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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翻译文学主讲朱健平目录一、近代翻译文学（1897-1920）二、现代翻译文学（1921-1950）三、当代翻译文学（1951-1978）一、近代翻译文学（1897-1920）第1章概论第2章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第3章近代翻译文学倡导者梁启超第4章“译泰西过百种”的林纾第5章近代翻译理论首创者严复第6章翻译文学的近代终结与现代开启第1章概论一、西学东渐，译风鼓荡二、文坛争艳，译军突起一、西学东渐，译风鼓荡从周代开始，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接待外宾的机构和翻译人员。周代：行人秦代：典客汉代：大鸿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离不开翻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班固《汉书·地理志》唐代，翻译已是一种文化职业。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刘禹锡诗句）李白是一位外交文书的翻译家。元朝时，朝廷谕旨要经过翻译才能下达。马可·波罗1275年来到中国，在元朝做官17年。明代，设立四夷馆(1407)，隶属翰林院，选派国子监生学习印度、缅甸、蒙古和伊斯兰教国家的语文。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勒石定界，由满、汉、蒙、俄、拉丁等文字镌刻而成。清代，翻译事业长足发展。18世纪初，康熙选派满族弟子在俄罗斯馆学习。1729年设立了西译馆，招收满族子弟学习拉丁文。1748年四夷馆和会同馆合并为会同四夷馆，专门翻译和传播外国语。1862年，成立京师同文馆。内设英、法、德、俄、日等国语文课程，成绩好的，国家奖励并优先录用，促进了清末至五四前夕翻译事业的发展。同时，北洋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广学会、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也翻译了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明末清初科技翻译家——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历任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出于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愿望，积极从事科技研究工作。1603年，结识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向他学习天文、历法、地理、数学、测量、水利、火器等，并通过翻译把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介绍到中国。在编译《崇祯历书》时，认为西法优于中法，“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亲自参与译撰，并“每卷必须七八易稿”，颇为艰辛。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6卷，1607)、《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和熊三拔(1575-1620，意大利人)合译《泰西水法》(6卷，1512)等书，为中国古代的数学、测量学、水利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末清初科技翻译家——李之藻李之藻（1565—1630），杭州人，有“江南才子”之称，明末清初著名科学家和译著家。历任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译述了大量西方科学名著，集中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水利等方面。1628年，编辑刊刻了欧洲科学入华后第一套丛书“天文初函”，收有天文历书《浑益通宪图说》2卷、几何学书《圜容较义》l卷及数学书《同文算指》l0卷（均由利玛窦口授、他编译）。《同文算指》在1614年刻印，影响巨大，欧洲笔算法就是从这时在中国日渐普及并一直沿用至今的。独译历法书《历指》1卷、《测量全义》2卷、《比例规解》1卷等；与傅汎际合译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1627)和《寰有诠》(1628)；与利玛窦合译《乾坤体义》等。明末清初科技翻译家——王徵王徵(1571-1644)，陕西人，中国士大夫中最早接受西方科技的人物之一。出身儒士，但对机械制造有很大悟性。信奉天主教，自称“关西景教后学”。在北京结识庞迪我(1571-1618,西班牙)、金尼阁(1577-1628，比利时)、邓玉涵(1576-1630，瑞士)等传教士，接受了许多西方科技知识，尤其对机械工程学感兴趣。在邓玉涵指导下学习测量、计算和比例等技能；1627年，与邓玉涵合译《奇器图说》（邓口授，王译绘），该书是西方机械的代表性著作，极有价值。《奇器图说》所据原作4部：米多《建筑学》、西门《数学记录》、耕田《论金属物》和刺墨里《论各种工艺机械》，均为金尼阁在明朝时带入中国。金尼阁共带来7000余种图书，《奇器图说》是其中最先译成汉文的。王徵译印这些书的最终考虑是要优先“采录”“最切要者”、“最简便者”、“最精妙者”，功不可没。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1840年前后，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1785-1850)为了禁烟，多方收集国外报纸，请人翻译后为己用。其中署名林则徐的译著《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林则徐设译馆，编译《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书，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其属下可考的四名译员是：亚孟、袁德辉、亚林、梁进德。禁烟期间，美国传教士布朗送给林则徐《世界地理大全》一书（1836年伦敦出版，慕瑞著）。此书由梁进德等译出，林则徐亲自润色。这就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书——《四洲志》。为了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进行斗争，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1758年瑞士人滑达尔著），成为近代汉译国际法的最早主持者。墨海书馆与翻译家李善兰墨海书馆：1843年成立于上海，中国近代重要的翻译机构，为麦都思(1796-1857)开办。麦都思：清末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清末早期的研究汉学、翻译中国典籍的外国人之一。其著译有中文59种、英文27种、马来文6种。墨海书馆出版的西学译著及其译者在当时颇有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善兰(1811-1882，浙江海宁人)：和伟烈亚力(1815-1887，英人)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完成了徐光启的未竟之业）、《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谈天》18卷等书。和艾约瑟(1823-1905，英人)合译《重学》20卷，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翻译出版的力学著作；和韦廉臣(1829-1890)合译《苗物学》8卷，成为中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独译《圆锥曲线说》3卷。墨海书馆与翻译家王韬王韬（1828-1897）：江苏昆山人，著名翻泽家。主要工作是将传教士们所译之书中“拘文牵义”、“诘曲鄙俚”的文句加以“疏通”、润色和编辑。