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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作者：白珉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的话题，原来我并不关注。2007年在网易新闻论坛中日关系版面上，就不断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我并没有理睬。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两国就有着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换，本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却将这原本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政治化了，不顾中国自汉唐以来和西域（或西方）接触，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曾经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为我们今天所使用，并传入日本，成为今天日本现代日语词汇绝大多数部分的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夸大其词，挖空心思地收集整理所谓的“日本外来词”，广为张贴传播，大造声势。妄言之下，似乎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就无法生活了。不少中国人也妄言妄听，包括一些学者，不负责任的到处传言，甚至执意挑衅，万般诋毁5000年的中华文明，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只有西方才能救中国”论点的正确。是可忍，孰不可忍！迫使我不得不撰文予以驳斥。原打算将这帖子的题目拟订为“谈现代汉语中的日本外来词问题”，现在索性将帖子的题目改成“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谬论”，直截了当，一目了然。一现在在网络上常看到这样一段话：考一考你:下面的中文词语里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扯淡！我根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天瑜撰写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确认的472个属于日本人利用汉字自行创造的新词排查，只有下面几个词了：服务、政策、方针、哲学、原则、科学、商业、干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学、美术、抽象、证券、刺激、法人、概念、会谈、细胞、系统、目的、综合、克服、去掉了一半多。另外，最近暨南大学的曾昭聪教授等发表的《〈新名词训纂〉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一文中认为，“服务”、“方针”这两个词是中国古汉语中词义的引申或有关，不应属于外来词。是不是日本人的创作汉字新词“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呢？错！这只不过是部分中国人极端媚日的变态心理在作怪。根据《汉语外来语词典》（刘正谈、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统计，现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共772个［1］，而决不是什么“数不胜数”。而且，其中的7个写的是日语假名，如：キニーネ（奎宁）、カタル（粘膜炎）、カナリア（金丝雀）、おばさん（伯母、姨妈）、コーヒー（咖啡）、コカ（古柯）、コカィン（可卡因），应该予以剔除，还有一个“銭”字，意思为日本货币单位，也应该是固有汉字。因此，《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64个。但是，就这个764个词中，有一些是现代汉语中不使用的词（可能过去曾经使用过），比如：亜铅（锌）、味之素（味精）、意匠（构思）、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可决（通过）、看护妇（护士）、教科书（教材）、训育（道德教育）、论理学（逻辑学）、粁（公里）、公営（国营）、広报（报道）、虎列刺（霍乱）、窒扶斯（伤寒）、水素（氢）、曹达（纯碱）、炭酸瓦斯（二氧化碳）、窒素（氮）、能率（功率）、物语（故事）、劳働组合（工会）、时计（钟表）等等，共48个。这样，《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源外来词应该为716个。还有一些词，是日本固有的名词，中国自己是不使用的，如浮世絵、弓道、仮名、歌舞伎、株式会社、茶道、大正琴、たたみ（搨搨米）、能楽、俳句、仮名、平仮名、美浓纸、和服、和文、浪人、柔道、軍部这18个词是日本的专用名称，就像日本的地名、人名一样，只针对日本使用的。如果一定要算在通用的常用词汇当中，未免有些牵强。那么，《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这716个词是不是全都是日本人创制的外来新词呢？不！有许多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士共同创制的新词，后来传到日本并为日本人所采用的。比如“基督”，首见于卫三畏1844年在中国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再比如“天主”一词，早在1599年由著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明代学士共同译著的西方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已经采用了［2］；还有，“物理”一词始见于明末学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3］，1872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主持编纂的汉英字典《华英萃林韵府》已经将“物理”与英语的“physics”对译［4］（日本是1875年出版的小学教材《物理阶梯》首先使用“物理”一词的）等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明摆在那里，怎么能算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外来新词呢？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朱伟京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74个词是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及中国学者著译书籍中出现过的，有11个词是晚清来华传教士罗存德编《英华字典》中已有的，还有93个词的古今词义基本没有变化的，不应视为日本借词（外来词）［5］。事实上，网络上流传的所谓“中国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绝大部分源自于《汉语外来语词典》，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存在的疏误和缪诈是显然已见的。