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史(圣严法师)

日本佛教史圣严法师一、古代的日本及其初期的佛教（一）日本及其人民日本的地理环境日本与中国，仅一衣带水相隔，乃系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故以中国人读史，颇感亲切；日本人读了中国史，方知其与中国文化有息息相通之谊，唇齿相依而发扬光大。但以日本人写日本史，不免民族自尊的主观色彩，而失之于偏颇。日本佛教之成长，赖于中国的输入者，自隋唐以迄晚清，未尝间断。其为本国之开创，实在不多。然于日人所写的日本佛教史，大多强调自国先贤的成就，而轻淡中国古德所赐的功绩。日本在地图上的位置，北方遥望苏联，西边隔日本海而与朝鲜半岛对峙，西南越过东海又与中国呼应，东方则为太平洋。她是一个岛国，自北而南，依次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四个大岛及其附近的许多小岛，组成一个蚕形的国家。有人说她像一弯新月，实则更像是蚕。中国地图像桑叶，蚕则以桑叶为其营养而繁殖滋长。她的面积共为三十八万二十余方公里，与中国的四川省相当。日本境内，山岳耸立，以本州的富士山主峰，为其国家精神的象徵。河流湍急，地壳脆弱而时有地震，所以养成勇敢进取而心胸偏狭的民族性。唯其气候温和，草木茂盛，景物宜人，有东方的瑞士之称。日本的民族根据学者的考察，当中生代时，日本岛屿本和中国的东部及韩国相毗连，但至新生代的初期，亚洲东北部与美洲的西北部毗连之处，被海水冲断而成为白令海峡；日本西部与亚洲东部的相接之处，也因地壳变动而陷落，成为日本海。日本列岛与大陆断绝后，在长时间中，恐即成为无人的荒岛。据近代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研究，日本始有人迹，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距今约为三千年前。考察日本的民族，亦颇复杂，大致上可分三大系：一、旧虾夷族：这是白种人，自亚洲西部，经西伯利亚，从库二、通古斯族：原居亚洲西部，分先后三批移殖日本。第一批约与虾夷族同时到达。第一、二两批是零星的少数，第三批是大量的。一、二两批称出云族，第三批称为天孙族。天孙族藉武力与智力的优越，以大和地方为根基而经略列岛，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此族即是日本民族的主干，称为大和民族，称为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三、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到达较晚的外来移民，其中包括由南方渡海而去的印度支那（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ns）、尼格利他族（Negrito）、马来亚族（Malayans），以及由中国本部经朝鲜半岛去的汉族。日本史上，被称为准人、熊袭、国栖、佐伯、八掬胫、肥人、飞鳝人等。就是指的这些民族，日本人喜称之为‘归化人’。中国去的日本人由中国的史书中看，有个家喻户晓的‘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徐福受秦始皇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竟尔一去不返，不知所终。后来传说，徐福到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并且在日本也真有徐福的墓。但经近代学者的推想，徐福去日本的故事，未必实有其人，却确有其事。他是中国人逃难避乱而向日本移民的象徵。西周之初，东周之末，中国内乱频仍，人民不堪虐政的压迫，相率而避难于日本，或经朝鲜半岛而至日本。‘徐福’为避秦始皇的暴政，所以藉神话传说以说明史实。因此，根据近代学者研究，日本的出云族，便是‘秦’系的中国民族。中国秦系的移民，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极大。他们多业蚕桑与绢织，圣德太子非常赞美他们开发日本经济之功，叹为‘国家之宝’。他们后来因居邑封地而受姓的，有波多、波田、惟宗、时原、香登、高尾、已智、山材、樱田、三林、长冈、奈良诸氏。汉人东渡者，据源光国大的日本史氏族志蕃别汉土条所载：文、净野、武生、樱野、古志、栗栖、高道、桧前、桑岛、丰冈、下日佐等十一氏为汉高祖之后。又有汉灵帝的苗裔，坂上、文部谷、山口、大藏、池边、木津、高田、井上、石村、高向等三十七氏。实则，华人之东渡而入籍日本者，历代以来，已不知凡几了。日本人的宗教日本古代，一如其他原始民族，宗教信仰是由自然神的崇拜而至祖神及英雄神的崇拜。他们崇信的自然神，包罗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宇宙万象，均在崇敬之列，号称八十万神。其中以农神的崇拜，尤占优势。在乡村之中，春季有丰作之祈愿祭，秋季有收获之感谢祭。