与艾约瑟合译年鉴性质的《中西通书》(每年一册)、《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与伟烈亚力合译《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和《西国天学源流》；与麦都思等合译《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等。编辑、编译《法国志略》24卷、《普法战纪》14卷。此二书的特点为材料丰富，夹叙夹议，分析深刻，且富于文学色彩。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的翻译家颜永京(1838-1890)：上海人，最早译介外国心理学，翻译美国神学学士约瑟·海文的《心灵学》。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与傅兰雅合译化学名著《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1882)。华蘅芳(1833-1902)：江苏无锡人，与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代数术》25卷(1873)、《代数难题》16卷(1879),《算式解法》4卷(1899),《微积溯源》8卷(1874),《消数理》12卷(1878)等。该馆著名翻译家还有徐建寅(1845-1901，徐寿的次子)、李凤苞(1834-1887，江苏崇明人)、钟天纬(1840-1901，江苏松江人)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多达160种，主要采用西人口述、中士笔述的合译方法。由于中方译者都是科学家，译文质量很好，使之成为当时翻译西方科学名著的又一中心，在当时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据统计，1898年前，中国翻译了约561种西方书籍，其中上海出版了434种，占77.4%，成为了主要译介者；另一方面，约有360多种书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或参与译述(见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可见，当时翻译之风非常繁盛。二、文坛争艳，译军突起中国专门的文学翻译工作为时较晚，己属近代之事。但从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中己孕育着文学翻译的萌芽。佛教经典中包含着深奥的哲学思想，而由于宗教宣传——讲经说法——的需要，佛经中又穿插了许多优美的故事。这些故事富有文学趣味，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良好的影响。可以说，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中国就产生了翻译文学，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为时较早的。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佛经译文的文学成分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对中国古代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文艺体裁的形成也起过良好的借鉴作用。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小说以及曲艺中说唱结合的形式，都曾受到佛经文学的某些影响。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也是译经大师们首先采用的。他们用白话文译出佛经，对宋代语录体散文和话本小说的形成起过有益的作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调平仄，最初也是受了翻译的佛经影响，根据汉语的四声而制定出来的，后经六朝文人的深人研究和不断运用，才成为中国古代格律诗的重要规则。可见，在研究中国翻译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时，应该重视古代佛经翻译的成就。东方文学最早的翻译东方文学最早的翻译始于明代。向达从法国抄回的明代四夷馆课本《缅甸馆课》中有集字诗，其中有两首从缅文译为汉文，一首是五言律诗，一首为七言绝句。译者为缅文教师许辑瑞和译字官生靖琦和张文灿。明万历年间(1573-1619)有《日本考》一书，其中收有日本山歌多首，可能是译述日本文学的最初尝试。西方文学最早的翻译西方文学的翻译始于《况义》，即《伊索寓言》。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在西安出版了由他口授、张庚笔传的《伊索寓言》(《况义》)。中国纯粹的翻译文学大约始于18世纪中期以后，主要是对圣经故事和欧洲小说的节译与改写，现已难觅其原貌。有案可稽、最先翻译西方文学的，不是说汉语的文人士子，而是随着炮舰而来的西方人。罗伯特·汤姆编译《意拾喻言》1840年(道光二十年)，《广东报》刊出署名蒙昧先生著、门人懒惰生编译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是中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的开端。译者为英人罗伯特·汤姆(1807-1846)。汤姆生于格拉斯哥，在利物浦度过少年时代，1834年2月来到广州，进入怡和洋行学习汉语。中英《南京条约》缔结之际，他与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一起，任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的翻译。1844年5月升任驻宁波首任领事，不久便死于任所，年仅39岁。除翻译过《伊索寓言》外，汤姆还著有《华英词汇》和《中国的演讲者》。罗伯特·汤姆虽然出于殖民者的需要，但毕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事情。广学会曾重印了汤姆译的《意拾喻言》，共收寓言82篇。书上有英文标题，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意拾喻言:由博学的蒙昧先生用中文撰写，再经他的门生懒惰生编成现在的形式。此书的编排别具一格，同页左侧是英文，中间是汉译文，右侧是南京话和广东话的拼音。显然，译者原意并不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学，而是向大量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提供学习汉语的通俗教材，但实际都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学交流的作用。例如，《狼与羊》的故事，译文开篇这样写道：盘古初，鸟兽皆能言。一日豺与羊，同涧饮水。豺欲烹其羊，自念无以措辞，乃强责之曰：“汝混浊此水，使老夫不能饮，该杀。”羊对曰：“大王在上流，羊在下流，虽浊无碍。”《意拾喻言》曾被英国传教士戴尔和斯敦力译成福建漳州方言，斯敦力又将其转译成广东潮州方言，1843在新加坡出版。甲午战争后，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中国中国文坛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背景：当时中国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国势积弱，迫切需要富国强兵，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翻译文学就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兴起的。梁启超提倡翻译文学最早提倡翻译文学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梁启超，他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政治评议、时事新闻外，也刊登翻译小说一。严复、夏穗卿在1897年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曾提出翻译外国小说的动议。1898年，梁启超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明确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撰述，而有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