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化政策的经济效果

二胎化政策的经济效果记者：我们先来说这个人口红利。不同的专家对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有不同的预测，有人说2013年，有人说2015年。我看到最早的说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开始出现了。在您预测当中的话，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出现在什么时候，以及这个拐点出现了之后，对于经济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马骏：人口红利就像你刚才讲的，不同的专家，他们用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方法去分析。有些人是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有些人看抚养率的变化，有些人是看实际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比如说蔡昉，他的结论好像是这个拐点在过去已经发生了。那么有的人认为，还要好几年以后才会发生。但是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我想大的趋势肯定是人口红利逐步在减弱，最后会消失。那么对经济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研究的关注点。我们就看了一下今后38年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我们用自己的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今后38年当中，也就是从现在到2050年间，中国的老龄人口会上升大概3个亿。这个老龄人口的定义是60岁以上的人口。同时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是指15岁到59岁的人口，会下降3个亿。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它对经济增长潜力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跟过去的潜力相比，在今后20年当中，我们的模型发现，经济增长潜力会下降3个点。这三个点完全是来自于人口因素，当然还会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是我想人口红利带来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对今后经济增长的冲击。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对养老金的冲击。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慢慢的为养老金缴费的人群就会缩小，领养老金的人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养老金的缺口会增长的非常之快。我们去年做了一个课题的结论就是，今后的养老金缺口是中国长期财政风险最大的来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对经济的冲击，包括医疗这块，医疗成本也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非常之高。记者：有关养老金，还有医疗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稍候会具体的谈。那么先来说这个人口红利，您刚才的预测从现在开始，未来一直到2050年，就是未来的38年，老龄人口上升3亿，劳动人口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个下降。那么这样的一个下降，会不会是非常缓的趋势在走，还是说它在一段时间，会突然集中的一个曲线。马骏：要是做国际比较的话，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将是比较猛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70年代，我们搞了一胎化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话，我们这个老龄化趋势可能会比现在预测到的要延缓几十年。记者：所以为什么您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可以推行二胎政策的时候。马骏：我自己的观点是，松动一胎化的政策应该尽快做。比如说我希望看到，今后两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搞单独的政策。所谓单独的政策就是，夫妻双方，如果一方是独生子女的话，他们就应该可以生两个小孩。这个政策，我建议是在今后一两年就应该在全国推广。此后，比如说到2016年，我们就应该实行二胎化的政策。如果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普遍推行二胎化的政策，在15、20年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好处。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呢？因为这些小孩，现在生出来，15、20年之后才会进入劳动力。才会开始提升我们的增长潜力，才会帮助我们减少养老金的缺口。这项改革要有紧迫感。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结论是2030年以后，我们的财政状况会难过。如果没有改革，包括没有计划生育的改革，没有养老金改革，没有医疗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到那个时候，由于老龄化导致的财政赤字会非常之高。赤字一高的话，债务就会往上升得很快。在那个阶段当中，我指的是30年到40年阶段当中，我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会从40%上升到80%。80%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所以一定要早改，现在改革，我们在15、20年以后才可能享受到缓解那个时候财政风险的好处。记者：二胎政策现在也有很多的辩论，也有很多的意见。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其中反对的一个意见，说中国人就是太多了，中国的人再少一点，难道不是更好吗？马骏：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观点，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误解。很多人认为我们人少一点，我们人均收入就会高起来。因为他们的感觉，人均收入是GDP除以总的人口。那么人口只要少一点，人均收入就会上升。但是他没有想到的一点就是，这个GDP跟人口之间它会有关系的，分子、分母它会联动的。如果人口少了，而且少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年龄的人口，那你产出肯定也得往下降，所以你把人口压得很低，未必会提高人均的收入，说不定还会降低人均的收入。记者：所以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成立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说，人口多了的话，也会造成就业方面的很多压力。您看看现在大学生毕业的一个情况，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足以形成一种隐忧吗？马骏：你刚才讲大学生就业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觉得这跟总体的人口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一个教育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讲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们教育体制培养出来一些人，找不到工作，但是社会上还有很多工作机会，他们要找人找不到。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社会上最需要的是两种人才。一种人才是技术工人，还有一种是创新性的人才。我们现在不能满足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为什么？我们整个教育体制当中，普通高校的比重太高，职业教育的比重太低。同时我们也不能满足对创新性人才的需求。为什么？我们现在教育体制其实不鼓励创新，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记者：还有一个反对的观点说，中国一旦放开二胎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人口井喷似的增长，您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马骏：这个观点也不对，我们最近看了很多生育景象调查的结果，至少看了四项，有些是全国的，有一些是地方的。这些调查的基本结果是，如果放开了二胎政策，那么大概有20%的家庭，现在是生一胎的，以后会倾向于生二胎。是20%，不是50%、80%、100%，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确实很贵。很多人即使你放开二胎，许多家庭也不一定会要第二个小孩。所以即使放开二胎以后，我们总的生育率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会上升非常快。记者：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的初衷，就是希望不要人太多了，给环境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和压力。