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谋略艺术

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谋略艺术“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曾说：“共产党在朝鲜的战争中的领导，是一种军事与政治智慧的巧妙混合体。它不仅能够维持一个大家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在战场上对抗一个现代的军事强权，而且它也能够在面临逆势与退却的时候，把部队锻炼成一个有训练、有装备和有团结力的战斗体。”“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在和一个容易被打倒的对手作战。”历史证明彭德怀抗美援朝军事指挥艺术是他军事指挥生涯中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人民军队发展历程中最珍贵的历史遗产。一、深谋远虑的决策艺术1．超常思维彭德怀是在长期艰苦的国内战争历练出来的我军少有的具有战略头脑和战略眼光的高级指挥员。他在战争指导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进行超常思维。他能够总揽错综复杂的战争矛盾，临机决断，常常做出出人之外，出敌之外，超乎常规之外的正确决策。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由西安飞赴北京参加了讨论是否出兵援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会议对于“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我方究竟是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并未形成统一认识，争论很激烈，还未表态的政治局成员彭德怀的意见就显得格外重要。出兵还是不出兵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问题，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彭德怀对形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即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美国一旦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5日上午，毛泽东一次征求彭德怀的意见时，他将自己的思考和盘托出，坚决主张出兵援助朝鲜。他强调指出，国内军民经过漫长的战争年代，现在都想过和平生活。但是反过来想，如果现在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三五年以后打，好不好？我说不好，因为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点工业，还是要被打得稀烂。“况且，我国建设重工业，三五年是办不好的。陆军、空军的装备三五年也不会有大的改善，海军更谈不上，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对于出兵可能造成的结果，特别是失利的严重后果，彭德怀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掷地有声地讲到：“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彭德怀以自己的超常思维，促成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了出兵参战的重大战略决策。12日，鉴于苏方拒绝兑现出动飞机掩护的许诺，我入朝部队将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同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作战，毛泽东火速通知已经赶赴安东组织志愿军出动作战事宜的彭德怀回京，重新研究出兵问题。10月13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彭德怀坚持出兵朝鲜，他认为不论有多大困难，还是出动到朝鲜更为有利。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派周总理、林彪赴苏联要求支援武器。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以出厂价格五折支援，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毛主席说：‘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帐，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打。否则，我们将来再想打，就无口可借了。’”作为领军统帅的彭德怀“可以打”的决心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的信心。对于马上出国参战，入朝部队领导人也有顾虑。10月17日第13兵团负责人联名致电彭德怀，强调我军在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动，弊多利少。建议“三两个月内新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接电后彭德怀迅即答复说，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实践证明，彭德怀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超常思维决策，是在分析敌我双方客观情况的条件下，从纷繁复杂的种种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并科学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超常思维既要看得远，又要看得准，这往往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做这种风险决策，充分体现了战争指导者彭德怀智慧与胆识的统一，能力与魄力的统一。2．趋利避害彭德怀在战争决策时，善于反复权衡，全面认识战争中的利害。在抗美援朝战争这样一种全新的现代化局部战争考验面前，他不仅能够做到知利之利，知害之害，而且注意看到利中之害，害中之利，进而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做出正确的决策。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毛泽东就和彭德怀初步商定了长期作战的方针，构想先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连续两次战役的胜利，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局，速胜和盲目乐观情绪在各方面增长。彭德怀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敏锐地指出了利中之害。1950年12月19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解释说：苏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纵深加大，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帝国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因此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为了切实协调政治需要与军事困难之间的矛盾，彭德怀提出了三次战役“专打伪军，目标缩小，能吃就吃，适时收兵”的作战方针，在电报中他说：“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了“三八线”并攻占汉城，但“联合国军”实行的是有计划的撤退，因此，中朝联军占领了一些地盘，却并没有大量歼灭敌人，而志愿军连续作战，在战场上已经竭尽全力，再无余力可以发挥。