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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不仅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热切呼唤出现的真实的摩罗诗人，而且是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者。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竖起了一块里程碑,令后人难以超越。新诗奠基者成长的心灵史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号尚武，笔名有麦克昂、鼎堂、杜荃等。沫若是他1919年发表新诗时开始使用的笔名，是其根据家乡两条河流沫水和若水取的。郭沫若幼年熟读《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中国古典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庄子》、《楚辞》、《文选》、《西厢》、《随园诗话》等，并且开始阅读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以及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这些都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增强了他的民主意识和反叛意识，而且为他日后走上创作之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13年10月，郭沫若走出夔门到天津求学。同年底，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秋天，郭沫若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翌年被分派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又考入九州帝国大学，1923年毕业回国。在冈山学习期间，有两件事对郭沫若有重要意义：其一是同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安娜）的婚恋；其二是大量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雪莱、惠特曼、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郭沫若最早的白话新诗《死的诱惑》、《别离》、《新月与白云》便是1916年夏秋之交，他和安娜炽烈的恋情的结晶。受泰戈尔、歌德等人思想的牵引，郭沫若开始接受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泛神论思想。福冈时期，郭沫若因耳病“立志学医，无复他顾”的誓愿发生动摇，加之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心安理得地放弃了自己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文艺活动，开始在同学中联络志趣相投者，酝酿结社和创办文艺刊物，并同张资平等主要成员进行过讨论，这些活动事实上已勾勒出了后来的创造社的雏形。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受惠特曼《草叶集》豪放诗风的影响，郭沫若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的爆发期。《女神》中的名篇《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天狗》等均写于这个时期。这些名篇皆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的雄浑大诗，是诗人依照心灵自然指引的才情流露。1920年出版的与田汉、宗白华之间的通信集《三叶集》，记录了他最早的诗学见解。1921年，郭沫若以之前的酝酿为基础，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共同组建创造社，开始了他的创造十年。同年，诗集《女神》出版，奠定了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创造社成立后的两年间，郭沫若因编辑出版《创造季刊》而三次回国，在对国内黑暗现实有了直接的接触和切身的感受后，《女神》般的青春热情有所消退，，诗人怀着“深沉的苦闷”于浩古之太空求取心的安慰，第二部诗集《星空》中那些含着“深沉的苦闷”、借抒写自然以求解脱的诗歌映射出诗人此时的心绪。他就像《献诗》中那只“带了箭伤的雁鹅”无力起飞，只能仰望星空寻求安慰。1923年，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与创造社成员陆续创办了《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等刊物，使前期创造社的活动达到鼎盛期。这时他的思想也有了变化，开始突破个性主义的局限，认识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前，“一切什么梦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①。同时因社会政治观念日强、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泛神论思想也开始被抛弃。这种思想转换反映在诗集《前茅》和继《女神》之后再次承蒙诗兴侵袭一挥而就的长诗《瓶》中。1925年，郭沫若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大的变化。此前他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①组织与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由直觉的倾向性转为系统的理论接触，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促使郭沫若更为左转，他开始对自己前期的思想进行自觉的却又不无过激的否定：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约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②这表明郭沫若已由一个谋求个人解放的个性主义者转向了谋求社会解放的阶级论者。从此，郭沫若由文学的领域转至政治革命的领域。1926年3月，郭沫若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不久投笔从戎，随军北伐，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长文，以见证人的身份和铁的事实揭开流血事件的内幕和蒋介石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他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起义队伍失散后，他经由香港秘密返回上海，和后期创造社以及太阳社成员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于1928年1月5日至16日创作24首诗歌，3月集成诗集《恢复》出版。此时郭沫若还想加强创造社，谋求与鲁迅先生的合作。但因讨蒋②长文惹祸，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于1928年初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古文字学和古代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写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文学作品方面，他写了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和《北伐途次》等，出版了历史小说集《豕蹄》。同时，他在海外继续关心着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文艺动态，积极参与了1936年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并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由日本秘密回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郭沫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并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有关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的创作，除《战声集》、《蜩螗集》等诗集和长篇自传《洪波曲》外，1942年至1943年他创作了《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六部大型历史剧，标志着他文学创作达到又一个高峰。