我们看看今天，中国的环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了，人口更多的话，会不会也会给环保上造成更多的难题？马骏：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我觉得资源环境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人口，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增长方式。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做一个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比较。日本的人口密度比我们还要高，这一点不管是用全国的国土面积来计算，还是用耕地面积来计算，这个结论都是对的。人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但是人家资源环境的压力比我们小。我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就是PM2.5，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个PM2.5的研究。日本的PM2.5是15到20，中国城市的平均是65。这是过去几年的平均，北方很多城市还是一百多。那么为什么日本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情况下，环境的质量要比我们好很多？主要是增长方式和由增长方式带来的一些经济结构的问题所造成的。我讲具体点，第一个结构问题，就是我们重工业的比重太高。重工业当中，很多是资源和这个环境的压力很大，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能源结构里面的煤炭的比重太高，将近70%，我们的清洁能源只有百分之十几。日本清洁能源的比重占到百分之三十几，欧洲更高，是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比重。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交通运输的模式。你到东京去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上班，是坐地铁的。中国的大城市，我们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公路交通。而公路交通所产生的污染产生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5倍到10倍。所以只要把这些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问题给它解决了，我们资源环境压力会有很大的下降。我做了一点量化研究，发现根据其他国家的情景，如果我们彻底改变了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话，中国的单位GDP的能耗和所产生的污染可以下降几倍。那么相比之下，人口政策如果松动的话，会带来什么效果呢？我们估算，到2050年总人口会增长百分之几，不会超过10%。那么因此带来的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加大了百分之几而已。所以我想再重申一下这个结论：由于增长方式带来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远远大于人口因素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这两者几乎不可同日而语。记者：我们看到日本，至少是现在的日本是低能耗而在全球著称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能在战后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曾经也出现过一个重度污染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证明说这个似乎是一个所有的国家都可能要走过的这样的一个路，无可避免？马骏：每个国家都经历过类似一个阶段，比如说伦敦在50年代出现了很大的污染，人家花了20年的时间给它治理了。此后就是日本的东京，还有韩国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是通过20年的努力，改变了增长方式，加强了环保的政策，它们都慢慢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中国通过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来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最后是可以达到降低能耗和大幅度减少污染的。不需要通过这个强制性的控制人口政策来达到这个目的。记者：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担忧，其中一部分是担心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造成未来的负担，如您刚才提到养老金的问题。另外也有一部分担心，因为劳动力的人口现在可能在逐渐减少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使得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遇上了一个这方面的瓶颈。也有另外的一个观点会认为说，实际上我们如果生产的能效，效率提高了的话，其实不是能够弥补这一块吗？马骏：关于生产效率，我们广义的讲叫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高的空间是有的，但是没有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容易。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这是我两年以前就做的。在国际比较当中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了5000美元之后，在超过5000美元之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比此前的十年要降低一个百分点，这是世界的实证经验。也就是说你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一般是往下降的而不是往上升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种概率是很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均收入低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拷贝别人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拷贝技术是比较容易的，人均收入高了以后，你已经接近了productionfrontier，就是生产技术的前沿了。到那个时候，你主要靠自己的创新才能提高生产率，而创新要比拷贝难得多。记者：中国过去发展的模式一直是很大程度上依赖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靠这个年轻人进入市场，然后从事制造业的一些工作。如果未来人口红利消失了的话，这是不是也可以说从另外一种意义上，倒逼着中国经济去转型呢？马骏：可以这样讲，人口红利如果消失的很快，而我们还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增长率的话，那么你在经济结构的转型、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就要比原来做出更大的努力。但是倒逼不是一个保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希望。除了转型和提高效率,有些东西是在我们手里面可选择的政策工具，如果用的话，不管你的效率提高多少，不管生产率的增长有多少，都能够提高增长潜力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口政策。如果松动的话，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既然有这么一个工具在手里，何乐而不为呢。记者：在您的预测当中也提到了，说实际上放开人口政策，也就是放开二胎政策的话，不仅仅可以缓解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另外也能够促进消费，这方面又是怎么想的？马骏：我们在最近研究二胎的报告中，做了几个研究。一是对生育率的影响做了判断。另外对经济增长潜力做了一个影响的估算。还有对养老金的缺口，我们也做了一个估算。在生育率方面，我们以刚才提到的四个全国和地方的生育倾向的调查为基础，做了一个测算。我们发现如果实行二胎政策的话─这个如果里面，包含了我们两步走的一个假设，就是先搞单独政策，两年三年以后，再搞二胎政策─今后五年当中，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会从现在的1.45提高到1.66。也就是说每个妇女平均生的小孩的个数会增长一些，增长多少呢？跟基准情形相比，可以增长10%左右，从绝对量来讲的话，今后五年当中，我们年均新生的婴儿的数量会增加160万。那么自然对婴儿相关的行业，会有一个拉动作用。比如说小孩的奶粉、尿布、服装，还有儿童的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会得到一定的刺激。记者：这方面占经济比重有多大？马骏：占经济比重并不会很大。所以呢我并不强调这是放松一胎政策，实行二胎政策主要的好处。更主要的好处，还是更中长期的，就是十五、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之后，可以提升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