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互文、改編與讀者的閱讀生產──由陳若曦小說〈春遲〉中的性騷擾與阿Q的關聯談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廖淑芳摘要陳若曦收入小說集《老人》中的一篇小說〈春遲〉，寫及一個喪妻依親七十歲老實的鄉下人戚老頭──如何在大陸文革時期因日常生活的種種禁絕，偶然發生了一樁性騷擾案以致差點賠掉性命的故事。在歐陽子解讀中，她認為本篇主角戚老頭過於突兀快速的性騷擾事件在人物刻畫上是有瑕疵的，但因為本篇是作為一種社會諷刺劇而不是人物描寫畫，因此她認為這個可能的「瑕疵」雖不能令人滿意，卻是無可如何的。本文將從〈春遲〉中的性騷擾與魯迅〈阿Q正傳〉互文與改編的可能，說明作為讀者的作者，往往如何在閱讀中改編意義，生產新的文本內涵，也就是新的文本。同時指出，歐陽子所以會陷在戚老頭的性騷擾是不是「缺陷」的困惑中，可能因為尚無法從互文角度激發出「反作用」「闡釋」的閱讀之故。在實際論述中，本論文嘗試從筆者在課堂與教學網站中與學生進行互動討論的結果進行歸納整理，以說明讀者閱讀生產的可能性與互文性的複雜面向。關鍵詞〈春遲〉、〈阿Q正傳〉、性騷擾、互文、改編、讀者、閱讀生產2一.前言──對象或主體──什麼是讀者的位置？讀者的位置，究竟是什麼？傅道彬、于弗所著《文學是什麼》一書中第八章「讀者的創造與被創造」開頭，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談生產與消費關係的文字認為，「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1換言之，在由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四種要素構成的動態關係中，讀者既是使作品的存在得以被確認，是作品存在的見證人，是作家藉由作品傳達其世界觀所訴求的「對象」，也是在鑑賞的審美經驗中包含著創造性的「主體」。如果從這一角度逆推，讀者不僅是被作品的性質所影響，是否同時也可以反過來影響著作品？自從羅蘭巴特〈作者已死〉2一文問世，並廣泛地獲得閱讀；以及其另作〈由作品到文本〉3一作所強調的「文本」作為「語義作用場」而非僅由「作者」所創造的概念得到普遍的支持以來，這樣的說法似乎是肯定的。這其實也是文學理論的「接受美學」學派所強調的，在文學接受過程中，讀者與作品的關係是，讀者對作品進行「再創造」。如此一來，「文本」似乎有取代「作品」成為更具「正當性」的文學「術語」的趨勢。尤其在後結構時代，一切宣稱的「本質論」都需重新面對「價值重估」的強烈挑戰。作者宣稱是作品唯一擁有者與敘述權威者的時代，幾乎不待「接受美學」出現，在新批評時代好像就已經該被拋在腦後了。但是，讀者是否真有這麼大的創造力呢？《文學是什麼》一書對此提出一個非常有力的看法，它強調「想像在文學鑒賞中實際上是處於被抑制狀態。」：首先抑制想像的是作品，作品以其呈現的美的世界，使讀者深深被攝住，走進作品的世界，在作品世界牽引下再現作品世界，如果讀者想到作品世界以外，實際上，鑒賞活動已經被中斷。4因而，在鑒賞中，「想像必要在作品的引導下進行，而且它也在作品的範圍內進行，一切想入非非，實際上已經從作品中走出來，從鑒賞中走出來」5。書中甚至強調有一種對作品意義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有深入理解的閱讀，常被看作是對作品的填充，這是一種「誤解」。因為雖然「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1傅道彬、于弗，《文學是什麼》，(台北：揚智，2002.12)，頁265。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1995.6)，頁1~302參羅蘭．巴特（著）、懷寧（譯），《羅蘭．巴特隨筆選》，(天津：百花文藝，1995.3)，頁300~3073Barthes,Roland.FromWorktoTextinImage-Music-Text,trans.StephenHeath,NewYork:TheNoondayPress,1977.pp.155–644傅道彬、于弗所著《文學是什麼》，(台北：揚智，2002.12)，頁277。5傅道彬、于弗所著《文學是什麼》，(台北：揚智，2002.12)，頁277。