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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源流述略目的：1、了解传统训诂学的起源和发展2、熟悉分期及各阶段的特点3、熟悉各个时期训诂大师、及其成就贡献分期概述一、先秦典籍中已出现萌芽状态的训诂二、出现於秦汉之际的《尔雅》一书，是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三、两汉时期，训诂学大兴四、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训诂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为一切古文献服务五、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六、元、明两代训诂学趋向衰落七、清代训诂学发展到新的高峰，成为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一、先秦典籍中已出现萌芽状态的训诂训诂的起源，应该上溯到先秦，因为先秦典籍中有大量的训诂材料，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周易·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闢谓之变”。《左传·宣公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公羊传·昭公元年》：“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榖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国语·楚语下》：“(神明降)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仪礼·聘礼》：“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周礼·冬官·画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采备谓之繡。”《礼记·曲礼上》：“修身践言谓之善行。”《礼记·礼运》：“争夺相杀谓之人患。”先秦典籍中不仅有解释单个词义的训诂，还可以找到解释句意和全篇大意的训诂。例如《国语·周语下》记春秋时人叔向聘於周时解释《诗·周颂·昊天有成命》这首诗，“是道成王之德也。”见郭在贻《训诂学》119页训诂学中所谓形训、音训、义训的训诂条例以及一些基本术语，在先秦典籍中也已具备。形训如“夫文，止戈为武”、“於文，皿虫为蛊”之类。《左传昭公元年》音训如“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礼记·哀公问》)、“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乾，健也”(《周易·说卦》)、“履者，礼也”(《周易·序卦》)、“德者，得也”(《礼记·乐记》)、“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之类。义训如“解者，缓也”(《周易·序卦》)、“同官为寮”(《左传·文公七年》)、“晦，冥也”(《榖梁传·僖公十五年》)、“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礼记·王制》)之类。训诂的基本术语如“也”、“言”、“曰”、“谓”、“犹”、“为”等，在先秦典籍中也有用例。二、出现於秦汉之际的《尔雅》一书，是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先秦典籍中虽有了一些训诂的材料，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材料还是散在的，训诂的方式方法也都带着初级的形态，不够完密，也不成系统，这时还没有出现一部自觉的系统的训诂专书。而《尔雅》，则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尔雅》的出现，标志着传统训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其作者现在大多数人都赞成宋人欧阳修在《诗本义》中的说法，即认为《尔雅》非圣人之书，乃秦汉之间学者所为。欧阳修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尔雅》实际上是秦汉间人对先秦以及西汉故训加以总结汇编而成的一部训诂专著。《尔雅》之制作时代，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认为应该在汉武帝时代以前，因为汉武帝时代已经有犍为文学的《尔雅注》。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尔雅》凡三卷二十篇，今所传只有十九篇，论者谓古有序篇而早佚。现存十九篇的目次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首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所收为一般词语，将古书中同义词分别归并为各条，每条用一个通行词作解释。《释亲》是关於亲属的训诂，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目。《释宫》是关於宫室的训诂。《释器》是关於器用的训诂。《释乐》是关於乐器的训诂。《释天》是关於天文的训诂，又分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等十二类。《释地》是关於地理的训诂，包括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七类。《释丘》是关於丘的训诂(丘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的高地)，分为丘与崖岸两类。《释山》是关於山的训诂。《释水》是关於水的训诂，包括水泉、水中、河曲、九河四类。《释草》是关於草本植物的训诂。《释木》是关於木本植物的训诂。《释虫》是关於虫类的训诂。《释鱼》是关於鱼类的训诂，其中包括爬行动物。《释鸟》是关於鸟类的训诂。《释兽》是关於兽类的训诂，其中分为寓属、鼠属、齸属、须属四类。《释畜》是关於家畜的训诂，又分为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六畜六类。总的来说，《释诂》以下三篇是解释古代一般词语的。(据郝懿行说，《释诂》所收多为同义词，《释言》所收多为常用词，《释训》所收多为形容写貌之词)，《释亲》以下各篇是关於各种古代名物的解释。在训诂学史上，《尔雅》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总结了经生们口口相传的先秦故训，是後人解释先秦作品的语言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论《尔雅》时指出“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其实不仅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今天我们研究训诂学，研究汉语词汇史，注释先秦两汉的古代典籍，也必须以《尔雅》为重要参考。我们说《尔雅》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第一部成系统的训诂专著，是不为过分的。继《尔雅》之後，历代又出了不少雅学之类的书，足见《尔雅》影响之久远。举其要者，如《小尔雅》、清·胡承珙有《小尔雅义证》、宋翔凤有《小尔雅训纂》、葛其仁有《小尔雅疏证》)。《广雅》(三国魏·张揖著)、《埤雅》(宋·陆佃著)、《尔雅翼》(宋·罗願著)、《骈雅》(明·朱谋土韋著）。《通雅》(明·方以智著)、《别雅》(清·吴玉搢著)、《比雅》(清·洪亮吉著)、《叠雅》(清·史梦兰著)、《拾雅》(清·夏味堂著)等。朱骏声作《说雅》(将《说文》9353字按《尔雅》体例分类编排)、程先甲作《选雅》(将《文选》李注按《尔雅》体例排列归类)，可以说是毛亨、许慎和李善的《尔雅》。