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思潮一:缘起汪曾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语言》1982年2月号的《新疆文学》在1983年到1984年间,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围绕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召开过座谈会1984年年初,李陀在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寻根”这一语词,表达“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注:刊于《作家》1985年第6期。)一文,后来被有的人看作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宣言”。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认为我们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注:分别刊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作家》1985年第6期,《文艺报》1985年7月6日,《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二:涵义及代表作品寻根文学,立意就在文学寻根,是指一批作家们从历史反思向文化反思进发,从而创作出的一批寻找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和病态之根,以播扬传统文化、消除民族劣根性对社会进步的影响,重铸民族精神额文化心理结构的作品。“文化寻根”意识,一、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代表作有:李杭育的富有吴越文化神韵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富有浓厚秦汉文化色彩的“商州”系列小说,张承志的独具草原文化特征的系列小说,韩少功的体现楚文化意蕴的《归去来》、《蓝盖子》、《爸爸爸》。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具有晋文化特点的《老井》,《远村》,阿城的表现历史文化精神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遍地风流》,冯骥才的表现津门文化精髓的《三寸金莲》《神鞭》以及邓友梅的《那五》,王安忆的《小鲍庄》等等。三:理论建设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这些文章被人们称之为“文学寻根”的集体宣言。下列几个理论观点:第一:文学有根根是指“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等等,这是一个民族“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屹然不动”的东西,文学应该去揭示这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阿城直接将根命名为:“文化”,并指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不能想象一个对本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认识肤浅的忍能获得多大自由。”第二:根有区别李杭育认为,传统文化有正统规范与非正统规范之分,寻根文学不能对其一概认同,而应选择正统规范之外的文化。“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像,从经济形态到风俗、心理、整个文化的背景跟大自然高度和谐,那么纯净而又斑斓,直接地、浑然地反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种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比起我们远离生存与信仰、肉体和灵魂的汉民族文化,那一味奢侈、矫饰、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的文化,真不知美丽多少”,因此,“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楚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第三:文学有“根”才能与世界对话。“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与世界文化对不起话的”,“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及其他”第四:寻“根”在于促进时代变革。“不断的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力求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身上,揭示我们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从中找出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内在力量”。四:反响与争论批评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指责它表现了“复古”倾向,会导向对需要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则忧虑于可能使创作纷纷潜入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人生问题和矛盾的揭示。李庆西撰文,指出他们当初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实际上回答了人们有关他们脱离现实的责难。(注:参见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五:文化寻根的必然性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不仅体验到“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压力,而且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感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文化后果”的压力。如果以“现代意识”来重新观照“传统”,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本原”性(事物的“根”)的东西,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的更为直接的动机。“文革”之后,尖锐地意识到当代文学的“贫困”,而积极推动文学进入“新时期”的不少作家,认为可以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难题。关注西方文学的热潮,开拓了作家的视域,引起文学观念、方法上的革新,也产生了依据“观念”、文本写作的现象。心怀焦虑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认为,如果将自己的文学创造,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的感受性来改造西方的观念和形式,将有可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成果。六、寻根与小说的艺术形态1、对于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是这期间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的重要现象。当代中国大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小说,地域、风俗的特征趋于模糊、淡化。主流的文学观念是,历史运动,人的行为、情感的基本构成和决定性因素,是阶级地位和政治意识。其它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体现“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文化的、人性的因素,自然会被看作是对于阶级意识的削弱,而受到排斥。在80年代受到普遍认可的小说观念则是,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证明,文学史的叙述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以激进的历史观、更多从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去构撰作品的作家,受到了冷落,而宽容地重视特定情景中的日常生活的创作,成为文学生命力的例证。倡导、或同情文学“寻根”的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也都表现了强烈地关心创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倾向。贾平凹的一系列散文、小说,有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李杭育的一组小说,着重对浙江“葛川江”流域风情的考察。郑万隆写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写鄂温克族的生活,都汇入“寻根”所旅发的重视民俗表现的潮流中。“地域小说”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武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2、对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七:艺术探索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结合。叙述方式变换的技巧,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运用:以“现在时”和“过去现在时”的叙述来处理历史,在叙述者和故事人物,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上构成复杂关系,以此来强化叙述的意识。以现代意识,来审察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方法,作为艺术创造的主要借鉴,在80年代中期以后,也成为一种潮流。首先表现为小说整体情调、气氛的营造的重现。其次,在小说语言上,或者向着平淡、节制、简洁的方向倾移,或者直接融进文言词汇、句式,以加强所要创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古奥。另外,小说的章法、结构、叙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说取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