综合敌情我情，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适时果断地决定停止战役，命令志愿军停止进攻，全军休整，使自己完全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彭德怀高度重视趋利避害，适可而止。他说：“在胜利之后，发生骄傲轻敌，往往是有群众基础的，即是领导者英明，也易受其影响。因骄傲轻敌而遭受失败，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数计的。”“骄傲轻敌的原因：一是对战争局势缺乏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和认识；二是在胜利后，不易看到自己存在的弱点，忽视敌人的优点，因而产生轻敌情绪。过分谨慎，过分照顾疲劳，又易失去战机。要做到适可而止是不容易的事”。正是由于彭德怀在军事指挥中注重趋利避害，志愿军在战争中很快打开了局面，而未出现一些军事指挥家大胜之后骄傲轻敌遭敌反扑导致全局失败的情况。3．虚纳群言彭德怀在战争决策过程中，善于吸取和集中来自战争一线各级指挥员的真知灼见，注意在上下级之间实行民主协商或开展正常的争论，以便通过明辨是非、集思广益、智慧互补，使战争决策的正确性有可靠的保证。彭德怀亲自起草的命令和报告，都要给志愿军各领导同志传阅，征得大家同意后才发出。对下级，他要求在统一作战部署下充分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遇到意外情况时，更要能够果断处置。在严守军事机密的条件下，他尽可能地让广大指战员了解有关的作战意图和作战计划，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中群众智慧把仗打好。五次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作战行动，志愿军第一线有11个军共54.8万人，连同朝鲜人民军第一线3个军团，前线作战总兵力已近70万人，超过敌军第一线部队34万人一倍。彭德怀对于五次战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必须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可是第一阶段攻势的战况很不理想，虽然全线推进了70～80公里，却未能成建制地消灭敌一个团。第二阶段主力东移取得了县里围歼战的胜利，歼灭伪第3、第9师大部，但美军迅速堵塞缺口，稳固了防线。负责东线指挥的志愿军第9、第3兵团首长宋时轮、王近山、陶勇于5月20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认为：“据当面情况，美军已东调，伪军溃散后缩，特别是我部队粮食将尽，个别单位已开始饿饭。因此，我们认为，如整个战线不继续发动大攻势，而只东边一隅作战，再歼敌一部有生力量，我们亦必须付出相当代价，但不能搅出一个大结局，则不如就此收兵。”彭德怀高度重视前线指挥员的分析和建议，并很快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作出了主力转移休整的决定。彭德怀强调说：“在我们的军队中，不单是在党的组织生活中有民主，而且在一般工作中，甚至在战斗中也是有民主的。只要条件许可，一切较重大的工作，都应该运用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方法，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这种做法，在我军战胜强大的国内国外敌人的斗争中，曾经表现过光辉的成效，在今后也仍然是争取完成工作任务和争取战斗胜利的重要条件。”彭德怀这种虚纳群言，从善如流的作风，既充分调动了下级指挥员的积极性，又切实保证了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战术决策的正确性。二、高屋建瓴的谋局艺术1．着眼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彭德怀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指挥艺术建立在政治与军事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在彭德怀看来，抗美援朝战争是军事与政治相统一的反侵略战争。他强调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如此做法，可能使美帝国主义者完全陷于被动。如果没有和平攻势（和谈）的政治斗争，只有单纯的军事斗争，要想迅速孤立美国，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停战谈判开始后，彭德怀就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火并、相持不决，只好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谈判是打出来的，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因此停战谈判不能不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他要求参加谈判的同志积极谈，全军指战员积极打，打的越好，谈判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彭德怀透彻分析了参战双方的政治本质、政治目标和政治性质。中国和朝鲜人民是被迫应战的，“我们就是为了和平、为了自卫才战的。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去侵略人家……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那是我们所一贯主张的”；“朝中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正义行动，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彭德怀进而分析了美国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说：“美国侵略者的狂妄目的是要征服全部朝鲜，并进一步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他们称霸世界的野心计划的一部分。”美国竭力利用朝鲜战争所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来进一步控制资本主义世界，把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他们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附庸。“美国帝国主义者深深地打进了英、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夺取了他们的原料和销售市场……美国政府拼命扶持西德和日本的武装力量，复活这两个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从而威胁了西欧和远东许多国家的安全”。由于美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与世界人民为敌的；而朝鲜人民与我们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代表人民愿望的，这个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个战争发展的全部规律。彭德怀强调指出，战争的正义性是志愿军力量的泉源及其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都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他们所执行的是保卫祖国安全、保卫朝鲜人民独立和自由、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因此，他们的士气非常旺盛，战斗意志非常昂扬，“每个战士在战场上都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坚强和主动机敏，表现了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的出色的英雄业绩，他们的勇敢、坚毅、顽强、无畏，为全世界人民发扬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