汉代在秦代的基础上取得了空前的统一，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昌盛局面，说经必须通训诂，因而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学与经学关系之密切。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也就是著名的训诂学家，足见训诂这一时期著名的训诂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杨雄的《方言》、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许慎的《说文解字》、郑玄的《毛诗笺》、《三礼注》、刘熙的《释名》、服虔的《通俗文》(已佚)、高诱的《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的《孟子章句》等。尤以杨雄、许慎、郑玄、刘熙为最卓特。杨雄杨雄(前58—後18)，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今本凡十三卷，体例仿《尔雅》，类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大部分注明通行范围。《方言》的材料来源，有古代的典籍，有直接的调查，可以看出汉代语言分布情况。总之，这部书是我国古代方言学的最重要著作。从方法论来看，《方言》亦有其独到之处，近人齐佩瑢说它“虽是有意模仿《尔雅》，但是它的态度已由客观而进入主观，它的取材已由纸面而进入口头，它的目的不仅为了实用而且重在研究，示人以训诂之途径；《尔雅》如果是训诂的材料，《方言》则是训诂的学术了”。(中华书局1984年版《训诂学概论》页201、204)。许慎许慎(约公元58—147)，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师事贾逵，攻古文经学。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该书凡十四卷，并叙目为十五卷。全书按540部首编排，始於一，终於亥。共收字9353，重文1163，解说字133441字。每字的解说，大体包括析字(即用“六书”的办法分析文字的形体结构)、解义(即解释字的本义)和注音(用直音法，如读若某之类)三项。郭在贻：《说文解字》一书，一般总把它当作文字学的专书，其实它在训诂学上亦有其不朽的价值。因为《说文》於每字下说解其字义，而这些说解又多与古训相符，这便为後人研读先秦两汉的经籍文献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郑玄郑玄(公元127—200)，字康成，东汉末年北海高密人。师事马融，他生平注释书甚丰，保存至今只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毛诗笺》四部书。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注释学家。郑玄注经，顺着文句的次序而作解释，有的字义，是根据经传和《尔雅》，有的字义，是自创新解。“他在注述工作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声类’、‘音类’相同相近的关系，进行文字通假的分析和说明。”(张舜徽《郑学丛著》页33)可见为後世训诂家所艳称的即音求义之法，汉代训诂家已启其端倪了。刘熙刘熙，字成国，东汉北海人。郑玄弟子(参看张舜徽《郑学丛著·郑学传述考》)《释名》凡八卷二十七篇，卷一包括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卷二包括释州国、释形体，卷三包括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卷四包括释言语、释饮食、释彩帛、释首饰，卷五包括释衣服、释宫室，卷六包括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卷七包括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卷八包括释疾病、释丧制。其体例仿《尔雅》而用音训(间有义训，为例不多)，以音同、音近之字解释字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其中虽不无穿凿皮傅之处，但於探求语源，辨识古音古义，实有重要贡献。四、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训诂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为一切古文献服务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所有的古文献都可以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大致的归类。在魏晋六朝以迄隋唐时期，关於经部的训诂，不用说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出现了一些集解、义疏之类的著述。所谓集解(或称集注)，就是汇集各家对於某部书的注解而成一书，这类著作博采众说，有存古之功。所谓义疏，也是一种传注形式，其名源於六朝佛家的解释佛典，以後泛指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释发挥的书。经部方面这一时期有关儒家经典的集解、义疏之作，举其要者，有魏·王弼、晋·韩康伯的《易》注，晋·魏·何晏的《论语集解》，梁·皇侃的《论语义疏》，晋·郭璞的《尔雅注》等。唐初由孔颖达等人奉命编撰的《五经正义》，凡180卷，总结了唐以前的经学成就。其中《易》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传，《诗》用毛亨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左传》用杜预注。宋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增益，成为十三经注疏。所谓十三经注疏，除上述五经正义外，再加上唐·贾公彦的《周礼》、《仪礼》两疏(均用郑玄注)(用范甯注)，徐彦的《公羊传疏》(用何休注)，宋·邢昺的《尔雅疏》(用郭璞注)，《孝经疏》(用唐玄宗注)，《论语疏》(用何晏注)，孙奭的《孟子疏》(用赵岐注)。全书凡416卷，堪称经学训诂的集大成之作。早在东汉後期，训诂学的范围即已扩大到经书之外(如王逸注《楚辞》，服虔、应劭为《汉书》作音义，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战国策》)，而到了魏晋六朝隋唐时期，这种趋势更有了迅猛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时期训诂学的特色出现了大量有关史部、子部、集部书的训诂专著以及佛经的音义，标志着这一时期训诂领域的扩大，显示了这一时期训诂学的特色。史部方面关於《史记》的有晋·徐广《史记音义》、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後三家合称《史记》三家注，今皆附於《史记》本文印行)。关於《汉书》的有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晋灼《汉书集注》、晋·臣瓒《汉书集解》、隋·萧该《汉书音义》，最著者则为唐·颜师古的《汉书注》(据颜氏所撰叙例，他所徵引的注本已有二十三家)。关於《後汉书》的有梁·刘昭《後汉书注》、唐·李贤《後汉书注》。关於《三国志》的有刘宋·裴松之注(搜集史书一百五十馀种以补充本书，注文超出正文三倍。侧重於史料的补充，训诂方面涉及不多)。属於史部的书还有《山海经》和《水经》，晋·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水经注》注文多於本文二十倍，长於写景，语言精妙。子部方面有魏·王弼的《老子注》和晋·郭象的《庄子注》两种。内容主要为阐发玄学哲理，训诂非其所长。唐·杨倞的《荀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