同时，对于建立功勋的明君贤相，以及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他们也被视之为神。正因为把伟大的人物神格化了，日本各大族为了自我抬高自族的地位和出身，编造出种种祖先的神话传说，并使各大族之间结合成为一个美丽的开国神话。据日本古代传说，天地初开，有七神相传，称为神世七代。又生八大洲，最后生天照大神、月读尊、素盏鸣尊。天照大神乃教民耕作、养蚕、纺织等业。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又叫做天孙，天孙的后裔，便是天孙族；由素盏鸣尊自高原天逐降出云，其后裔便是出云族。大神赐天孙镜、剑、玉之三种神宝，天孙即率其儿到日向地方建都立国，这就叫做天孙降临。日本的第一位神武天皇，是天孙的重孙，故自有天皇之后，又分成两大氏族，由神武天皇延续下来的后裔，称为皇别氏族；由天孙直接延续的其他后裔，称为神别氏族。于是，日本人在宗教神话的基础上，便分裂为好多阶级。天孙族至尊至贵而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的天照大神，乃是女性的日神，所以自称为日本国，并以红日作为他们国家的徽志。他们，敬畏神威而感谢神恩，古代的社会，是采用‘祭政一致’的方式。天皇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皇居即是神宫，天皇被视为神。这种情形，到了武家政治时代，一度中落，明治维新之时，又复抬头而形成对外扩张的侵略势力。第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才又回复成了人的身份。但是，日本民族对于天皇的敬信，由来已久，故仍未便废除。可见其基于宗教信仰的力量，是何等的深远。（二）日本佛教史的开始日本的历史日本之有信史，是从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尚无历法，年代也无从记录。到推古天皇十年（隋文帝仁寿二年，西纪六○二），始由百济僧观勒传入历书，于推古十二年甲子岁元月使用，这是中国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由何承天所创的元嘉历。中国历以干支记年，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一千二百六十年）为一蔀。又按汉代的阴阳五行之说，相信每逢辛酉岁，国家必有大变革。推古天皇九年，即为辛酉，因而上溯一千二百六十年，定为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实则此乃日本人的假定而已。推古天皇时代之前，日本确已有了文化。其文化之开始，即是前面所说，由秦汉的移民，输入了中国的文化。故到圣德太子的时代，已知运用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儒释思想。佛教的最初传入，是在继体天皇时代（西纪五○七─五三一），佛教的公开传播，则自圣德太子肇始。所以我们介绍日本史，也从此时起步。时代的分期对日本佛教史的分期法，学者间偶有不同，大致则可分为七期：一、飞鸟时代：自钦明天皇至文武天皇期间（西纪五四○─七○七，因其建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故称飞鸟时代。二、奈良时代：自元明天皇至光仁天皇，凡七帝约七十年间（西纪七○八─七八一），因建帝都于奈良，称为奈良时代。三、平安时代：自桓武天皇至后鸟羽天皇，凡四百年间（西纪七八二─一一九七），因于延历十三年（七九四），迁都至平安京，故称平安时代。四、镰仓时代：平安时代之末，皇朝势力衰落，武人相争，战乱结果，由源赖朝统一全局，掌握实权，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于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西纪一一九二），在镰仓地方创设将军幕府，开武家政治的端绪。直到后醍醐天皇元弘三年（西纪一三三三），北条高时灭亡为止。其间因以镰仓为政治中心，故称镰仓时代。五、吉野及室町时代：后醍醐天皇，为欲收回政权，由于新田、楠、北畠等诸将之勤王，于元弘三年讨灭了当时的‘执权’北条高时，结束了镰仓幕府。但又有足利尊氏，占领镰仓，起叛天皇，进入京都，另外拥立光明院。后醍醐天皇即奉神器，南迁至吉野地方，直到后龟山天皇于元中九年（西纪一三九二），同到京都，将神器传交京都的后小松天皇，乃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南朝都于吉野。北朝的将军幕府，开于京都之室町，故连称之谓吉野室町时代。室町时代约经二百年，当其末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故又名为战国时代。战国之结束，是由于大名织田信长及其部属丰臣秀吉，相继平定而告统一，接着便是江户时代的来临。六、江户时代：战国之终，由于织田信长，次第勘平，再经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局。