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特征及中国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特征及中国海洋文化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颖海洋文化与所在区域的海洋环境、资源特点及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有关，具有时代的特征、区域的特征，以及当代全球一体化发展的特征。一、海洋是全球联通的，海洋文化的发展具有开放、传播以至全球交流的特点。世界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1.原始社会、石器时代是海洋文化的始萌期，最初的人类从海岸地带捕捉鱼、虾、贝、蟹；以鱼骨为箭弩猎取禽兽为食；进而饲养与种植稻粟等。考古学家在太平洋两岸发现砖石质网坠、岩浆岩质石臼等；在我国周口店、辽宁、河北、浙江河姆渡以及海南岛、北部湾等处的古海岸阶地上均发现有绳纹瓦器皿的残片及早期以渔、猎、耕、稼活动为特点的古文化遗迹。2.发现新大陆、航海事业发展，对非洲掠夺及贩奴热、殖民地占领与土地分割，贸易与军事争夺，是封建时期及资本主义早期与海洋相关的活动，奴隶是经大洋贩至欧美，“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著作，反映了当时海洋文化的特点。15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的崛起，是海上争霸发家的。3.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了开拓海外市场，发展英国海洋经济的历程，经过约1个世纪，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借助海洋，其势力、文化与宗教传播至世界各地。19世纪后，美国实现工业化，形成沿海与五大湖区工业化城市带：大西洋海岸的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太平洋沿岸的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与圣地亚哥。海外贸易带动海洋经济与区域发展，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亚洲、欧洲获得广泛的传播。4.20世纪50年代后，亚洲经济发展，日本发展海岸工业、海外贸易和海运事业，促进经济腾飞，形成东京—大阪—神户和名古屋的深水港群与大城市群。60年代～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兴起，是借助于海港与海外商贸，发展海洋经济。5.21世纪，海洋经济高度发展，2000年世界海洋总产值超过15000亿美元。当代全球化战略，与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争夺，海疆与海峡通道的纷争等有关。北海油气资源开发，促进了荷兰、丹麦等北欧诸国的经济又一轮繁荣。俄、加、美对极地与北冰洋的争夺，核心是对导弹、潜艇活动基地的争夺，反映出全球化的海洋资源、环境、疆域纷争，构成当代海洋文化的新特点。二、海洋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区域性。即使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区域海洋的文化烙印仍然显著。这缘于广阔的海洋长期是人类迁徙与交通的障碍。太平洋两岸人类迁徙始于第四纪大冰期、白令海峡成为陆桥时，从亚洲大陆生存的古人向美洲迁移。美洲东岸土著人，具有黑发、黄肤、高颧骨、狭长眼，与蒙古人种类似，该处一些农舍、摇篮、大蒜挂等生活习俗与亚洲民俗相近似。太平洋东岸具有亚裔、印第安裔与欧裔人种之复式结构与多元文化的结合，是该区域的特点。大洋的阻隔和漫长的历史，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海洋文化特征：1.大西洋文化：渔猎、航海、15世纪～16世纪地理大发现、宗教传播，移民与港口城镇建设，海洋贸易，现代科技与油气开发等，组成大西洋海洋文化的特色内容。2.地中海文化：航海发现、掠夺与海外开拓，多语种与殖民地文化、宗教、文艺复兴，多民族结构、农耕、田园与酿酒文化构成其独特之处。3.太平洋文化：早期是西部的亚太文化———秦、汉、唐、明之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向日、韩、东南亚诸国传播；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交汇，具有周边移民所带来之多元文化(语言、文学、习俗)，佛教、回教与印度教交汇之特色。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亚洲四小龙海洋经济文化，以及21世纪中国制造业与海外贸易影响加大所兴起的，以京、沪、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效应。太平洋东部是亚欧移民与美洲土著文化之结合。海洋文化以渔业(如：大马哈鱼与金枪鱼捕获、加工、外销)，牧业(牛、羊、驼畜牧)，肉、毛、皮加工、制造与贸易，海啸、地震灾害与宗教祈福等结合，成为具有特色的南美太平洋文化。海岛文化是太平洋海洋文化的重要特色，从北向南众多的海岛跨越不同的气候带，经受不同陆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在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与艺术活动等方面各有特色，诸如大和族文化、鲜族文化、汉族闽粤文化，夏威夷太平洋群岛与澳洲、新西兰等海岛移民文化等。海岛文化具有倚海繁衍、安居、自力更生的蓝色海洋文化之特色。三、中国海洋文化更具有亚洲—太平洋边缘海文化的特点。先民沿海聚居，开发早，但发展缓慢，主要为陆地一统文化。先秦统一中国，派遣3000童男、童女赴东瀛海上，寻找长生药，促成了海上移民与汉文化东传。盛唐与明朝，丝绸、瓷器、香料、药材贸易与移民，经海路至东南亚及东非，伴随贸易传播了语言、文字、汉医、宗教、艺术以及耕作、工艺技术，活动限于第一岛弧以西的渤、黄、东、南海域。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海上与美、欧交往增加。浙江温州的移民对西欧的商贸、餐饮与文化传播，世纪性延续已成为海商贸易的劲旅。当代中国海洋贸易，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业、小商品以及餐饮等为多，船舶吨位居世界前列，贸易范围遍及欧、美、非、拉。中国海洋文化另一特色，是自1980年以来改革开放派遣留学生至海外学习促进了中国科技与海外交流。国家海洋局组织领导我国科技界，完成查清中国海的使命，并进军三大洋、南极洲与北冰洋，建立科考站，持续地进行海洋、大气、地质地貌、矿产、能源与水产等考察。海洋文化内涵日臻丰富，科学著作、报告文学、影视、歌舞艺术已与世界海洋文化发展潮流一致，具有环球交流的特点。但是，陆地聚居与农耕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影响仍深，国人的海洋意识，我国的海洋科学、文化及国防力量仍需极大地增强。这应成为我国当代海洋文化发展的新起点。所谓“海洋文化”，是指依赖于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形态。