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

葡萄与葡萄酒传入中国考芮传明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葡萄是一种常见的水果,十分受人欢迎,用它酿成的红、白葡萄酒也同样地为大家所熟悉和喜爱。然而人们在品尝葡萄或畅饮葡萄酒时,却很少想到这在早期并非“国粹”，而是汉唐盛世引入中国的大量外来文化中的一种,至于葡萄酒酿造法的真正普及恐怕更是元代及其以后的事情了。关于葡萄和葡萄酒传入中国的问题,前辈学者已有所论述，但是这些研究或者未对整个传入历史作系统性的考述,或者忽视了北方游牧民族在传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即旨在就这一问题作出新的考述。一、葡萄与葡萄酒进入中国之始在西域地区(包括汉籍中广义的“西域”),葡萄酒的酿制和流行显然可以上溯至极为古老的年代。古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诸王嗜饮葡萄酒的例子屡见于古代记载中。《圣经》说,古波斯王亚哈随鲁(即大流士一世之子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465在位)登基后的第三年宴请诸亲王、臣仆、波斯和米底亚的权贵、各省的贵族与首领,用形制各异的金杯赐予他们大量的御用葡萄酒。当然,伊朗远非最早酿制和饮用葡萄酒的地区,有的学者认为,埃及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就已经有了葡萄树和葡萄酒。相比之下,中国之了解葡萄和葡萄酒的年代则要晚得多。通常认为,西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时由于张骞“凿空”西域,汉使才带回了葡萄的种子加以培植,而中国人获悉西域某些地区以葡萄酿酒似亦得自张骞的报告。《史记·大宛列传》云：“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汉书·张骞传》作“……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而《史记》和《汉书》中直接提及种植葡萄的为且末国、难兜国、罽宾国、安息国和大宛国；酿有葡萄酒的则为安息和大宛,其中对于大宛之葡萄和葡萄酒的描述更为具体。《史记·大宛列传》载道：“(大宛)有蒲陶酒。……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指明了葡萄种子采归国内之事并非张骞本人所为,而是他逝世十多年后,汉朝使节从业已被贰师将军李广利征服了的大宛取来：“贰师既斩宛王,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名昧蔡为宛王。后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谄,使我国遇屠,相与共杀昧蔡,立母寡弟蝉封为王,遣子入侍,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镇抚之。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讽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但是,不管是声称张骞直接引入葡萄,还是声称他逝世后汉朝使节引入,中国之开始较大规模种植葡萄,似乎总当在汉武帝在位期间张骞通西域后的那段时期内。西域各国的葡萄酒是否也一起输入了中国,则未见明确记载。不过按照当时东西交通频繁的背景以及汉武帝搜觅域外奇珍异宝的热切心情来看,葡萄酒是应该同时进入中国的。《汉书·西域传赞》云：(孝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瑂则建珠崖七郡,感拘酱、竹杖则开牂牁、越隽,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既然连域外的水果——葡萄都在引进之列,那么制自葡萄的佳酿(《博物志》说,西域的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足见在汉人眼里,它已臻于神奇。)则更应该是汉武帝追求的珍奇物品了。又,《汉武帝内传》云：“西王母尝下帝,设葡萄酒。王母谓帝曰：‘仙家上药,有玉酒、琼瑶酒。”尽管此书可能只是魏晋时期伪托班固者所编的虚妄故事,这里的“仙人”西王母也显属杜撰,但是它透露的背景却未必捏造,即,汉武帝常用被他视作珍品的葡萄酒来款待贵宾。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域的葡萄酒与葡萄一起,在武帝时期输入了中国。诚然,乍看之下,葡萄与葡萄酒的始入中国只与西域的定居民有关。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就会使我们发现,游牧民族在这方面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即,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匈奴的参与,才形成了当时东西交通空前繁荣的大环境z汉政权在频遭匈奴人骚扰的情况下,为了与被匈奴所破的大月氏人共同结成反匈奴联盟,才派遣张骞西使。