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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一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荣衰的描写，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视野，森罗万象，囊括了多姿多彩的世俗人情。人称《红楼梦》内蕴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容量，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天。全书的结构，新颖而奇巧，开篇就用了五个回目，以神话故事，“假语村言”掩去内容的实质，将作品置入扑朔迷离的雾色之中，而改借用“真“假”观念，托言“梦”“幻”世界，使得整部小说按着这一以假寓真的结构铺陈发展，最后营造出一个“生活世界”。在《红楼梦》中，除却著名的金陵十二钗，其它有有姓的人物就有400多个，这众多的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繁多姿，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决无重复,囊括了世间各色人形，即便在同一个人的塑造上，也是一人千面，令人叫绝。由于《红楼梦》内容的浩大，不同的人赋予它不同的主题，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鲁迅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亦如王蒙所说：“它自成一个宇宙，一个世界，既丰富又复杂，既深邃又玄秘，既真实生动又意味无穷。”红楼梦描写的贾府，是在中国18世纪的封建时代，它的管理必然带着“中国”和“封建”的烙印。有趣的是，我们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审视，贾府的管理与德国“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管理理论有很多暗合之处。马克斯·韦伯1910年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官僚结构的模型”，即最高领导层、行政官员层、一般工作人员层。最高管理层主要职能是决策；行政官员层主要职能是贯彻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一般工作人员层主要职能是从事各项具体的实际工作。这竟与贾府的家族管理有着惊人的相似。贾府的管理层次，也基本可以说是三个层次：以贾母为代表的最高领导层，以贾琏、王熙凤为代表的行政官员层，以贾府小厮丫环为代表的一般工作人员层。审视贾府的三层管理结构，不但暗合官僚结构管理特点，而且简直可以划分出董事会和经理人。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有：贾母、贾赦、邢夫人、贾敬、王夫人、贾珍、贾琏、王熙凤、贾蓉。把红楼梦从头翻到尾，贾府事务的决策都跑不出这九位董事去，说它是个董事会，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家族企业主要股东构成，并掌管着企业的日常经营，他们构成了贾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其中贾母可算是董事长，这个董事长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现在一些家族企业，设一职曰：董事局终身名誉主席，贾母庶几近焉。贾氏企业行政官员层主要构成是：宁国府总经理贾珍；荣国府总经理贾琏，副总经理王熙凤。在贾氏企业的行政官员层中，有一大批执行经理、部门经理的存在，像赖大和赖大家的，赖二，周瑞和周瑞家的，来旺和来旺家的，林之孝和林之孝家的，来升和来升媳妇等，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董事会和总经理决策的直接执行者。在行政官员层之下的是一个庞大的一般工作人员层，其中细分可以分出许多部门小头目，像柳嫂子就是大观园内厨房的一个小负责人。他们的构成主要是奶妈、丫头、杂役、小厮、长工等。单纯从组织形式上来看，贾府的管理与韦伯所推崇的官僚结构模型是很近似的，韦伯认为官僚结构管理是最有效的形式。“纯官僚式的组织即各种独裁的官僚模型，从纯技术观点上看，能够取得最高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已知的对人类进行必要的管理的最合理的方法。它优于其他形式的表现是其准确性、稳定性、严格的纪律性和可靠性。”毫无疑问，他所推崇的这种管理办法在红楼梦中是失败的，韦伯过于乐观了，原因就在于，他从纯技术的角度构筑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乐园，没有预料于官僚行政式管理之下的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甚至以权谋私的种种非技术因素，这恰恰在《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再现，从这个角度说，《红楼梦》对今天的企业管理都是有借鉴作用的。在MBA铺天盖地的今天，《红楼梦》居然与《韦尔奇自传》一样引起管理界的重视。例如，中国家电行业的领袖人物倪润峰就特别欣赏王熙凤的管理才能，同时也指出王熙凤存有权威性不足的弱点。事实上，曹芹在《红楼梦》中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权威：一是贪婪集权型，主要以王熙凤为代表；二是创新分权型，主要以贾探春、薛宝钗为代表。王熙凤，金陵十二钗之一，贾琏之妻，王夫人的内侄女。长著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成为贾府的实际大管家。她高踞在贾府几百口人的管家宝座上，口才与威势是她谄上欺下的武器，攫取权力与窃积财富是她的目的。她极尽弟死有余辜，但“毒设相思局”也可见其报复的残酷。“弄权铁槛寺”为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逼得张家的女儿和某守备之子双双自尽。尤二姐以及她腹中的胎儿也被王熙凤以最狡诈、最狠毒的方法害死。她公然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她极度贪婪，除了索取贿赂外，还靠著迟发公费月例放债，光这一项就翻出几百甚至上千的银子的体己利钱来。抄家时，从她屋子里就抄出五七万金和一箱借券。王熙凤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加速贾家的败落，最后落得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下场。我们先来看看王熙凤的“管理权威”的属性。应该说，在协理宁国府时，王熙凤最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她极其尖锐地指出，宁国府存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列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针对这五大弊病，王熙凤决定采用猛药。