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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社会转型：文化、制度与发展主讲：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李承宏副教授2014年5月第一节历史回顾1.古代社会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很发达的社会；是西方社会向往的社会。回顾中国的社会历史，如图：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公元1～2015)。如果结合人均的考量，那么更能说明问题（AngusMaddison,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Paris:OECD,2001.263）。2.近代中国社会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17世纪，近代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经久不息的多角度关注。中国自古高度文明。李约瑟(JosophNeedham,1900-1995)，号“十宿道人”；英国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社会政治活动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自古高度文明。3.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从17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止，精确地说是从1644年到1911年的268年间为清朝统治时期。这是中国悠久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制王朝。在这268年间，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辉煌盛世，史称康乾盛世。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正是在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后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康乾盛世前后100多年魔术般的变化，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16).邓小平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90)。这段历史太值得后人警醒康雍乾三代君主，英明有为，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历史性大变动、大转折，却茫然无知，毫无准备，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把门关上，最终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1）盛世辉煌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它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终年(1799)，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出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在欧洲居首位的英国为10∶1。”(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88).中国农作物的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700年前后的约1.5亿增加到1794年的约3.13亿，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1/3。从手工业来看，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劳动的分工进一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照产品种类，分成蓝坊、红坊、漂色坊、杂色坊。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粮食、布匹、棉花、丝、绸缎、茶、盐成为主要商品，其流通值为35亿银两(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284).如果加上烟、酒、糖、油、煤、铁、45亿两，以当时人口3亿计，人均商品流通值为银1.5两。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从中国购买茶叶值银400万两。而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销售的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棉花)的总值，尚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运出的茶叶一项。为了平衡贸易收支，英国商人必须运送大量白银到中国。康熙年间，清朝征收的关税正额有银43000两，实际上关税收入大大超过“正额”。乾隆末年，每年“盈余”(即超额部分)已达85万两，超过康熙年间所定关税正额的20多倍。为了平衡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把大量鸦片运进中国，并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朝政府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1722)，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1719)。中国的城市也有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全世界有十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六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城市以下的墟市集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南京是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有丝织工人数万人，“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吴敬梓：《儒林外史》。)山东济宁为“百货聚集之地，客商货物，必投行家”(《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风俗》).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在该书《中国》条目中，盛赞“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茨认为，欧洲较之中国优越之处，在思维和思辨的科学……但一转到实践哲学，即生活、伦理、政治实践，欧（2）全球变局在同一个时间。当康熙和乾隆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新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298)。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建立了经典力学理论。此后，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大批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在棉纺织业方面，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气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5.18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7.5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5.53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13.87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18)。信贷证券，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走出国门，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与海外贸易，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贪婪的西方商人，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艘船“实验号”只有84吨，是一种近海帆船，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3）一潭死水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查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