3但是「一千個哈姆雷特也是哈姆雷特，不是賈寶玉。」6即使對後結構年代的讀者而言，這可能不是容易獲得支持的論調，但關於讀者對作品的閱讀究竟是否可稱為一種「創作」行為，本書提出的相對保守的看法，明顯提醒我們，作為「主體」的讀者，他/她的空間是否真有這麼大是需要再進一步加以辨明和探討的。如果讀者真的沒有這麼大的空間與可能，那麼，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問，所謂「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又將如何去理解呢？也就是如果在鑑賞的審美經驗中包含著讀者作為創造性「主體」的可能，這一創造性的過程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本文主要想藉由一篇筆者深感興趣的文本──陳若曦的小說〈春遲〉為起點，對其與魯迅〈阿Q正傳〉的可能關係進行聯結探討，並由其中涉及的「互文」「改編」與讀者作為閱讀「主體」如何經由閱讀重新生產意義的過程嘗試進行解析。二.由陳若曦〈春遲〉與歐陽子對主角可信度的關懷談起〈春遲〉一作原收在1978年版陳若曦描寫大陸文革時期經驗的小說集《老人》一書7，情節是主角──七十歲老實的鄉下人戚老頭──一樁性騷擾事件及其後延伸的影響，故事的大背景是大陸文革時期對日常生活的種種禁絕，以致一個喪妻依親的公寓老人連圍棋也不得下的孤獨生活中所可能產生的狀況。其情節大致如下：「海安來的鄉巴佬」戚老頭在老伴過世後，被女兒女婿以「走後門」(但情形普遍存在)方式從鄉下接到南京大學的宿舍裡來有七年了，故事開始是這一天在學校事務科當採購的女婿剛從出差了三個月的遠地回來，女兒因此打發兩個孫女兒過去隔壁房間和戚老頭同住，房間的隔板是薄的，孫女兒睡得橫七豎八，乍暖還寒的春天早晨戚老頭卻覺得一冬蓋下來的被子悶熱提早下床了，他想就幫和女婿親熱了大半夜難得晚起的女兒去市場採買吧。這是個空氣比油膏還滋潤新鮮、吸進肺裡就像久廢的機器注上了油一般的早晨，就在採買的路上，這位樸實體貼的老父親──在女兒眼中更是母親過世後連女人都不正眼瞧一下，雖然隨著敘述我們後來知道，原來他都以在公寓樓上向下偷瞄的方式來進行──竟然卻很快又突兀地──在情節開始不久就發生了，大概很少有讀者是準備好的──跟上一個個子體型和老伴不相上下的女人，追隨心跳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你同我睡覺，好嗎?」6傅道彬、于弗，《文學是什麼》，(台北：揚智，2002.12)，頁278。7陳若曦，《老人》，(台北：聯經，1978.4)，頁89~1074故事整個重心其實是在這「性騷擾事件」後，戚老頭和女兒女婿面臨的巨大壓力的描寫上。由於戚老頭本來是走後門才遷入戶口，在這「只知革命不知有他」的「新中國」年代，敢於「大白天非禮我們婦女同志」「污辱女同志」更是「狗地主」的具體投射，是徹頭徹尾的壞份子。必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早有預謀有計畫的……」「不鬥臭鬥垮，婦女別想上街啦！」這一來女兒不但為老父難過，更為母親抱屈，平常爽快熱情的笑聲沒了；女婿本來才遞出入黨申請書，只等著批准就要升作採購部主任，現在在學校裡卻見人矮半截；最重要的，街委會（主要是由女性街委出頭，男性街委其實是同情他的，認為他應是一時糊塗）連戚老頭過去在海安鄉下當過一年縣政府秘書等陳年舊帳都翻出來查，等著要把這「地主」「流氓」押送回鄉，弄得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女兒不准他自殺，說這樣不但死得不值得，還會把事情擴大了）。但奇妙的是，故事最後卻出現了巨大的翻轉，當街委會兩個女委員上門來要求戚老頭主動回鄉時，因為女兒最後一時性急（事後嚇到大哭）對著街委衝口而出：「罪大惡極的毛主席還說『要給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黨不是號召大家『就地鬧革命』嗎?說是在什麼地方跌倒的就在什麼地方站起來......大不了就一條命橫豎他也不想活了」的一段話，最後竟因禍得福，「誰知道這一鬧後，街委會竟不再來找麻煩，於是事情漸漸淡下來，最後就不了了之。」女婿的臉色和緩了女兒也恢復了笑聲，「老頭子覺得憑空撿回了一條命，說不出一種驚訝和迷惑。」