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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72第四章中国工业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或者贷款，并提供财政补贴，这种现象被亚诺什·科尔奈(Kornai，1986)称为“预算软约束”。勿庸置疑，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将扭曲企业的微观行为，导致企业资金配置和经营的低效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科尔奈本人及国内发表的许多论文认为，预算软约束是源于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国外有些学者则主张前后期投资的时间不一致性是预算软约束产生的根源。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7、1998、1999a、1999b）在一系列论文和著述中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解释，认为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是由于诸种政策性负担的存在，国有企业投资和经营失败的责任归属在于政府，因此当国有企业投资失败或经营亏损时政府不得不给与补贴。值得注意的是，该观点是比较优势理论在微观层次上最重要的理论推论之一。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预算软约束的政策结论上是完全不同的，本文的目的在于用中国工业企业的资料来检验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以及其他竞争性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和可靠性。一、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理论综述关于预算软约束的文献十分丰富，Dewatripont,Maskin和Roland(1996)，以及Maskin(1996)对已有的文献作了相当全面的综述。根据科尔奈（1998）的讨论，对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有外生和内生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归咎于各种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等（Kornai1986）。第二种解释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的现象，起因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tproblem）（DewatripontandMaskin1995）1，即对于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钱颖一（1994）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归因于这种由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钱颖一和Roland(1999)进一步分析政府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化对于预算软约1按照内生预算软约束的理论逻辑，预算软约束将广泛存在于各种经济制度之中，而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例如，当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于财务杠杆率过高且投资策略失误而陷入困境时，美联储即协同各大银行联合施救，该案例应当算得上是一个企业内生预算软约束的典型。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73束的影响。林毅夫和其合作者的观点认为，预算软约束的存在追根究底原因是企业的投资、经营失败的责任归属在于政府。在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为了有利于建立某种战略性的国有企业而设计的，这类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具备自生能力（viability）。为了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政府只好扭曲绝大多数资源和产品的价格，并使用行政手段按计划分配这些资源和产品来扶持这类型的国有企业。但是，由于计划协调问题，政府所做的有关投资和生产的决策往往是错误的，并且不能及时提供原材料和投入品。结果，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中，是政府而不是国有企业必须对企业的投资、经营失败负责，政府只好追加信贷和提供其他援助给国有企业，以便完成投资和生产，这是在改革前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市场在投资和生产上的资源配置作用增加，但国有企业却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中继承下来一系列的政策性负担，而有了政策性亏损，企业亏损的责任归属仍然在于政府，因此，政府必须给与国有企业各种事前的政策性优惠和事后的政策性补贴。政策性负担成为在市场条件下，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继续存在的原因。不管是在计划条件下或是在市场条件下，由于激励不相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会将投资、经营不善所造成的问题也归咎于政府，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分不清楚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只好对所有的亏损都给与补贴。国有企业的行为扭曲和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因而更加严重。在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具体讲可以分成如下两类：(i)战略性政策负担。根据中国经济资本稀缺的状况判断，很多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过高。如果必须支付市场利率，面对市场竞争，特别是来自资本充裕国家的竞争，它们将难以生存。改革前，它们的投资及营运资本都来自无息财政拨款。并且靠贸易壁垒使它们在国内市场具有垄断地位、免于国际竞争。改革后，政府以有息贷款取代了财政拨款，贸易保护也逐渐取消。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区段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是不具有自生能力，他们的存在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的考虑而决定的，由此形成的负担可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ii)社会性政策负担。改革前，国家采取低名义工资政策，工资只够职工当前消费，国有企业负责职工的退休金、住房、医疗费及其它需求。改革前，国家用财政拨款承担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开支，这项政策并没有给企业增加额外的负担。但是，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后，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转由国有企业自己负担。国有企业建立的时间越长，退休职工就越多，退休金和社会福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74利支出负担也就越重。同时，改革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国有企业不得不雇佣很多冗员。改革后，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国有企业裁员不被允许。由上述两种原因形成的负担可称为社会性政策负担。在市场化改革以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承担着战略性和/或社会性政策负担，这些负担内生于改革前的制度之中，政府对企业源于政策性负担的损失负有责任，企业亏损时，政府同样有责任给予补贴，预算软约束现象就继续存在。