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对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创作，批评界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所指称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就大致是指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伤痕、反思、改革文学采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社会情境下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具有文学启蒙的性质，即文学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的观念启蒙。伤痕文学在七八十年代，“文革”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也是作家思考表达的焦点。由此产生了伤痕文学，无情地揭露了文革造成的社会问题，极力伸张人道精神，努力恢复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最先出现的文学创作潮流。“伤痕文学”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接着，卢新华的《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伤痕文学”因此得名。伤痕文学伤痕小说的代表作品：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韩少功《月兰》、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郑义《枫》、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卢新华《伤痕》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伤痕文学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1936—1990）：四川简阳人。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分别获1980年和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20世纪70年代四川一个偏僻农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通过老农许茂和他几个女儿的家庭、婚姻、爱情等悲欢离合的故事，揭露了“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和在农民精神上造成的创伤，反映了70年代风云变幻的社会面貌，以及逆境中人的生存意志和信念。作者以一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人物性格的变化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变化，起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川西葫芦坝的许茂老汉一生养了九个女儿。他早年丧妻，一个人拉扯着孩子们长大。十年动乱中，大姑娘由于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丈夫金东水被批判斗争，含恨离世。温柔的四姑娘秀云被造反起家、窃取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职位的郑百如强行占有，后被迫结婚，不久又遭遗弃。变得沉默寡言的秀云因拒绝三姑娘秋云为她说妥的婚事，引起老父与众姐妹的不满。他们哪里知道，秀云疼爱死去的大姐留下的孩子，无限同情大姐夫金东水的遭遇。1975年，县里派工作组进村搞整顿，心怀鬼胎的郑百如夜闯秀云小屋，要求复婚，被秀云赶出。恼羞成怒的郑百如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诬蔑秀云与金东水有不正当关系，在葫芦坝掀起一场风波。郑百如的恶毒诬陷、老爹的无情斥责、亲姐妹的怀疑怨恨以及金东水的故意疏远，逼得秀云投河自尽，幸为工作组长颜少春和金东水所救，他们鼓起了她与邪恶势力抗争的勇气。经过调查研究，工作组停止了郑百如的工作，恢复了金东水的职务。泼辣而善良的三姑娘理解了秀云，仗义执言，鼓励妹妹建立新的家庭。在颜少春的撮合下，许茂老汉同意了秀云和东水的婚事。正当葫芦坝重现生机之际，全国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郑百如之流蠢蠢欲动，工作组被迫撤离。秀云为颜组长送行，坚定地表示她要同金东水、老爹和姐妹们一起，抗拒任何歪风邪气，迎接葫芦坝未来的春天。二、刘心武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简历：（1942～）当代作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四川成都人。1950年随父迁居北京。中学时期爱好文学。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宋宝琦的形象小说中的宋宝琦，还不足十六岁，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是十年动乱中我们社会的一个不足为怪的现象。作者将这一现象放到艺术的聚光灯下，无疑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它的应有注意。但是作者并没有把笔墨花费在描写宋宝琦如何斗殴逞凶、聚众闹事上（读者从他那被打裂过又缝上的嘴唇上的疤痕完全可以想见到这一点），他所紧紧抓住的，是对这个“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的小青年堕落为小流氓的原因的探索。作品尖锐地告诉人们：宋宝琦及其伙伴们的堕落，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入愚蠢无知的深渊。谢惠敏的形象及其意义如果说宋宝琦的堕落使人感到愤懑，那么谢惠敏思想所受的伤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这个本质纯正、品行端庄的女孩子，正处于求知心切、积极向上、活泼健壮的年华。可是现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个教条古板、头脑僵化甚至连四肢关节也显得不强不灵的畸形儿。她在生活中除了知道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和按“四人帮”在报纸上宣传的“章法”行事以外，其余就概无兴致。从对待《牛虻》的态度上，反映了她与宋宝琦同样的愚昧无知。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作者把他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祖国未来的信念都熔铸在班主任张俊石的形象中。这位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人民教师，他的一个最可贵的优点，是善于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研究孩子们的心灵，从对社会的广泛观察和了解中去探寻救治孩子们心灵创伤的途径，从而表现了一个人民教师深邃的目光和宽广的襟怀。