其实，早在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对高名凯、刘正谈先生所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下称《研究》）一书提出质疑，指出《研究》中所称的“日语外来词”，“事实上有好多都是汉语本来就有的”，并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等，而《研究》中认为“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很多意义基本没有改变，如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6］。《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和《汉语外来语词典》只注视了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从日本返回的词汇，而忽略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晚清时期和西方人士合作，创制了大量的新词汇，并流入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这个事实，其中的疏误，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指出的：“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高名凯等所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中收录的800余条来自日语的词中，实际上有很多出现在我们上述英华字典词例中，如果再对西学新书进行全面调查，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新词实际上已在中文的语料中使用，以此足以修订许多来源于日语词的看法。”［7］二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的所在。那些吹嘘所谓“日本外来语”的帖子，都是只谈清末民国初期中国人从日本引入西方思想，翻译西方著作的例子，只谈留日派和留欧派在音译和意译上的争论，大肆渲染留日派意译的胜利。却刻意回避了中国自古以来学习外来文化，特别是明末清初和西方的交流，徐光启、李之藻等饱学之士和西方利玛窦、邓玉函［8］等西方俊杰合作，翻译大量的东西方学术著作，传播东西方文化，创制汉字学术新词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完全是在故意回避，是在刻意掩盖！在他们戏法毯子的遮掩下，似乎中国离开了日本，就不知道西方究竟是在何处了！事实上，日本是在中国的带领下才认识了西方，才看到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是中国人创制的新词汇，为日本译著西方文献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9］，这样的事实是不容回避也无法否定的！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并不比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早，只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失败了。这里的种种原因并不是那些连脑子都没有、闭着眼睛胡诌一气的能够看清楚的。因此，在掩人耳目下的那些所谓“震撼”或“启迪”，只能是梦呓痴语下的自欺欺人；信口雌黄下的那些所谓“醒悟”或“反思”，只能是竹篮打水、空中楼阁般的梦幻。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汉语外来语发展的过程，还历史的本来。远在东汉、南北朝至唐代，中国人就和西域僧人合作，翻译了许多佛典，创制了大量的新词，丰富了汉语词库。之后许多汉译佛语，融入了大众俗语，至今仍被使用。比如“眼光”、“缘起”、“手续”、“刹那”、“现在”、“翻译”、“翻案”、“方便”、“天堂”、“地狱”、“宿命”、“平等”、“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真谛”、“信仰”、“因果”、“相对”、“绝对”、“信手拈来”等等［10］。汉唐时代的汉译佛典不仅创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树立了汉语借词（外来词）基本范式。这些词汇都东渡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直至今日。以上的词汇，有些竟然也被收录在所谓的“日语外来语”中了。当历史将进入17世纪之际，中国再次与西方接触，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图书文献和仪器物品，仅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就携带7000余册西书至澳门。同时，也向西方传递了中国文化及《四书》、《五经》、《孙子》、《老子》等典籍。其间，中西人士合作，修编历法，译著了许多东西方文献，创制了大量的汉语科学新词汇。如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这样的事迹我相信大家一定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吧。事实上，那些所谓“日本首先把这些事物的英文名称翻译成汉字（实际上是日文）”的说法，都是骗人的鬼话！这样的谎言也只有某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才会胡乱编造得出来，也只能骗骗那些毫无脑髓的弱智们。可这些毫无常识的文科之士竟然还整天在那里大言不惭的自称什么“有志气”，高谈阔论什么“科学”、“改革”、“反思”、“启迪”，仿佛只有他们才能“救国救世”，实在是令人笑掉大牙啰！再则，利玛窦于1595年译辑的西方格言集《交友论》出现了“上帝”、“人类”等语，1599年编译的伦理箴言集《二十五言》出现了“上帝”、“天主”、“生物”等语，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译述的《天主圣教实录》，意译了“天主”、“宠爱”、“复活”等，音译了“耶稣”等词，将angel译成“天神”，后改译为“天使”，将soul译成“魂灵”，后改译为“灵魂”，并自创了象形表意词“十字架”。1627年葡萄牙人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一文中具体介绍了欧洲的学制：“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已经向中国引入了“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概念。还有众多例子，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罗列了。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教授钱存训论及当时的情景曾说过：“至少有八十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四百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11］据他统计，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