在市场经济里，如果政府企图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部门，或者给企业强加其他政策性负担，也会导致预算软约束。70年代南韩政府为了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具自生能力的重型机械和重化工业对大企业集团的扶持，是一个十分显著的例子。英国政府对为了增加就业，给煤炭采掘业的保护是另一个例子。如果国家要求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将电力、运输和邮电服务的价格压到低于市场供需平衡的水平，或者采取其它行动增加企业成本，那么政策性负担在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除非这些价格扭曲程度和成本很容易计量，相应的抵补政策是透明的，否则预算软约束现象在任何类型的经济中都会存在。从这一角度上讲，林毅夫和其合作者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外生预算软约束理论所进行的重新阐述，他把分析扩大到整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以及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某些发达国家2。为了取得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功，消除预算软约束刻不容缓。但改革开发二十年来，为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绩效进行的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失败，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根据上述观点，如果政策性负担依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继续存在，企业的经营绩效不会提高。而且，私有化以后的企业会有更高的积极性向政府要各种补贴和优惠，东欧和前苏联私有化以后各种政策性补贴不减反增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WorldBank,1996p.45)。二、实证分析中的变量测量和模型设定2如果从企业理论的角度出发，上述观点则可以表述为：企业的治理结构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其内部的效率高低取决于外部的市场环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75在预算软约束的文献中，以数据对各种理论假说进行严格的计量检定的研究还属少见，Ping（1999）的论文是当中的一篇，他利用了1980-1989年我国四个省的国有企业抽样财务数据，对内生的预算软约束理论做了详细的实证分析。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检验林毅夫和其合作者（Linetal，1997，1998，1999）所提出的政策性负担导致预算软约束的假说及其它相关的理论。1995年工业普查的资料中有按省份和七种所有制分类和按省份和34类行业分类的两组数据。这两组数据对于理论检验各有利弊。第一组数据按不同省份将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分成7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国外和港澳台三资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从而有利于控制不同的所有制对企业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该样本只有169个观察值（原始数据共210个观察值，去掉缺损值后为169个观察值），另外其对企业所有制类别的划分方式相对经济理论中对产权结构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第二组数据在去掉了缺损值以后，包含了28个省34类工业行业的874个观察值（原始数据共1051个观察值，去掉缺损值后为874个观察值）3，但该样本没有区分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所以只有通过其它的变量来替代。在实证分析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构造一个反映企业预算软约束程度的指标，并以之作为被解释变量。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中有两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即不同产业或者不同所有制类别的企业的负债水平和相应的利息支出。假定所有企业的财务帐目均按照国家统一的财务和金融制度设置，且面临相同的贷款利率水平，忽略不同企业（尤其是行业上的差异）在负债结构上的差异，那么有些企业利息支出明显低于其它企业，则很可能是由于对同一笔贷款无力还本付息的结果。特别是，在大陆的财务制度中，如果银行在当期年度中不能按时收回企业贷款，则通常会将逾期的款项结转至下一年，如果企业连利息也付不起，那么应付利息在下一年就也作为银行贷款处理。对于一个预算约束硬化的企业，要么被破产清算，要么按时归还贷款，不存在这种债务不断被展期（甚至债转股）的可能，因此利息支出占债务（采用企业年末负债合计这一指标）的比重（IDR）应大致相同（企业均面临同样的贷款利率）。在其它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存在预算软约束的企业该比值必定远低于同类企业4。如果有大量的企业在这个财务指3我们排除了海南和西藏两省，同时也排除自来水和煤气两个政府垄断性较强的行业。具体行业名称见表5。4在1995年，广东私营企业的这个比值大约在7％左右，而东北三省的国有企业则在4％左右。当然，这也可能是国企的利率低于非国有企业的利率造成的，但是后文中所有制虚拟变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76标上表现异常（可以赖帐不还），那么我们就认为该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的机制是存在的。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面对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构建一个政策性负担的指标以做为回归分析中的解释变量。政策性负担分为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战略性政策负担指的是一个企业所在的产业区段的资本密集程度（即劳均资本量）超过了按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在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区段的资本密集程度。以CI代表企业的实际资本密集程度，以CI*代表按要素禀赋决定的在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区段的资本密集程度，那么，具有战略性政策负担的企业其（CI-CI*）必为正。另外，社会性政策负担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雇用太多冗员，其结果是企业实际的资本密集程度会低于按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最优密集程度，即（CI-CI*）为负。那么，在计量分析中（CI-CI*）2可以作为政策性负担的一个指标，这个变量的数值越大，政策性负担就越大，预算的约束就应该越软，利息支出占债务的比重就应该越低。在实际的计量分析中，每个省在各个产业中的CI*依其要素禀赋和产业特性而定，是不可观察的。为了控制各省的要素禀赋对CI和CI*的影响，我们构建了技术选择指数（TCI）指数，首先，按不同省份不同所有制类型分别计算该类企业的平均资本密集度，方法是用企业年末资产总计除以相应的从业人数，然后再按照1995年各省固定资产平减指数（1978＝100）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同时，我们计算了各省的实际资本存量(使用了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一指标)，即先按照分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将固定资产投资统一折算到1978年不变价的数据，再以10％的折旧率累计计算资本存量。利用企业的资本密度除以1992-1994年各省实际人均资本密集度平均值，就得到了TCI指标。在回归分析中我们用来代表政策性负担的解释变量为（TCI-T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