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坚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1948年郭沫若来到解放区，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迎来了全国解放的曙光。郭沫若诗歌成就主要是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取得的。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分别于1938年、1948年结集为《战声集》、《蜩螗集》出版。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计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东风集》，但多为应景之作，正如他自己说的是“诗多好的少”。《女神》：新诗的奠基之作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运动和“诗界革命”发展起来的，假如说首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则堪称新诗革命的先行者和奠基性作品。《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共收作品57篇，除《序诗》外，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取材于历史和传说的《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三部诗剧。第二辑收《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10篇，这辑的主体部分是五四以后的诗作，体现了五四以后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格调雄浑豪放；形式风格都属惠特曼型。第三辑收《爱神之什》（10篇）、《春蚕之什》（8篇）和《归国吟》（5篇），主要是郭沫若早期受泰戈尔影响而创作的一些清新恬淡的抒情作品，它们写爱情、春愁、离叙，写飞禽、新月、松园，还有归国印象和记游。《女神》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在“五四”这样一个狂飙突进的文化再造运动中，郭沫若以其不可仿效的天才创造，将个人的才情与时代的脉动契合无间，演奏出极富个性特征的时代强音，摘取了“五四”时代新诗奠基者的桂冠。关于《女神》的文学史意义，闻一多在1923年就作出了经典性描述，“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③关于这种时代精神，20世纪40年代的周扬这样精到的表述：“在‘五四’的老人中，郭沫若先生还是比较后起的。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是胡适，就是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俞平伯几个在诗坛上都似乎比他露面得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战斗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括的‘五四’战斗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上的爆发。在诗的魄力和独创性上，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④《女神》最大的特色是通过人格鲜明的“自我”歌唱表③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④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解放日报》，1941年8月13日。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其中每一首诗中都活跃着诗人的形象、融铸着诗人的灵魂，体现着“五四”时代人的觉醒和自觉，表达着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愿望，而这些总是和民族的觉醒和自觉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女神》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凤凰涅槃》正是对一个古老民族再造新我的伟大涅槃的颂扬。长诗用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来象征古老的中国和诗人旧我的毁灭和再生。“凤歌”和“凰歌”对“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茫茫宇宙”发出诅咒和质问，诅咒像“屠场”、“囚牢”、“坟墓”、“地狱”般黑暗现实，发出“你到底为什么存在？”的天问式质问，又对中华的未来走向表达出探求的热望—“我们这飘渺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凤凰更生歌”以热忱和谐的和鸣曲反复欢唱着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生动、自由、悠久、净朗的民族新生，渲染出大和谐、大欢乐的喜庆景观。《女神之再生》虽然是诗剧，但本质上仍不失为一首“雄浑的大诗”，发出了对黑暗血腥的中华的诅咒，表达了对再造中华的企望。“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直接将古老中华幻化成了“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活脱脱一个为“五四”时代精神重铸的“美的中国”的形象再现！其次，《女神》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开辟鸿荒的大我”，这个“大我”具有大胆反抗破坏、大胆自由创造、大胆自我表现、大胆自我肯定、大胆自我尊崇、大胆自我剖析、大胆自我否定的精神。从《女神》中可以听到，自我抒情主人公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高叫：“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我崇拜偶像破坏者／……／我又是偶像破坏者哟”；⑤在《天狗》里绝叫：“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的我要爆了”；在《湘累》中则借屈原之口宣称：“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⑥由此可见，这个“开辟鸿荒的大我”不仅勇于反抗、破坏、创造，而且具有积极向外发散辐射的力量，面对外部世界:“他”以地球母亲的儿子自居（《地球，我的母亲！》），高喊着“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梅花树下醉歌》），推崇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匪徒”（《匪徒颂》），赞美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马克司威尼为“自由的战士”，“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的权威如此伟大！”（《胜利的死》）。“他”还“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呼唤“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的“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⑤郭沫若，《我是个偶像崇拜者》。⑥郭沫若，《湘累》，1921年4月发表于上海《学艺》第2卷，第10号，收入《女神》。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可以看出，《女神》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是一位面对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发言的诗人，他胸襟开阔，具有广博的人类情怀、宇宙意识。他的目光不局限于中国一隅，在《晨安》里，“他”不仅向“扬子江”、“黄河”问候“晨安”，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