一到宁国府，她就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根据这一思路，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由此可见，王熙凤的权威性确实是很强的。然而，同样是这个王熙凤，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权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尽管如此，仍然玩不转，被气得“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一甜，便喷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栽倒在地”。为什么王熙凤在协理宁国府时威重令行，而给贾母理丧时却权威不足、指挥失灵呢？这是因为，王熙凤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其次，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对于这一点，她本人也意识到了：“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显而易见，王熙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威，有的仅仅是一时的权势而已；靠山一倒，便寸步难行，一败涂地，任凭她再有管理才能也无力回天。还应该指出的是，正是王熙凤的这种贪婪和疯狂才给贾府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贾探春，贾政与妾赵姨娘所生，排行为贾府三小姐。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夫人与凤姐都让她几分，有“玫瑰花”之诨名。她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强烈，所以对处于婢妾地位的生母赵姨娘轻蔑厌恶，冷酷无情。抄检大观园时，她为了在婢仆面前维护作主子的威严，“令丫环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人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得这一点，对探春动手动脚的，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救，但无济于事。最后贾探春远嫁他乡。在《红楼梦》五十六回中，曹芹以一个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绘了发生在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熙凤完全不同的管理权威贾探春、薛宝钗。为了克服贾府的经济危机，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妈们。这样一来，一个消费性的大观园就被改造成了一个生产性的种植园，捉襟见肘的贾府经济也因此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承包的种种好处：“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她考虑到，“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了一层皮”。贾探春认为，“如今这院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贾探春提出的承包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承包就可能因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挫折。贾探春的直线式思维还影响到她对管理流程的改革思考。贾探春提出的算账的新法。从纯粹的管理角度来说，同样存在着重复算账的麻烦，而承包者同样存在着会被园子里的新账房剥皮的可能。薛宝钗，金陵十二钗之一，薛姨妈的女儿，家中拥有百万之富。她容貌美丽，肌骨莹润，举止娴雅。她热衷于“仕途经济”，劝宝玉去会会做官的，谈讲谈讲仕途经济，被宝玉背地里斥之为“混帐话”。她恪守封建妇德，而且城府颇深，能笼络人心，得到贾府上下的夸赞。她挂有一把錾有“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的金锁，薛姨妈早就放风说∶“你这金锁要拣有玉的方可配”，在贾母、王夫人等的一手操办下，贾宝玉被迫娶薛宝钗为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的理想与志趣，贾宝玉又无法忘怀知音林黛玉，婚后不久即出家当和尚去了。薛宝钗只好独守空闺，抱恨终身。薛宝钗在完成物质层面的思考之后，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层面的思考。为了给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薛宝钗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强化治安管理。她对老妈妈们说：“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偷懒总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事实上，薛宝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带人各处巡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改革环境的重视。薛宝钗和王熙凤一样，深知管人是要讨人嫌的。但她的处理风格却和王熙凤完全不同，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薛宝钗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强化治安管理，薛宝钗也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循循善诱，尽可能启发人们的羞耻之心。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确实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人们对此都口服心服。由于有了薛宝钗的新设计，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今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姑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性也大大加强了。春燕道：“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她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还应该强调的是，与王熙凤相比，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中真正的管理权威就是薛宝钗。杜拉克就说过：“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按照杜拉克的这一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