为了祖国的未来而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疗救“四人帮”坑害的孩子、铸造丰富而美丽的革命灵魂的伟大事业中。张俊石这一形象使人们对新一代的健康成长充满了信心。《班主任》分析小说《班主任》并不因它艺术成就的杰出而是因它提出问题的现实性、深刻性和警世性而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对比：两个人物形象，宋宝琦的头脑愚钝得令人可怜，谢惠敏的思想僵化得令人痛心；宋宝琦的流氓恶习使人可憎，谢惠敏的言行“左”得令人震惊。尽管两人的个性品行截然不同，心灵畸变的表现形式有异，但在愚昧无知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灵魂被扭曲的畸形儿和受害者，其“内伤”令人触目惊心，救救他们已是迫在眉睫。伤痕文学张贤亮，1936年生，江苏人。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0余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1993年初“下海”创办华夏西部影视，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成为有名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张贤亮以“出卖荒凉”获得了文化商业的成功。主要作品：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早安朋友》《绿化树》；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新时期第一个直面写“性”的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大陆作家首富——西部影视城从《牧马人》开始，拍过《红高粱》《黄河谣》《黄河绝恋》《老人与狗》《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书剑恩仇录》等著名影视剧伤痕文学伤痕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其实，邢老汉是有过家，有过女人的。要真正理解他和他的狗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还得从这点说起。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义和拳》（与李定兴合写）、《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小说集《雕花烟斗》、《意大利小提琴》，小说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系列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电影文学剧本《神灯》，文学杂谈集《我心中的文学》，以及《冯骥才中短篇小说集》、《冯骥才小说集》、《冯骥才选集》等。短篇小说《雕花烟斗》，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奖。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冯骥才背景这篇小说创作于文革之后的1982年，反映了文革期间人们在一种错误思想引导之下所表现出的种种怪异行为，是一篇反思小说。“文革”运动的狂热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政治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乃至他们的生存价值。从后来他们的命运来看，这种观念的改变影响了他们的后半生。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上来回眸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时，人们会清晰地看到“文革”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怪圈。由于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大多数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对文化的审视变的简单而粗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从揪“妖头怪发”“奇装异服”、烧图书、砸招牌、改街名、毁教堂发展到后来北师大的学生到山东曲阜砸孔庙、掘古墓、毁文物，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刻被打得粉碎。现在看来，红卫兵在“文革”中许多行为与义和团的落后特征有很多雷同之处：由于蒙昧无知而产生的自大狂、反理智、反文化、蔑视文明与人性。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文革”中的狂热，才发现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经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许多作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来反映那个时代，力求找寻人们狂热的原因。主旨探讨小说描写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这样一对身高成反比例的知识分子夫妇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作家从他们所遭受到的冷眼和中伤中，揭示世俗心理中卑微、污浊的一面，充分表现了小市民文化心理中的污垢。这种市侩心理有历史积淀的文化垃圾，也有极左政治的社会遗毒，它们的共通之处，是对人的不尊重，对人的个性、自由的漠视和践踏。小说通过这个悲剧的产生，使人们看到市民文化心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小说开头用一段引言提出了一个“习惯”的问题，这里的“习惯”指的是大多数人心中的标准，指符合众人欣赏目光的事情。在这篇小说中，大多数人心目中美丽的爱情故事往往是有许多限制的，因为只有这样的美丽才符合众人希望的目光，才是完美的故事，用冯骥才的话讲这就是“习惯”。习惯是一件可怕的东西，在一个人无知无觉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他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它。高女人和矮丈夫的婚姻正是受到了这种“习惯”的影响，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波折，他们身边的许多人怀着难解的甚至是带着敌意的目光来看待他们，也是因为“习惯”。这篇小说抓住人生奇特的不规则的旋律展开艺术构思，充分揭示其背后的生活哲理。高女人在世俗冷眼和政治中伤中抑郁而死之后，鳏居的矮男人还像妻子在世时那样，出进总把雨伞举得高高的，“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的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这空间对矮男人来说，是无法填补的生活亏空，无法弥合的感情创伤；对于读者来说，是充分思考的广阔余地。它让人们思考，是什么造成了这生活的悲剧。作者留下这块艺术空间，把读者引入哲理沉思的境地，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