近一年，先后接纳治疗伤员140多人，仅1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为使阵亡将士遗骨免遭不测和凌辱，章太炎又会同沪上爱国人士，发起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迁葬运动。他提议将烈士遗骨迁至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区，与黄花岗起义的七十二烈士并葬，以表彰其抗日功绩，垂表万世而不朽。迁墓完工之后，他亲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刻石于墓前，盛赞十九路军抗战“功虽未成，自中国与海外诸国战斗以来，未有杀敌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广州黄花岗之南，以为公墓，迁而堋之”，他深信“继十九路军而成大业者，其必如武昌倡义故事”。陈寅恪“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速战速决。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原本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深居书斋、埋首故纸中的陈寅恪，此刻毅然走出书斋，激奋表达了家国情怀，对日寇侵华的愤恨，在忧思国家运命的走向，自觉承载着的“救亡之责”。他不但在在北平学界倾力为全民抗战呐喊主张，还以一个书生之力向民众与政府大力呼吁着，并以自己实际行动支持抗战救亡活动。通电抗日他与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学者一道，向当局请愿，公开致电，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表达绝不妥协之信念。这篇电文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上。该电文被记者冠以“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醒目标题，公诸于众。全文如下：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不主妥协即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陈寅恪等，因淞沪我军退却，深为激愤，特于昨日致电洛阳国府，请速定一贯主张，原电录次：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三日）从报道中提及的“昨日”与记者落款的时间“三日”来看，可以确知，陈寅恪等致电政府的时间为1932年3月2日。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即仓促筹划，宣布迁都洛阳。大批政府部门的急迫撤离，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恐慌，一时人心惶惶，“中国速亡论”的悲观论调也不绝于耳。陈寅恪等的这番通电，正是在国府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发出的，正是对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的直接痛斥。将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将那些悲观论者、投降派，比作秦桧，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陈寅恪还积极参加对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的捐薪援助活动。“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因鉴于沪战发生，各方捐输，多偏重于慰劳助饷方面，对于伤兵救护一层，似有偏废。且近日沪上来人及来信，亦均以伤兵医药不足为言，适值斯时协和医院华籍医士百余人有赴沪组织伤兵救护医院之议，因绌于经费，尚未完全实现。该会遂议定由全体同人，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此款协助”。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的陈寅恪，积极响应捐薪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为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助力。在捐薪议案集体表决通过后，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还以集体名义，发布了致国府公开电。郑重建言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成立中立区，并提请收复东北失地。陈寅恪这封集体公开电报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不食敌粟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八年艰苦抗战的大幕开启，北平也随即沦陷。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陈寅恪料理完丧事，携家仓皇逃离北平，几经辗转，得至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沦陷，长沙吃紧，“临大”又迁往昆明。于是陈寅恪携家再登程西行，经广西、抵香港。因夫人唐筼心脏病发不能再走，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到蒙自后即染疟疾。这时他的藏书，悉被“长沙大火”烧光。他一股急火，开始患眼疾。1938年秋，“联大”文学院迁往昆明，陈寅恪也值院移居昆明。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他为该校汉学教授，约他去英讲学并治眼病。陈于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拟全家赴英。到港后，适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成行，再返昆明西南联大授课。1940年9月他再赴香港等待赴英时机，并任香港大学教授。1940年冬，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九龙，陈寅恪不得不困居九龙半年。这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寅恪典衣卖物，可以说到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境地，陈寅恪只能靠朋友接济。陈寅恪的好友陈君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陈寅恪当时的情况。1942年4月22日这样写：“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粮是陈君葆安排刘、孙两位图书馆职员送去的。次日又记载：“季明今天来说，昨天的计划，想设法替寅恪在港大的住宅找个住的地方……”5月1日记载：“早上接到寅恪先生给我和季明的信，说他日间要从广州湾(今湛江市)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鯻(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死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5月3日，陈君葆“在中环勾留时，三次到大东(旅馆)去访寅恪，到下午还不见他搬进，不晓甚么缘故，敢真在他离港之前，大家终无一见之缘吗？”5月7日，“傍晚在马先生家里坐了许久才回家，这时又微雨霏霏了。陈寅恪在时，路费问题倒解决了，真使我欢喜不过，不过他前几个礼拜有好几天捱饿了，回想起来也可怜！”日军占领香港时，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一个叫松荣的日本人作中日文化协进工作，要陈寅恪为他们修订历史教科书，便带着日本宪兵送面粉给陈先生。陈先生和夫人力拒，宁愿饿死，坚决不吃日本人的米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则一边往外拖，最终拒绝了日本人送来的面粉。陈寅恪拒绝同敌人修订历史教科书。不久，日本人有意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以40万日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哪肯为侵略者服务，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拒受巨款，在民族大义上保持了独立精神，不愧为“学人魂”的美誉。陈寅恪曾引李商隐“他生未卜此生休”一语，写成两绝。5月12日，陈君葆“读后耿耿于怀不能忘梦寐。深宵苦雨，坐对孤檠，以义山句，成辘轳体四绝哦咏，未惬余怀也”。5月14日，“和辛庵送陈寅恪先生归桂林诗四绝既成，余意未尽，因续赋一绝呈寅恪先生。”诗云：“白云一片去悠悠，春色天涯独倚楼，尚有欲归人未得，鹧鸪声里送行舟。”逃离香港1942年5月，在友人朱家骅营救下，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脱离虎口，陈氏一家逃离香港抵广东，6月18日辗转到达桂林。在桂林留一年多，任教于广西大学。这一段漂泊陈寅恪可谓备尝艰辛。他自述道：“寅恪六月十八日抵桂林时，已两月未脱鞋睡觉。”他在《癸未春日感赋》写道：“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鹿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他的挚友吴宓闻陈寅恪脱险，在《答寅恪》一诗中有“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的惊喜之句。1943年8月，由桂林启程北行，途中倍历艰辛，年底抵达重庆。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仍任中央研究院之职。1945年春，终因生活艰苦，双目几全失明。他曾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诗伤其不幸遭遇。第一首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时陈寅恪以喜泣的心情，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讐已雪南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优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胡适1931年，日本人“没费一枪一弹”占了整个东北，当时日本沸腾了，觉得日本关东军无敌于天下，中国人不堪一击。但当他们企图继续南下进犯的时候，却碰到了中国军队最惨烈的抵抗——长城抗战。1933年5月22日，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五十九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率部在京北怀柔牛栏山与日军进行了长城抗战最后一场血战。战斗从早晨4时开始。中国勇士们冒着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赶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