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的发展与展望

1中非关系发展的历程与展望贺宝玉﹡严磊（1.运城学院，山西运城044000；2.运城学院，山西运城044000）摘要：中非之间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达两千多年。丝绸和瓷器始终是古代中国与非洲贸易的主要产品。随着历史的演进，中非之间的互动贸易渠道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手段也呈多样化，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古代中非交往的壮丽史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非关系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非之间在相互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在经贸领域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年来，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尽管当前中非关系中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总体来看中非关系仍将继续大步向前发展。关键词：中非关系；发展；展望中图分类号：K10文献标识码：A作者简介：贺宝玉（1974-），男，汉族，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人，助教，历史学硕士，从事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联系方式：邮箱：[e-mail]，电话：[phone]，中非关系是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我国对外关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非经贸关系的深化，中非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中非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非关系的未来。一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中非之间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史书记载，早在汉代以前，中国同非洲之间就建立了间接的文化、贸易往来。埃及是最早同中国建立这种友好关系的非洲国家之一[1]。由于路途遥远，最早的时候中埃之间只有一些零星的接触。直到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同埃及的贸易、人员、文化上的往来开始明显增多。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这两条商路，将中非两个遥远的大陆逐渐联系起来。丝绸是最早进入非洲的中国产品，也是中国在古代世界的文化象征之一[2]。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是通过丝绸对中国产生了最初的印象。非洲也不例外，埃及的贵族非常喜欢中国的丝绸，并以穿中国的丝绸为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所穿的丝袍，就是产自中国。当时埃及的贵族是如此的喜爱中国的丝绸，以至于今天在埃及的很多古墓中也会时不时的发现中国的丝绸。例如在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埃及第21王朝的一具木乃伊身上就发现了中国的蚕丝纤维[3]，这证明了中国同非洲的交往至少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公元一世纪以后，罗马人占领北非，埃及同中国的贸易变得更加频繁。大批中国产的丝绸经过亚历山大港中转后，被运送到意大利和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其它领地。据西方早期历史学家的记载，到公元4世纪时，罗马人穿戴中国丝绸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戴丝绸”，可见当时中国同埃及、罗马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可观。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中国与罗马海上贸易的中转港，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纺织业贸易、加工中心。当时的埃及人不仅从中国输入大量的丝绸成品，还购买中国的生丝进行加工贸易。大约在公元3-7世纪时，埃及从中国引进了提花机的生产技术，大大促进了当地纺织技术的发展。而此时埃及也有不少商品辗转传入中国，如玳瑁、象牙、琉璃制品等，对促进两地的文化、技术交流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日益加深。公元一世纪时，西方著名的《红海回航记》一书中就首次提到中国，认为中国（秦国）位于大海的尽头，中国的北方有个很大的城市叫做秦尼（长安），除此以外，还对中国与非洲间的丝绸贸易有了简单的介绍。2到公元2世纪时，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密撰写了《地理志》，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描述，认为秦尼国和赛里斯（Seres,古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别称）位于亚洲的最东边，距离埃及路途遥远，中间跨度有八个时区，但中国同埃及之间已经有了固定的商道通行，可见对于当时非洲人来说中国并不陌生，非洲人已经开始了解中国。在中国方面，随着海外通商的增多和外国使节的频繁到来，历史学家对非洲的一些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敦派遣使者沿海道经越南，向当时的东汉桓帝进献象牙、犀牛角、玳瑁等物。这些物品均产自非洲，也是非洲物产进入我国最早的官方记录。除此以外《史记》、《汉书》、《魏书》等典籍中对非洲的情况也有所涉及。另据历史学家考证，在这一时期频繁出现在历史典籍中的犁鞬（或作犁靬）指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4]，而黄支国很可能就指的是东非地区的埃塞俄比亚[5]。唐宋之际是中非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大发展的时代。唐代以后，随着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同非洲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联系。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中国南方有一条非常著名的海上贸易通道，叫做南海大通道，当时也有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或者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海上贸易通道的带动下，中国同非洲的商品贸易出现了巨大的增长，运往非洲的丝绸等货物的数量出现了成倍的增加。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丝绸以外，陶瓷等商品也开始出现于非洲市场。公元9世纪以后，瓷器日益成为中非商品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非洲人十分喜欢中国的瓷器，将这些瓷器称为“绥尼”（Sini），意为中国的，可见中国瓷器在非洲的影响力之大。当时中国运往非洲瓷器的数量之多、品种之繁、涉及地域之广，不仅是红海沿岸，就连东非沿海，甚至一些内陆地区都成为中国陶瓷器的重要集散中心。元末明初，随着中非商品贸易往来的增加，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文化、政治往来也变得更为频繁。特别是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将古代的中非关系推进到了一个顶峰。郑和下西洋的规模之大、历时之长、航线之远，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是一个壮举。从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郑和的舰队很可能在第三次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远航到东非沿海地区。在随后的几次远航中，郑和的船队又对红海沿岸的吉达港和东非沿海的一些地区进行了多次访问。郑和的远航，不仅推动了中非间的文化、贸易交流，也促进了中非双边政府间官方、半官方的交往。郑和第四次远航以后，东非沿海地区的一些小城邦如麻林（马林迪），不剌哇（布腊瓦），木骨都束（摩加迪沙）相继到中国朝贡[6]。中国也相应地向这些国家派出使者，从而对促进中非双边的了解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然而可惜的是郑和远航的官方记录被明朝政府有意识地销毁掉了，但随同郑和远航的费信、马欢、巩珍等人，根据各自的出访经历分别撰写了《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非洲的人文地理、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资料。