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杯酒释兵权”真伪

论“杯酒释兵权”真伪王育济撰“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不可置信”。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一事的专文(1)。但由于他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怀疑，甚至断为伪造，这又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成效及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政局背景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此说极是。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矣”（聂崇岐语）。“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但是，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王定国《闻见近录》载，太祖即位后，禁军将帅自恃与太祖有“十兄弟”之谊，又有翊戴之功，故“多偃蹇”，太祖因而训饬道：“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毋或偃蹇。”《铁围山丛谈》卷一载：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防微。《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太祖怒，遂寖其命。凡此之类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历朝开国之初都曾发生过。处理此事的方式也有不同。《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汉高祖是以“夷戮诛杀”为手段，唐太宗则以劝诫警示为策略。不同的选择，固然与各自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关，同时，更与皇帝本人对政局的估计有关。“五代时期，君主猜疑拥立有功的将帅，常加诛杀”(2)。结果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导致了政局的更大混乱。宋太祖对宋初政局的估计则极为谨慎和理智。他既看到开国功臣居功偃蹇的一面，同时又认为这与谋反作乱毕竟不同，他曾屡屡向赵普指出，“彼等（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必不叛吾”，“必不负朕”。赵普则以“吾亦不忧其（指石守信等）叛”作答。可以看出，君臣二人对当时政局的估计是全面和清醒的。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当然也会危及统治秩序，但与谋反作乱毕竟不同。所以，要解决这类问题，也就不必采取“夷戮”功臣的极端措施。“杯酒释兵权”的发生，与上述情况无疑有关。从各种记载看，赵普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要比宋太祖更为积极。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另一方面，也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陈桥兵变”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随即擢升为禁军统帅，“委以兵权”，“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3)。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赵普，却身份依旧，十几天后，也只是被授以四品的枢密直学士。《宋史赵普传》称：“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数年不确），范、王、魏（即范质、王溥、魏仁浦，皆为后周宰相）三人罢相后，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这种安排有策略方面的考虑（安抚后周旧臣），但也反映出太祖此时对文臣不甚重视，以为当不得轻重有无，故不急于调整。有学者认为，“唐末五代，枢密权重，实际上取代了中书门下的地位，行使着中央的权力。正因为如此，五代时的主要辅臣……都任枢密使，即使任宰相，也兼枢密使。宋初……让赵普进枢密院，则是避虚就实，去掌握实权的”(4)。此说固是。但问题是，赵普此时仅为四品枢密直学士而非枢密使，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他的实际权力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从五代以来的政局看，担任枢密使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文臣充任或兼任(5)，另一种则是“手握禁旅”的禁军将帅兼任(6)。后周末，枢密使由宰相魏仁浦兼任，入宋后未作变更。其实，让魏独留相职，将枢密使一职改任赵普，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宋太祖不做此安排，不但是对赵普的不公，而且可能会导致禁军将帅兼领枢密使的复杂局面。这种局面一旦形成，赵宋开国集团中文武两派权力不均的情况就会更为严重。赵普作为开国集团中的文臣之首，自然不能对这种情形漠然视之。正是在他的反覆论说下，才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值得注意的是，“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廷实权。后来又“独相十年”，总揽军国大权，确立了一代文臣政治。古人往往把“杯酒释兵权”看作是“文盛武衰”的转机，是文武两势变易的枢纽，不是没有道理的。关于“杯酒释兵权”，现存最早的记载，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的《王文正公笔录》：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按赵普此时尚未任相。王曾追记此事，以赵普后来的主要官职呼普，亦不为误）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此后，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等北宋史籍对“杯酒”一事亦有记载。这些记载，除文辞、情节详略不同外，在有关“杯酒”一事的时间、诸将释兵权后的职务安排等方面亦有分歧。至南宋李焘修《长编》，折衷群籍，修订异同，对“杯酒释兵权”一事始有厘定：在时间上取《王文正公笔录》和《涑水纪闻》，以太祖平定二李之后的七月（即位一年左右）为是；在释兵权的情节上则详细抄撮《涑水纪闻》；而释兵权后对诸将的安排，则又以《王文正公笔录》和《渑水燕谈录》为是。李焘的这一考订是极为严谨的。因为根据宋代的官方档案──《国史》和《实录》记载，石守信等人在建隆二年七月庚午即罢兵权而出守大藩，故“杯酒释兵权”只能发生在此前，决不可能发生在“太祖登位数年”后。另，石守信等既为藩镇，则知《谈录》、《笔录》有关“各守外藩”、“出就藩镇”云云，所言有据。而《涑水纪闻》谓“以散官就第”实误(7)。自李焘考订之后，“杯酒释兵权”一事就有了一个确实可信的底本，成为信史，为后人广泛称引。真伪问题自本世纪四十年代，“杯酒”一事的真实性开始为个别学者所怀疑。近年来，又有若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杯酒”一事发出质疑，认为此事“疑点甚多，不足征信”。其实，“杯酒”一事虽然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不无渲染，但却并非后人编造。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来说，基本是可信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正如前引《长编》所言，建隆二年七月后，的确罢免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确载，无可置疑。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一个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的问题了。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不无“戏剧性”，但若放在宋初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因为注意政治运作的技巧和方法，尽力营造一种便于解决问题的气氛，正是宋初政治的一大特色，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事件，当时实不少见。如王定国《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一次预演(8)；《长编》卷一○正月条和十月条所载“置酒移强藩”和“设宴罢藩镇”，则又可以说是“杯酒释兵权”的再版──“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之痼疾，一朝而解矣”(9)；另有《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所载“一醉收夺百万缗”，虽然在事体上与“杯酒释兵权”稍异，但其基本精神却极为吻合：太祖仁爱，能保全节度使，极有术。天下既定，皆召归京师。节度使竭土地而还，所畜不赀，多财，亦可患也。太祖……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翌日：各以表进如数。此皆英雄御臣之术。所谓“极有术”、“英雄御臣之术”，无非是讲究策略方式，注重政治技巧。这与“杯酒释兵权”（“杯酒论心，大将解印，此何术哉”(10)）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所举诸事，就性质而言，涉及到了控制、撤罢藩镇、确立君臣体统、收夺节度使之财等一系列军国大事。这些大事的措置，当然要有许多严肃、正规、细致的操作程序，不会是杯酒一席间的事情。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又都通过杯酒一席间，营造出一种和缓、机智、温厚的政治氛围。所谓“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生的一幕喜剧，它的真实性是有其时代依据的。三、从论者对“杯酒”一事所发生的诸多质疑看，更是大有商榷的余地。论者怀疑“杯酒”一事的主要理由有二点。第一个“最为过硬”的理由是：“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生于此时，恐难令人置信。”按古代的丧期，依据死者的身份和生者与死者的亲疏，分别有三年丧（即两周年）、期年丧（一周年）、九月丧和三月丧。这是理论上的规定。实际执行时，则依据对上述丧期的有规律的减缩（如“以日易月”，即一天等于一月，三年丧可为24天）来安排丧期。就此而言，论者所谓的“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的说法，显然既不符合一般理论上的丧期，又不符合一般成俗上的丧期。那么，当时是否另有特殊的要求或规定，将杜太后的丧期定作“六月初到七月初”呢？也没有。《宋会要辑稿》礼三之一载杜太后遗嘱表明，当时要求皇帝服丧的日期为“以日易月，一依旧制”，即将大丧三年（二周年，即二十四个月）压缩为二十四天；在京文武百官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