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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简介《孝经》是中国第一部伦理道德专著，全书共十八章，一千九百零三字。篇幅虽小，却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儒家所倡导的“孝道”思想，分别叙述了在“事亲”的前提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应遵守的“孝道”及推广“孝道”的方法和步骤，同时对以“孝”修身、治家、治官、治国的目的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孝”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究竟产生于何时?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Ａ、认为产生于原始社会，其理由是原始氏族公社，无论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母亲或父亲的权威都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威的建立，必然要求晚辈对长辈的信赖和自觉服从。特别是到了父系氏族公社，随着家庭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也就有了按父亲血统继承财产的问题，这时父亲要求子女对自己尽“孝”；子女为了获得财产继承权，也必然会对父亲克尽孝道。（刘君达《试论中华民族孝的传统美德的批判与继承》，《学术论坛》1984年第5期。）Ｂ、原始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孝”的观念，因为那时的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以采集野果草实充饥，或集体共同渔猎享用。当遭外族或猛兽侵袭时，只有集体抵抗，方能生存。这时的人们崇拜力量和勇敢，视力大勇敢为美德。所以，年轻、健壮、刚强无畏的人被尊敬；而年老、体弱、怯懦的人，不仅得不到尊敬，甚至还会成为牺牲品。（张琳《漫谈“孝”的道德》，《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一、“孝”的产生、发展及《孝经》的形成及研究的历史状况(一)孝的产生、发展及《孝经》的形成它们均出于推测，无可靠的文献资料作为佐证，我们不敢姑妄论之。但是，只要翻开有文字以来的最早的历史记载，我们虽没有发现殷商时代用“孝”字来概括“孝道”的实例，但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殷商时代厚葬的习俗，如湖北黄陂盘龙城东墙外李家嘴的丙种中型墓“李”M2，随葬的器物，仅铜器就有六十三件，还有玉器、陶器和木器等；此墓还发现殉人三具如何对待以上两种意见?河南安阳小屯墓M5，据统计有青铜器和玉石器各约四百余件，骨角牙器，亦达二百余件，海贝六千余枚；小屯墓的椁顶及其周围就殉葬了十五人之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从甲骨卜辞中，也可以看到殷商时代人们尊祖、敬宗的活动记录。譬如：(1)辛巳卜，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二牛，王受又。(《粹》148)(2)召方来，告于文丁。(《甲》810)(3)贞，祖丁若，贞，祖丁弗若。(《乙》3422)殷人对祖先的这种厚葬及虔诚的祭祀活动，实际上表现出对祖先的崇敬、孝敬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求得祖先亡灵对自己的庇护和保佑。《礼记·表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思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说明向祖先卜问，对祖先进行祭祀，更多地是为了祛灾、除祸、求福，希望永远保持世袭统治的地位。尽管从殷人对祖先态度看，虽不同于周人的“孝”，但却有了周人“孝”的某些内容和活动。从孝慈的伦理观念方面来看，殷人在这方面虽然表现得朦胧、淡薄，但却可以认为是“孝道”思想的萌芽阶段。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把“孝”作为伦理道德的标准，用它来概括“孝道”的内容，这是由周人首先提出的。西周典籍及青铜铭文中就有关于“孝”(1)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2)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3)用追孝侃前文人。(《井人钟》0056)周人对祖先的虔诚祭祀，其目的同殷人一样，也是为了得到祖先的保佑，以达到世袭统治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讲，应该说周人继承了殷人“孝道”的思想，这也是西周时期“孝道”的主导方面。《国语·周语上》所谓的“言孝必及神”，《国语·鲁语下》所谓的“各致齐敬于皇祖，昭孝之至也”，正是这种现实的概括。上引三例，不仅反映了周人对“孝养”的重视，对“孝道”的发展，而且预示着“孝”的内容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便是由对死者的祭祀、祈求这种过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周初汲取了殷亡的教训，一方面看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因而，在建国初期，特别重视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有了史家所谓的“成康之世”；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人”的繁衍教育同父母息息相关，家庭的稳固，同社会的安定息息相关。所以，“孝”就增加了“善事父母”的内容。春秋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旧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固有的天命、神权等观念发生了动摇，人的价值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逐渐从对虚无的天神世界的期望，回到现实生活中。所以对祖先的虔诚祭祀、祈求保佑的观念已居于次要地位，而“父慈子孝”却成了这一时期“孝道”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左传》的隐公三年、昭公二十六年和《国语·晋语》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仅《论语》一书，孔子论“孝”的言论就多达十四处。分析孔子的这些言论，我们认为，孔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孝道的完善和丰富作出了贡献。第一，强调“敬”在实行“孝道”时的重要性。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是孔子论“孝”的核心，也是孔子所赋予“孝道”第二，强调“不违”。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第三，把“孝道”推向社会，并上升为治国安邦之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第四，强调“孝”和“忠”结合。他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将“孝”推广到社会以后提出的一种做人的原则，绝非后世所谓的“忠君”之意。第五，“孝”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标准，不只限于一般人，而是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战国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孝道”学说，主要表现为：一，孟子提出“亲亲”的“孝道”原则。孟子所讲的“尊亲”、“事亲”、“得亲”、“顺亲”都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的。