更奇妙的是，轉眼夏天到來，當戚老頭開始在早晚出來，獨自坐在門口乘涼。「不久，家屬開會和學習又來招呼他去參加」「男人像沒事一樣招呼他，女人裝作迴避，但不時拿眼角瞟他。老婆婆們在院子裡抱孫子聊天時，哪怕他坐得再遠，眼波也在他身上溜轉。」這位原來不大敢和鄰人交往，卻又連下圍棋都被政府禁止而天天寂寥至極無可打發的「海安來的鄉巴佬」，一年後卻「成了老婆婆堆裡最受歡迎的聊天伙伴」。結局反轉的結果，題目〈春遲〉也有了反諷式的詼諧意味，不是春天已遲，而是遲來的春天。本篇原刊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副刊，後收入其出版於一九七八年的《老人》一書中。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陳若曦〈春遲〉一文刊出約三個月之後，聯合報副刊另刊出了一篇其同學歐陽子所寫的〈漫談陳若曦的〈春遲〉〉。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8一書展現的新批評功力早已有目共睹，而這篇評論雖以「漫談」為題，基本上仍秉持其深入的評論功力，對該文有很好的討論和發揮。文開頭她就讚許此作「如同《尹縣長》集子裡各篇一樣，提出了值得思考的社會問題，而故事的表達技巧又好，真是難得。」同時，她還特別欣賞〈春遲〉「結尾部份蘊含著絕佳的反諷，妙不可言，令人回味不已」9這篇作品隨後也8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台北：爾雅，1983)9以上兩段引文參陳若曦，《老人》，(台北：聯經，1978.4)，頁1955被收入《老人》一書最後作為「附錄」10。歐陽子在肯定有加的讚許後，並提及陳若曦在回信中告訴她〈春遲〉被一些人罵，說「那老頭子一定是『神經病』，絕不會有這種事」，但這是一樁真人真事，只有結尾是她的「改編」和發明而已，而且，真實的情形是，「那人受這打擊，形同殭屍，只差還呼吸而已」11。值得注意的是，歐陽子在文後開始對該作被批評原因作出一番推估後，以這樣的文字開啟她往下要展開的論點：剛才我已舉出，〈春遲〉可能遭到非議的兩個原因，……起因是讀者在欣賞小說時心裡早存某種固定的成見或偏見，不肯客觀冷靜地接受或容納作者對事情的獨特看法。然而，關於〈春遲〉的情節是否可信的評議，並不一定要源於我舉出的那兩種主觀成見。我認為我們可以持客觀冷靜態度由兩方面來探究這篇小說的「可信度」：一由人類一般的客觀事實來印證或否定；二從〈春遲〉小說的藝術形式來追究推論。12於是她提出說法認為，從小說開頭到戚老頭說出這句差點要掉他的命的描寫，整個篇幅不及全篇的五分之一，就藝術形式的經營而言，這難免令人覺得主角人物「行動」的動機不足，因此前五分之一應該是全篇最可能有問題的節段。在文中她頗花了些筆墨試圖說明我們究竟該如何去看待這段顯得突兀、甚至像是人物描寫的敗筆部份。首先她說原先她是試圖把這段「瑕疵」加以改寫的：當我認出這便是〈春遲〉小說的問題所在，我左思右想從作者的立場，欲找出「補救」的方法。我想，是不是應該製造某種機緣，讓那肥臀的女人和老頭攀談起來，戚老頭以為──或誤以為她有騷意，覺得「有希望」，才提議一起睡覺？這樣會不會更可信？13但她很快發現這樣的修改根本是行不通，因為這樣不但使人物變得更不可信，而且，小說的社會批評與社會諷刺，也將因此而失去意義：為什麼更不可信？以戚老頭的溫厚隱忍性格而犯這一非禮之罪，只可能是出於一時的衝動、片刻之糊塗。如果是交談一陣之後察言觀色之後才提議一起睡覺，就變成了厚臉皮的卑鄙行為，不但與他的性格不相配，10陳若曦，《老人》，(台北：聯經，1978.4)，頁195~20411陳若曦，《老人》，(台北：聯經，1978.4)，頁19612陳若曦，《老人》，(台北：聯經，1978.4)，頁198~19913陳若曦，《老人》，(台北：聯經，1978.4)，頁2026也值不得我們同情。但更重要的一點，即這篇小說的社會批判及諷刺，完全是建立在戚老頭「全無預謀」的基點上，中共社會把他片刻間的性衝動──一種最原始的動物本能──解釋成有意故犯的政治陰謀，而狠狠批鬥，其荒謬可笑與殘酷，便是作者要呈現的主題。如此戚老頭的非禮言語若是在一番斟酌之後才發出，則小說的社會批判意義就變得不夠明確，社會諷刺的力量也會大為減少。14這些推理使歐陽子最後斷言，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