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

近年来，学术界对“红色资源”的概念表述不一。而且现有的概念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片面性。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我们的研究观点，以便求教于同仁，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为构建我国的红色资源学科体系，更好的开发和利用红色资源提供更科学的理论支持。一、准确界定“红色资源”概念的重要性对“红色资源”概念如何界定，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红色资源”的认识。界定不一样，对“红色资源”的理解也就会不一样。对“红色资源”的理解不一样，人们对“红色资源”的认识也就会不一样。进而，影响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建设和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1．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认真研究红色资源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深入了解红色资源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发展、国民素质的作用与意义，准确把握红色资源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与功能。而要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就成了最基础的任务。概念是指对一个事物本质属性的一般性概括，对概念的准确界定是开展学科理论研究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把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比作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根”的话，“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关系到红色资源本质、功能等“枝叶”的成长，最终决定着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这个“果”。如果这个“根”没有培育好，它的“枝叶”也就不可能枝繁叶茂，它的“果”也就不可能硕果累累。由此可见，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开展红色资源研究的逻辑出发点，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2．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开展红色资源研究的最终归宿。而对“红色资源”概念的准确界定则是做好开发利用的前提，只有准确地界定红色资源，才能在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上科学的把握，防止在“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朱小理，胡松，杨宇光（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31）摘要：准确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是构建红色资源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客观需要。纵观学术界现有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的理论成果，主要存在对“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认识不统一，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对“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以及没有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中应有的地位等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对“红色资源”的概念作这样的界定：“红色资源”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创造和形成的，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发利用，且必须经过转化才能够彰显出其当代价值的革命精神及其载体的总和。目前学术界对“红色资源”概念界定综述近年来，学术界就什么是“红色资源”，以及“红色资源”的定位与科学内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们各抒己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对“红色资源”的定位与科学内涵则表述不一。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1．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较早提出“红色资源”概念的谭冬发、吴小斌就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红色资源是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狭义的红色资源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历史痕迹和精神魂宝。［1］徐艳萍也认为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红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文化资源和人物资源四方面内容。狭义的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载体等。”［2］2．认为“红色资源”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的只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比较多，但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表述不同而已。代表观点有：耿琪认为，“‘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在她看来，红色资源没有什么广义和狭义之分，有的只是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她认为“物质的红色资源指的是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墓、旅游路线、文学作品等；精神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民族精神。”［3］李实也认为，从外在表现上看，“红色资源”在精神价值层面突出表现为长征精神、雷锋精神以及“抗洪精神”、航天精神等；在物质载体层面上，集中反映在蕴含这些精神的英雄人物事迹、历史文献、文学艺术作品和纪念地、纪念物等。［4］3．认为“红色资源”既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不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是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内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少，这种观点与第一、二两种观点的区别就在于：它进一步扩展了“红色资源”的内涵，将其内涵扩延至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等。代表人物有李康平，他认为“红色资源以中国革命道路、革命文化、革命精神为内涵。”［5］三、对“红色资源”概念现有界定存在的问题剖析学术界目前对“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达成了小范围的一致，这就是“红色资源”的创造主体是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但现有的概念界定依然存在着进一步深化探讨的空间，具体而言，现有的概念界定仍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对“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认识不统一。关于“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是什么？目前学术界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的内涵主体是“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郭晓平认为，“红色资源”的主体在于朱小理，胡松，杨宇光：“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17第31卷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精神”，特指以物质载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6］第二种观点认为，一切有着共产主义色彩的革命遗址与精神等都可以算做是红色资源的主体。例如：徐艳萍认为，“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载体等。”［2］李实认为，“红色资源”是由精神内核和物质载体构成的“红色文化”统一体，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4］第三种观点认为，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也都是红色资源的主体。例如：谭冬发、吴小斌认为，“红色资源即指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1］王姣艳、李振东等人也认为，“红色资源可以概括为教育主体利用古今中外一切反映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纪念物及其承载的精神，对教育客体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7］2．对“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有争议。关于“红色资源”的时间外延，主要存在的争议是：“红色资源”是否包括建国以后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所形成的精神及其载体？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概念的时间仅仅是指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资源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产物，并不包括建国以后直到现在的这段时间。例如：李康平认为，“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创造的”。［5］谷玉芬也认为：红色资源是指革命战争时期包括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重要的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8］第二种观点认为，“红色资源”的时间概念应该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例如：耿琪认为，“红色资源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3］肖发生认为，红色资源最本质的概念应为“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9］3．对“红色资源”的核心词把握不科学。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分析，“红色资源”是一个偏正短语，它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修饰或限制后一部分，后一部分才是整个短语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界定红色资源的概念，牢牢把握“资源”这个核心才是合乎逻辑的。“资源”的概念源于经济学学科，它是作为生产实践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提出来的，指的是原材料。经济学所述物质生产中的资源是有形的物质，而“红色资源”既有有形的物质，更多的则是无形的、精神形态的东西。但是，不管哪种形态，有两点不容置疑：即资源的利用主体与资源的效用性，缺少了这两个方面的任何物质或者非物质都不能称其为资源，其中尤以效用性最为重要。从目前的诸多红色资源的概念来看，恰恰相反，对于红色资源的“红色”着力相当之大，比如耿琪对红色资源的界定：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崇高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称”［3］。从中我们很难发现“资源”这一核心词的重要性。这种界定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合理性，但是对“资源”这一核心词的漠视，往往会导致对红色资源效用性的低估，导致对其转化与开发环节的轻视，甚至可能导致红色资源这一概念的泛化。4．没有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概念界定中的地位。教育学认为越是离受教育者心理距离近的东西越能够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红色资源”作为历史的遗存，不管是以哪种形式存在，它本身并不会能动地发挥教育作用，产生社会价值，创造经济效益。比如分布广泛的各种革命遗迹，只有在受教育对象去参观去感受的时候，它才能够通过其蕴含的光荣历史给予参观者以教育。所以，怎样才能够彰显红色资源的这种社会价值，是红色资源成其为“资源”必不可少的一个要件。而有效的“转化”则是实现红色资源社会价值的主要途径，红色资源如果没有转化，只能是一种静态的存在，那么起到的实际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因为资源是以实用性作为评价标准的，所以在“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中如果不突出转化的地位，那么，红色资源的这种“资源”性就会大大削弱。而纵观现有的理论成果，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突出“转化”在“红色资源”界定当中的重要地位，使其以一种更易为广大受众接受的形态表现出来，使“红色资源”的概念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