海洋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自给自足，或是在小范围内的原始交换，而是有目的地进行大批量生产，用于海上贸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的特点，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由航海、造船等因素引起的对天文、气象、数学的重视直到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金钱货币的重视等等文化有各种划分，最重要的一种划分法是按照生成的地域划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大陆文化是农业文化，海洋文化则是商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海洋文化无疑更具有人类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其硬汉子强人精神，其崇尚力量的品格，其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其激情与浪漫，其壮美心态等，都与大陆文化的讲求以柔克刚，讲求中庸之道，讲求温良恭俭让，讲求好汉不吃眼前亏，讲求三思而后行，讲求靠天吃饭，讲求守成本分，讲求禁欲节度，讲求知足常乐……等等，迥然有别。形象地说，大陆文化保守，海洋文化开放；大陆文化信奉故土难离，海洋文化崇尚流动；大陆文化劝人忍耐，海洋文化同情反抗；大陆文化崇尚勤劳，海洋文化崇尚机遇；大陆文化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海洋文化信奉“能拼又会赢”。总之，大陆文化一切要循规蹈矩，海洋文化处处想不守规矩。由此，我们认识到海洋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海洋文化，顾名思义，一是海洋，二是文化，三是海洋与文化结合。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海洋文化的内涵具体可分为四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一切与海有关的物质存在与物质生产；二是精神层面。一切与海有关的意识形态；三是社会层面：一切因时因地制宜的社会典章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四是行为层面。一切受海洋大环境制约与影响的生产活动与行为方式。从海洋文化的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人们常说海洋文化是“蓝色文化”，“蓝色”的“色彩”属性就是海洋文化的属性。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的文化，涉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从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慕利性。从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什么时候、哪里面向海洋了，开放了，什么时候、哪里的经济、文化就繁荣了，发展了。海洋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但并非凡是沿海地区的人群都具有海洋文化精神，沿海只是具有海洋文化精神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它还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的生计方式及产业结构相联系。即使同属海洋文化区域，其海洋文化精神也有强弱之分。如长乐是一座江海岸型城市。在这样一个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地域里，长乐人民很早就和海洋打交道，开发海洋资源，开辟海洋通道。纵观长乐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长乐人民从来没有拒绝过海洋的召唤，时刻都在倾听着大海的涛声，并勇敢地拥抱海洋，走向世界。从长乐历史发展来看，这里的人民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洋锻造着长乐人的精神品格，可以说海洋精神深深地植根于长乐的历史文化之中，不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在长乐的总体文化中，海洋文化都居主导地位。我们知道，长乐文化最早是“大吴越”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吴王夫差曾在长乐屯兵造船，它直接产生了长乐的别称——吴航。这证明长乐早期的先民就已经参与了创造闽越的海洋文明。后来，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越文化又占了上风，再后来，吴越文化慢慢进入福建，形成了闽越文化，最后演变为闽文化。当年郑和船队出江苏太仓，选择长乐作为出海的驻泊地和伺风港，就是受“大吴越”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长乐的历史深深烙上了“大吴越”文化的印证。而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不但在长乐留下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遗产，还同时带动了长乐的航海业和造船业，而且直接把许多长乐人带向“南洋”，甚至更远的非洲，使长乐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美誉。古老的长乐自明朝起就与开放的世界连在一起。再从长乐地域特征来看，长乐地处海峡西岸、闽江口南侧，三面被东海与闽江所环抱，海岸线长近100公里，海洋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是陆地面积658平方公里的两倍。海洋是长乐人民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长乐人民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长乐文明海洋性的一面。面对茫茫无限的大海，许多长乐沿海人民以无限的勇气，超越了那被大海阻断的有限陆地，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向前，凌波而行。沿海地区往往是台风、海啸首当其冲之地，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往昔，塘倒屋庐毁，人或为鱼鳖的惨状，常常发生。先辈们因临海而居所遭受的一件件恶梦般的经历，在沿海一带世代口传。饱尝人祸之苦天灾之痛的长乐沿海民众，逐渐形成了视死如归、不畏强暴的献身精神。当我们追溯长乐沿海家族发展轨迹时，发现这么一种现象：如今浙江奉化的莼湖、裘村和松岙三镇竟有20多个村庄的发族先祖，皆是长乐先民历尽千难万险，航海漂泊而至。当时长乐的曹、吴、庄姓始祖，结伴同行，历尽艰险，自海路入奉化象山港登陆。这说明长乐先辈们就有海上历险、开拓创业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撒下了莫畏艰难、勇于冒险的种子。而海上作业，每每风云多变、凶吉难卜，应该说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乃是除却战争最具风险了。特殊的血脉传承，严酷的海洋环境，令长乐沿海民众衍生出敢于闯荡、开拓的冒险精神。在长乐人性格形成中，海洋意识的融入十分明显，如胸怀宽广、思想开拓等，可以说，海洋文化是长乐传统文化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只是长乐许多优秀海洋文化产物很大一部分被历史所尘封，有的流散在民间，有的在地方文献中也只能见到一鳞半爪，就象显应宫，要不是偶然中被挖掘出土，就永远湮没在沙土之下，许多体现长乐文明传承与创造关系的文脉，也因此被切断了。但是长乐人善于经商、勇于进取、敢于在种种艰难环境中开拓事业的传统并未丧失。解放后，长乐民众长期处于半军事化的生产、生活环境，属于海洋文化范畴的海防文化，但也催生了沿海民众严守纪律、群体意识强的团结协作精神。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文革”中在大批资本主义、大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