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第一节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说★教学构思：一、概述秦代文学文化专制二、概述汉代文学文学的兴盛（一）政治历史环境（二）文学的基本态势三、概述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二）文学的基本态势一、秦代文学公元前221年，秦最终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在统一文字、法令、衣冠建制的同时，又下令进行思想控制：各国史书，除《秦纪》外一律烧毁；除官方掌管的书籍，民间所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一律交公焚烧；有敢于谈论《诗》、《书》的，概处以死刑，他还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试图把愚民政策和严刑酷法作为统治国家的基础，但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秦王朝历时甚短而轻视文化，文学上可说的东西很少，大致只有一部《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建立西汉王朝之后，多方面继承了秦的制度，但在刑法和文化控制方面，则采取较为简约宽松的政策。二、汉代文学（一）政治历史环境1、汉代采取比较合理可行的方式控制社会思想文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2、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3、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君王出于本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如武帝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宣帝时有王褒，成帝时有扬雄等。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东汉光武帝、明帝都不好辞赋，但是，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4、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后汉的洛阳东观、鸿都门学）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１７８）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专门学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选送，一度多达千人。灵帝下诏，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江览等３２人图像立赞，用以激励学者。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二）文学的基本态势1、对文学的重视。在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是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2、文学创作的兴盛。一方面，汉代的民间文学创作（汉乐府民歌）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另一方面，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的作品。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二者都追求作品的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于是就出现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孕育了规模空前、包罗万象的《史记》。同时，汉代文人的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3、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他们仅仅或主要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如梁园酬唱的诗人群就有枚乘、司马相如等。4、汉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如赋、叙事散文、五言、七言诗歌等，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近人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这方面的成就。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400年。在这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在此期间，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一）政治历史文化环境1、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2、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3、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4、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时伏。5、政治生活中士族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其对立的称呼是庶族、寒门。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宗族的血统。门阀制度的存在，加强了士族的地位和独立性。政权有兴替，朝代有更迭，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他们在客观上也给这个动乱的时代带来某种稳定因素。但在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皇权的主要依靠是士族，但也常常采用各种方法来抑制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包括任用庶族人士。庶族在政治上出路艰难，但并非毫无机会（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皇室，都出自寒门）。他们对士族控制政治权力的现象，常常提出强烈的抗争。6、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自汉末以后已失去原有的独尊性的地位和约束力，士大夫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老庄哲学：魏晋文人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对此给予尊重。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基本特色，借以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到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老庄思想再次抬头。佛教：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得以迅猛发展，佛经的翻译，也达到极盛的状况。这对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族文人的喜爱。佛教的宗教神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又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而受到他们的极力提倡。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界和来世。因此，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道教：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却是把他当作神仙，和尊奉老庄哲学的道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从渊源关系来说，道教实际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则在东汉末年。它讲求仙、讲炼丹，也讲养生之道、医术本草；它既包含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观念，特别是对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和佛教相比，道教没有严格的戒律，它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享乐，既能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所以也颇受士族阶层的欢迎。很著名的士族大姓，都是信奉道教的。（二）文学的基本态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1、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集团的活跃。文学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并常常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娱乐。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其中就有著名的建安七子。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各自组成了自己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北朝文学虽不如南方之盛，但也存在着自己的文学集团。2、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学同史学、哲学分开，得到独立的发展。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异常地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3、追求美的创造。普遍把“新变”作为文学理应追求的目标、衡量作品优劣的准绳。在体裁方面，是五言古诗兴盛时期，也是七言诗确立的时期。声律、对偶、用典等技巧的成熟，为唐代近体诗的产生做好了准备。赋开始抛弃汉赋铺张扬厉作风，发展为抒情小赋，在骈文影响下，又逐渐发展为骈赋。小说已初具规模，出现了一批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在题材方面，创立了田园诗，玄言诗，山水诗等。在修辞方面，追求修辞的华美。注重藻饰、骈偶、声律、用典，努力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使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但也带来某些弊病。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为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它为后代的文学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开辟了各种新的道路，提供了多样的发展可能性。没有这么一个基础，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进一步繁荣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