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中国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非之间的交流出现了相当长时期的中断。直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不断增加，中国同非洲之间又有了新的接触，并开始对非洲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总体而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少数的介绍性著作外，中国人对非洲的研究非常有限[7]。再加上，当时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在国际舞台上没有政治地位，中非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二反帝反殖斗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非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成为当代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此以前，由于国际上反华势力的干扰，再加上大部分的非洲国家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与非洲之间一定意义上的官方往来比较少，仍以民间交往为主。1955年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增进了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为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打开了中国通往非洲的大门。会后中非关系迅速发展，1956年埃及率先同中国建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再后来，随着上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非洲建立起一大批3的新兴民族国家。其中不少国家一成立就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从而将中非关系的发展推上一个小高潮。此后，1963年到1965年间周总理三次访非，对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周总理在1963年、1964年访非时分别提出的发展对非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非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标志着当时中国对非政策的正式形成。这些对非政策，一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8]。上世纪60、70年代，是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给予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极大的支持，推动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会见非洲国家代表时就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并通过各种途径向非洲朋友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实际行动给予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真诚的帮助。从上世纪50年代末算起，中国先后给予埃及、刚果（利）、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非洲统一组织等国家和组织极大的政治、军事、物资、人员等方面援助，对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事业和南部非洲地区的民族解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中国政府还秉承友好互助的原则，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给予了无私援助。自1956年以来，中国先后向39个非洲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推动非洲受援国民族经济和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到1977年为止，中国对非援助总额达到24.76亿美元，占当时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58%。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包括水利、电力、轻纺、体育设施、交通运输等方面。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援建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多公里，是连接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的经济大动脉。坦赞铁路的修建对于破除南罗德西亚、南非的白人政权对坦桑尼亚、赞比亚的经济封锁，推动南部非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当时并不富裕，能够前后耗资1亿多英镑，历时八年援建坦赞铁路不仅是中国援外史上的一个壮举，也是中非之间伟大友谊的象征。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推动国家统一的事业也给予了全力的支持。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支持，一方面打破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孤立，另一方面也使得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特别是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非洲国家给予了中国极大的支持。1963年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在非洲国家积极支持下，大会通过了一项强烈谴责美国对华军事、内政干涉的决议，并在这项决议中坚决“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9]。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非洲国家对中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的恢复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在当时中国所得的76票支持票当中，有近1/3来自非洲。对此，毛主席曾形象地比喻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是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已经同非洲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对我国整体外交水平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非双方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使得中非友谊得到了全面的深化和提高。三改革开放以后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非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上世纪8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完成和国际大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对援非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198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十一个非洲友好国家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访问过程中，赵紫阳总理在坦桑尼亚宣布了新时期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十六个字“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4[10]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非洲在国际能源、资源市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国内对于深入了解非洲市场，拓展对非贸易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加强中非关系的发展政策。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提出“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