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冠礼

1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橘颂》为屈原冠礼之作屈原《橘颂》究竟是什么时候所作？是少年时代的作品，还是楚怀王朝初任职时的作品？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还是顷襄王时被放江南之野时所作？学者们意见不一，在《九章》各篇中，争论最大。各家提出种种猜想，大体都据诗中表现的情绪与思想推度之，没有较为明确、较为确定的证据。我以为这是屈原行冠礼时所作，具体时间，应在前334年(屈原生于前353年，即楚宣王十七年)。《仪礼·士冠礼》记先秦时士冠礼始加冠之祝词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郑玄注：“元，首也。”)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其再加冠之祝词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寿故福。其三加冠之祝词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俱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其所记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其所记醮辞曰：2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既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其所记再醮之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其三醮之辞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其命字之祝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吉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这是《仪礼》所记中原地区士冠礼整个仪式中的各种祝辞，共八段。对照这些冠礼祝词，屈原《橘颂》有六点很值得注意：第一，《橘颂》在《九章》中为唯一的四言之作，最为特殊。而且“这里面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①不少学者据此断之为诗人青少年时代作品。诗人当时年轻，应当是重于学习仿效而欠创新的。确实，大家都从中看出了一些迹象，也道着了部分的真理。但是，还说得不确切，还未能发现关于此诗写作动机的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因而结论还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关于诗产生的具体时间和有关背景，也还不能作出较确定的说明。我以为《橘颂》一诗是屈原行冠礼时有意仿效士冠礼祝词所写成。在当时，楚国已有五言的民歌(如：《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祝词却仍保持着较古老而庄重的四言形式。因为正式的仪式所用祝辞受传统礼仪的制约，惰性较强，所以皆承《诗》“三颂”的格式，无多变化；而诗人的抒情叙事之作则变化较为自由，语言形式发展较快。《楚辞·九章》中的其他篇反映着当时楚国诗歌发展的进程，而《橘颂》则是前一个时代诗歌式样的遗留。这种情况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大招》、《招魂》都是屈原作品，但招魂词这种形式3却是以前所有的，屈原按照过去楚王族所用招魂词形式而创作了这两篇作品。《大招》创作于屈原青年时代(楚威王逝世时)，故抒情性差，而主要为招魂言词。《招魂》作于三十年以后，故在形式上多有变化，特别是有了一段抒写个人情感与回忆的乱辞。开头叙说上下四方之凶险的部分和乱辞的句式也稍有变化。但从“天地四方，多贼好些”开始至篇末基本上同《大招》一致，也基本上同《橘颂》一致。第二，士加冠意味着从此要承担社会的责任，标志着脱离父母监护下的生活而从事社会活动的开始。也就是说，以后将独立地步入人生。所以士冠辞中讲到“敬尔威仪，顺尔成德”、“以成厥德”等。因为只有不断加强修养，增其内秀，美其德行，才能有为于此，故《橘颂》一诗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婷而不丑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等，都是诗人精神、品质的写照。《士冠礼》所载冠词与《橘颂》都说到“德”(“以成厥德”、“秉德无私”)，并非偶然。显然，这是诗人在举行冠礼之后抒写怀抱之作。第三，古之冠辞亦称为“颂”。《孔子家语·冠颂》云：明年夏六月，既葬(按：指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以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达而未多。”祝雍辞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啬于时，惠于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口服衮职。……那么，前引《仪礼》中的《冠辞》，也可以称之为《冠颂》。冠礼为人生之大事，而对于从小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更是树立目标、实现志向的开始，所以特别受到重视。屈原的《橘颂》借物写志，不是宾祝的祝颂辞，但却是仿士冠颂而作，故亦称之为“颂”。这是《橘颂》的题目同《九章》中其他八篇完全不同而名之为“颂”的原因。第四，《橘颂》开头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表现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及“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味道。钱澄之《屈诂》注“受命不迁”等句云：“受命不迁，得之天也；深固难徙，存乎志也。惟有志乃能承天。”《橘颂》所包含的这层意思同《仪礼》所录士4冠辞中“受天之庆”、“承天之休”、“承天之祜”、“承天之庆，受福无疆”等的意思大体一致，而更表现出诗人的自信。第五，《仪礼》录《士冠辞》云：“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孔子家语》录《成王冠颂》中也有“去王幼志”之语。《橘颂》则云：“嗟尔幼志，有以异兮。”这不是语言上的偶然巧合。所谓“幼志”，在当时是有固定的意义的，乃指未成人时的种种愿望。《士冠辞》指出“弃尔幼志”，意思是自此已为成人，应树立大志。而屈原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是因而进之，来表现自己从小已树立为国效力的大志。这一句虽然表现了全新的思想，也反映了屈原继承中的创造性，但显然是来于冠辞的成句。这是《橘颂》作于诗人举行冠礼之时的又一个可靠证据。第六，《橘颂》全诗的语言，也体现出因《士冠辞》而成文的痕迹。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嘉”字在《仪礼》所引录《士冠辞》中出现五次(如“祭此嘉爵”)，可见此字为冠礼中最常用的吉祥词语之一；“服”字在《士冠辞》中出现六次，而且都用为韵脚字。