二，孟子把孔子所倡导的“孝”，扩充为评价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他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又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三，孟子还极力反对“不孝”，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箴言，并历数了世俗所谓的五不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财货，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除《孟子》外，这一时期的作品如《大戴礼记》、《礼记》乃至《荀子》中，都有不少论证“孝道”的言论。由于儒家学派对“孝道”的重视和倡导，专门阐述儒家“孝道”的专著《孝经》在战国末期便应运而生，这部著作的问世，充分反映了儒家学派决心通过进一步推进“孝道”，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儒家“孝道”思想发展的必然。1、孔子说。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孝经》的作者2、曾子说。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3、曾子门人说。宋胡寅：“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4、子思说。宋冯椅：“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指《孝经》)当成于子思之手。”(参见王应麟《困学纪闻》)5、孔子门人说。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6、齐鲁间儒者说。宋朱熹：“《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篡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7、孟子门人说。近人王正己《孝经今考》：“总之《孝经》的内容，很接近孟子的思想，所以《孝经》大概可以断定是孟子门弟子所著的。”(参见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四册)孟子门弟子8、汉儒说。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是书(指《孝经》)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以上几种说法，皆可备一说。我们认为：《孝经》是孔子向曾子讲述孝道的言论，上古著书就是口耳相传，孔子应是《孝经》的当然作者。《孝经》的最后成书是经过孔子、曾子的弟子归纳整理，记录而《孝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末期，至少不会晚于《吕氏春秋》(公元前241年修成)。因为《吕氏春秋·察微篇》和《孝行览》中均引用了《孝经》。《孝经》的“经”和《诗》、《书》、《易》称“经”不同。《诗经》、《书经》、《易经》是汉人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后加上去的，《孝经》的“经”是“原则”、“方法”的意思，并非后人所加。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皇侃〈孝经皇氏义疏〉》：“经者，常也，法也。……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吕氏春秋》中已明确引用《孝经》这一名称，可见它在成书时就是如此。《孝经》一书，从成书之日起，绵延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东汉蔡邕在他的《明堂论》中，曾引用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文侯的《孝经传》。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同其他几部经书一样，《孝经》亦有今古文之分，相传古文有孔安国注本，今文有郑玄注本。自汉代以降，作为儒家的经典，历代君王推崇备至。（二）《孝经》研究的历史状况蔡邕汉文帝时，《孝经》不仅被列入官学，置博士，而且成为儿童识字以后的必读书。晋元帝作《孝经传》晋武帝作《总明馆孝经讲义》一卷梁武帝作《孝经义疏》十八卷梁简文帝作《孝经义疏》五卷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用今文本作《御注》，又于天宝二年(743)增补修订，作为定本，颁布天下；并于天宝四年(745)九月将《御注孝经》刻石于太学，即所谓的《石台孝经》，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宋代邢昺又为《御注孝经》作《疏》，即今通行的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孝经注疏》。石台孝经清顺治皇帝《御注孝经》一卷雍正皇帝《御纂孝经集注》一卷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关于《孝经》：“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四家。”又据《清史稿·艺文志》统计，清代的《孝经》注本，有三十三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这样说，自魏文侯至清，《孝经》的注本，有名可记者约一百六十二部，三百余卷，真可谓汗牛充栋，虽然这些注本大都亡佚了，但从中可以窥得历代皇帝和文人学士对《孝经》的重视和研究的盛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对《孝经》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比其他各国进步得多，《孝经》里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样完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三十年间，对于《孝经》，学术界无人问津，不仅没有新注本，就连阐述“孝道”的论文，也少得可怜。可以说关于《孝经》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经书浅谈》一书，其中收集了已故学术界老前辈杨伯峻的《孝经》一文。杨氏在这篇文章中，对《孝经》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说：“《孝经》这部书，内容陈腐，文字简陋，实在值不得一读。”杨氏的这种评价，未免失之偏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和“左”的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不无关系。有人总喜欢把“孝”和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把“孝”和“封建”混为一谈，视“孝”为一切愚昧落后的根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正是有了这种误解，所以学术界就视“孝”为禁区，不少人怕抓辫子，怕打棍子，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贸然涉足。但是，铸成民族性格的“孝道”思想，并不因此而窒息。它作为人类的伦理道德，只要人类存在，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其内容会有所增减，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思想永远不有关《孝经》的各种著述，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二至二百三十，收录详备。蔡汝堃《孝经通考》也有《〈孝经〉集目表略》。日本学者林秀一的《日本孝经年谱》(《汉学会杂志》第三卷第2号)，记述了《孝经》在日本的流传及版本，可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