这次出使虽未达到预期的“灭胡”目的,却使汉朝统治者了解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的详情,煽起了武帝企图“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野心。张毒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旨在联结乌孙,“断匈奴右臂”。同去的许多持节副使被分遣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后来都与当地政权的使节一起来汉报聘,“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显然,张赛两次出使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对付匈奴,最后西域之沟通,只是其客观效果。换言之,如果没有匈奴与汉朝激烈争斗的背景,就很难设想汉政权会耗费如此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开通西域?因而也不太可能产生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了。恐怕东汉初杜恕笃(或作杜笃)在其《边论》中将葡萄之引入与汉匈冲突直接联系起来是不无道理的：“汉征匈奴,取胡麻、蒲萄、稗麦、苜蓿,示广地。”所以,我们认为,葡萄与葡萄酒最初进入中国,正是游牧民族匈奴频繁活动的间接结果。二、葡萄酒制法进入中国之始尽管作为成品的萄萄酒可能在公元前100年左右随同葡萄树种子一起传入了中国,但是葡萄酒的酿制方法则似乎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未被中国人所掌握。有关东汉灵帝(168～188年在位)时代宦臣张让受贿鬻官的一则故事表明,迄于公元二世纪后期,葡萄酒的酿制方法至多传入了凉州(约当今甘肃、宁夏等地)。《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列传》载云,灵帝时,张让升迁中常侍,封列侯，势焰熏天,群小争相贿赂奉迎。扶风人孟佗设法让人们误以为他与张让有深交,从而骗得趋炎附势者竞相赠送珍宝玩物。孟佗便以其中的一部分转送给张让,张让大喜,遂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传》文中并未提及孟佗贿赂的是什么宝物,但是注引《三辅决录注》则云：“佗字伯郎,以葡萄酒一斗遗让,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类似记载也见于其它史籍。《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七三《酒部》的引文作“汉末政在奄宦。有献西凉州葡萄十斛于张让者,立拜凉州刺史。”《续汉书》云：“《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升遗张让,即称凉州刺史。”《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云：“他(即佗——引者)又以葡萄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诸书所载葡萄酒的数量固然大相径庭(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但是对于孟佗以葡萄酒换得刺史官职一事则异口同声。足见葡萄酒在当时的珍贵程度,亦即展示了如下事实：当时中原王朝的官方非但不会酿造葡萄酒,而且也极难得到域外的成品,否则以张让这样大肆索贿受贿的宠臣决不会如此珍视葡萄酒。当然,如果这些葡萄酒确实来自“西凉州”那么我们只能说,葡萄酒制法虽未传至中原本土或汉帝国的宫廷,但已经传至中国的西北边区。自比以降,尽管未见中国官方或民间掌握了葡萄酒酿法的直接证据,但却可以看到人们日益熟悉葡萄与葡萄酒的迹象。魏文帝诏群臣曰：“且说葡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馈,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锅。又,酿以为酒,甘于麦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在此,作者十分贴切地描绘了葡萄与葡萄酒的特色和优点,生动形象,若不是有过多次的亲身体验是难以写出这类句子的。曹魏时代的钟会和西晋初年的荀勗都作过《葡萄赋》,可见在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北部葡萄己较多见了。至于葡萄酒,根据北魏时期的一个事例显示,它在五世纪中叶已不象二世纪后期那样极为名贵了。