看来，此字也是在冠礼中所习用者。当然，《橘颂》中“服”字之义，与“士冠辞”中的不一定一致。但这个字在冠礼仪式中的反复出现，特别是作为韵脚字出现，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很深的印象，因而从潜意识上影响到诗人遣词命义以至叶韵，对屈原这首抒情小诗的构思和形成都有不小的影响。有些作品影响及人，往往微妙而难以理论。有辞似而意反者，有意似而辞异者，鬼使神差，连作者也难以说清其间的关系。但从创作心理上说，它们之间确实有某种联系，却是不可否认的。《橘颂》同《士冠辞》间的关系，正是如此。由以上六点可以肯定，《橘颂》是屈原举行冠礼时明志之作。屈原的青少年时代东方朔《七谏》之《初放》云：“乎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言语讷涩兮，又无强辅。”洪兴祖《考异》：“一本‘国’上有‘中’字。”王逸注：“平，屈原名也。”“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于楚国，与君同朝，长大见远，弃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王逸此注有两处错误：5第一、“国”不是笼统指楚国而是指都城，即郢都。《吕氏春秋·明理》：“有狼入于国。”注：“国：都也。”《礼记·曲礼上》：“入国而问俗。”注：“国中，城中也。”《文选》所载宋玉《对楚王问》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又《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此“国中”亦指大梁甚明。以上楚语之习惯用法。则东方朔所谓“生于国中，”是言生于郢都，非笼统言生于楚国也。第二、“长于原野”是指青少年时代在原野之地度过，非指见弃于原野之事。屈氏的始祖熊伯庸于西周之末被封于屈(庸以北汉水边上，“屈”亦作“甲”）。后楚人势力南迁，屈氏亦随之南迁。至屈原父亲时，仍居之都城，故生屈原于郢都。因为屈氏作为王族已十分疏远，可以说已经成了没落贵族。大约在他小时，他家曾因父亲的职务变动而迁往原野，过了若干年才又返回郢都。屈原长大成人，因其才华出众，被召入兰台之宫，后又被任命为左徒。屈原在其《惜诵》一诗中说的“思君其莫我知兮，忽忘身之贱贫”，便反映了他的身世。屈原既生于郢都，而后来其家被迁于“原野”，属于“贱贫”之列，则其父开始应是在都城任职，可能是因为犯了什么过错，曾被迁于“原野”。根据当时楚国种种情形及屈原赋中所透露的信息看，是被迁之于云梦一带楚王游猎区，负责山林泽薮的事务。因为当时楚国迁放大臣，是在汉北云梦之地(详本书《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后来屈原被怀王遣放于汉北之地，原因与此相同。东方朔《七谏》之《初放》一章，透露了屈原初放之地同其少年时代生活之地的关系：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见怨门下。王不察其长利兮，卒见弃乎原野。……斩伐橘柚兮，列树苦桃。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来风。6其中说屈原“长于原野”，初放亦在“原野”。所写景色“高山崔巍兮，水流汤汤”，及设喻诸物如“橘柚”，所叙地名如“江潭”，也都是同云梦之地相合的。屈原《哀郢》写其由郢都东行的情景，其中说：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王逸注第四句云：“闵惜乡邑之饶富也。”这个解释似是而非。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一文详细考述了从先秦到秦代云梦泽及周围一带地理的变化情况。关于战国时云梦泽一带，他说：“方九百里”的云梦泽，北以汉水为限，南则“缘以大江”，约当今监利全县、洪湖西北部、沔阳大部分及江陵、潜江、石首各一部分地。云梦泽以东，大江西北岸，又有一片由大江在左岸泛滥堆积而成的带状平原，其北部是春秋州国的故土，于战国为州邑，也就是《楚辞·哀郢》的“州土”(州城故址在今洪湖县东北新滩口附近)。我以为，《哀郢》中的那几句是诗人船过夏口附近西望而悲叹州土的平乐及江汉间淳厚风俗将不复存，乃是回忆他快乐的青少年时代——人们在受到挫折之时，总会忆及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尚未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时无忧无虑的生活，即使那段生活在实际上是艰苦的，也因为已经过去而在记忆中变得十分值得留恋。云梦西北为平原之地，再北、再西则有丘陵。《离骚》中叙及他出仕以前汲汲自修的情况时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诗人用比喻的方法写其品德学识上的自修，但引物取喻，不是随便产生的，它总有环境、经历、心理体验、认识积累以至潜意识上的原因。诗人写到阰(小山)，写到洲，也同云梦游猎地状况相符合(云梦游猎区地理状况之7考述详《汉北云梦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而屈原以橘自喻，也是与其个人经历有关的。《吕氏春秋·本味》云：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上文实为互文，意谓果之美者为江浦云梦之橘柚。因为云梦之地本即在江浦。春秋以前，云梦在汉北，以后其西部逐渐变高而成陆地，云梦泽渐次向东南移，其西与西北成丘陵林莽、禽兽出没之地，而其北部云梦城一带，则为平原。《战国策·赵策一》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云：大王诚听臣，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齐必致海隅鱼盐之地，楚必致橘柚云梦之地，韩魏皆可使致封地汤沐之邑。此亦把楚云梦之橘柚作为楚国能与六国争胜的特产，而“橘柚云梦之地”也被看作六国垂涎之土。屈原少年时代生活在云梦之地，所以把自己比作橘树，比作一棵生长在云梦之地的橘树。屈氏毕竟是王族，昭、屈、景在当时也仍然是大姓。所以，屈原家大约在他十多岁以后便回到了郢都，他有可能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入太学受到三闾大夫的教育。《礼记·内则》云：“十岁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礼记》虽然不一定是根据楚国的礼俗编成，但其中也反映了一些战国时普遍的习俗礼仪。事实上，从屈原的思想行为及《离骚》开头部分写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来看，他从小就汲汲自修，不断在学业上、思想上充实自己。他之所以能这样，只有一个解释，便是具有很好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一个人发展的基础，是形成心理特征、意志萌芽的最主要的温床。他的父亲屈易在怀王初年任大莫敖之职(大莫嚣屈易见《包山楚简》第7简。莫敖，出土楚简中皆作“莫嚣”)，也一定是一位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的人。屈原在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从他青年时代写成的，表现着文学才华和人生远大志向的《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