但在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又起而灭掉秀吉之子，遂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西纪一六○○），开幕府于江户（今之东京），直到明治维新（西纪一八六八），凡二百六十余年之间，称为江户时代。七、明治维新之后：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庆喜，于孝明天皇庆应三年（西纪一八六七），将大政奉还朝廷，明治天皇祚位，颁诏王政复古。第二年开始维新运动，是为明治元年。经四十四载，明治殁，大正开始，至西纪一九二六年，大正崩而昭和继位。明治迄今，不过百年，日本的进步，位居亚洲第一，足资吾人借镜之处，实在很多。佛教初传日本的年代比起中国，日本之有佛教，是很晚了。虽然，中国人之移民日本，周秦时代已经开始，佛教的传入，最初也由于中国移民的携带，但要得着此一携带佛教去日本的消息，却已晚在中国南梁的时代。根据皇圆撰选的扶桑略记一书，引用法华验记的资料，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西纪五二二）二月，汉人司马达到日本，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皈依礼拜。此系移民日本的华人所信，尚未及于日本民间。但是，华人迁至日本，除了由大陆直接飘海而去的，尚有经朝鲜半岛而东渡的。朝鲜之有佛教，比日本早了一百五十年。于是，凡从这两地去的华人或韩人，均可能带去佛教的信仰。先在他们自己人之间流行。继而亦无形中为日本民间的若干人士所接受。由民间信仰，再影响到上流社会的思想。这是佛教传日的一大主流。较前稍晚，根据日本书记所载，钦明天皇十三年（西纪五五二）十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圣明王，遣臣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尊，以及幡幢、经论。并且述其功德：‘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就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遂所须用，尽依情；此法妙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泊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这是佛教传至日本的又一主流。日本学者习称前一主流为私传，后一主流为公传。也就是民间传入与政府传入的分别。百济王为何将佛教奉献给日本，因为当时的朝鲜半岛，共有三国，百济孤出半岛西南端，东南为新罗，北方为高句丽，而以百济国小民寡，其南邻任那，即为日本势力范围，故常乞助隔海的日本以求自保。百济王对日皇称臣纳贡，佛教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显学，百济王以佛教奉献日皇的心态，一如利玛窦将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崇佛与排佛的争持百济王以盛情，将佛教奉献日皇之后，倒为日皇惹上了麻烦。因在当时的天皇，虽有至尊的名位，却未能有实权统治全国。全国分由神别、皇别、诸蕃等三大氏族相互角逐。在天皇左右，尤以神别氏族的物部氏、中臣氏及皇别氏族的苏我氏，相争最烈。物部氏为开国以来的门阀，世业将帅，富于保守思想；中臣氏乃神道教之僧侣，拥护旧有神道。苏我氏系新兴势力，尝办理外来移民事务，与华人及韩人接触，富有进步思想。佛教传入，日皇大喜，但仍不能决定如何处置，便交群臣公议，因此，三大氏族，便自然地分成两派主张。大臣苏我稻目以为：‘西方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他是赞成礼佛的。大连物部尾舆及大夫中臣镰子，乃持反对意见：‘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两派并峙，各不相上下。钦明天皇便将佛像赐苏我氏，试行礼拜。苏我稻目乃舍其向原之家为佛寺，称向原寺，或以地在飞鸟村之丰浦，而称丰浦寺。此为日本贵族奉佛之始，亦为其有佛寺之始。适值当时天花流行，物部尾舆及中臣镰子即以为疫病之起，实敬佛所致，乃烧佛殿，并弃佛像于难波之掘江。可是灾疫不息，复将佛像捞起，重建寺宇。经此一来，两派仇恨愈深，斗争愈烈了。苏我马子与佛教继钦明天皇而登极的是敏达天皇，以稻目之子苏我马子为大臣，任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为大连。他们两人仍为佛教问题而起纠纷。敏达天皇十三年（西纪五八四）马子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且迎奉僧尼，从播磨国（兵库县之一部）迎得来自高句丽的还俗沙门惠便，以及由惠便剃度的司马达等之女名岛，出家法号为善信尼，同时又由善信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