《魏书》卷五十二《李孝伯传》载云：“既开门,畅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袭赐太尉,骆驼、骡、马赐安北,蒲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显然,葡萄酒在此只是与其它菜肴食品一起作为普通的赐品,而不再如孟佗所献葡萄酒那样被视作依稀世珍品了。这是因为中原王朝已经学会了葡萄酒酿造法呢,还是因为是时输入中国的成品葡萄酒业已增多了呢?文内并无任何暗示。但是我们从一百多年后中原官员的一席对话中可以推测,似乎到了六世纪中叶,葡萄酒依然是从域外输入,或者,最近也得从西北边远地区输入：“庾信〈513～581,历仕西魏、北周)谓魏使尉瑾曰：“我在邺,遂大得葡萄,奇有滋味。'陈昭日：‘作何形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师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余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称奇,况亲食之者。'瑾曰：‘此物实出于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在汉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园中户植,接荫连架。'昭曰：‘其味何如桔柚?'信曰：’津液奇胜,芬芳减之。'瑾曰：‘金衣素裹,见苞作贡,向齿自消,良应不及。'”这番对话饶有趣味,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印象：甲、当时至少在邺(北齐首都,今河北临漳县附近)、京兆(约当今西安市)等地种植许多葡萄,且质量颇佳。乙、当时经常从西域(就那时中原汉人的概念而论,“西域”可能也包括凉州地区)输入葡萄酒,故中国内地恐怕尚未掌握酿造法。丙、即使上层阶级中也颇有从未见过一一更不用说品尝过一一葡萄者,故知葡萄在中国的种植仍不很普遍,也许只限于北方的某几个地区。直接的文字记载将中国首次自酿葡萄酒,归功于七世纪中叶的唐太宗：“(西域的葡萄酒)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昧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城始识其味。”高昌国的据地大约相当于今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及其周近地区,该地历来盛产葡萄与葡萄酒,迄近犹然。这条史料十分清楚地将唐太宗征服高昌(640年)后自制葡萄酒作为中国人掌握酿酒法,甚至品尝它的开端,似乎后世中国各地之葡萄酒酿造法均源自唐初宫廷,这未免失之偏颇。我们认为,太宗造酒至多是域外葡萄酒及其制法在唐代传入中国之热潮中的一个突出事例,而不是关键性的转折。首先,就编年而言,存在着早于640年的葡萄酒制作事例。王绩诗《过酒家五首》(又名《题酒店璧》)显然是环绕酒店情景而作。其一曰：“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似乎其描绘对象是洛阳或长安的酒店。其三曰：“竹叶连糟翠,葡萄带麴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竹叶”当指名酒竹叶青,色泽带绿,“葡萄”则无疑指葡萄酒,色泽呈红。诗句既工整又形象。则知长安的酒店销售葡萄酒。王绩为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其生卒年份为585～644年。他当过隋朝的官,唐贞观年间又曾除太乐署史焦革之丞,但后来弃官回乡。所以,此诗既似王绩在弃宫前于京城所作,则中国民间之酿造和销售葡萄酒(小小酒店不可能长期从域外进口成品葡萄酒,故此酒必是自酿)应在太宗破高昌(640年)之前。其次,与其它西域国家相比,高昌和中国相距甚近,并位于“丝绸之路”上,两地早有密切交往。所以,中国应该拥有其它许多良好的机会取得酿酒法,而毋需等到用武力征服高昌后再获得此法。另一方面,自“太宗酿酒”后,未见唐官方正式酿制葡萄酒的任何记载。这使得太宗酿酒一事显得十分突兀。因此,恐怕只是太宗一时兴起,用得自高昌的酒法自酿了一点葡萄酒。此事既非中国境内第一次酿造葡萄酒,也非中国葡萄酒酿造业的源起,而只是无数平行“输入”事例中的一个。三、葡萄与葡萄酒在唐代的流布除了“太宗酿酒”的记载外,唐代的葡萄酒酿造业事例都见于民间,而这才是真正的主流。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云：“酒则有郢州之富春、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足知产于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及河北省西北部)的乾和葡萄酒乃是全国的名酒之一,其历史谅亦不短。李肇为八至九世纪的人,其《国史补》所记多为八世纪初至九世纪初之间的事情。因此乾和葡萄酒的发端或可追溯至开元年间。李白(701～762年)《对酒》诗所反映的则是开元时代出现于江南的葡萄酒：“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诗中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