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解构主义批评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蔓延整个欧洲,这使得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学潮期间,由于结构主义的中立态度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同时,结构主义所标榜的结构的稳定性、整体性和秩序性遭到了人们的怀疑、批评和反对,面对主体在国家机器和权力结构面前的无能。现实的革命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如何找到出路呢?一种新的理论决定以颠覆语言的既定结构来达成对政治权力系统的解构,以纯理论的方式表达了颠覆现实和传统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兴起,是在结构主义阵营内部并以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批判和拆解开始的。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到末端,无视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批评家将目光从作品的意义及其内涵或价值上移开,转向意义之所以产生的结构,因而一味地追寻、阐发某种结构模式。如我们在前一章中,后期罗兰•巴特的理论所指出的,结构主义者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过众多不同的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再反转来,把这个大叙事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大叙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忽视了文本自身内部存在的差异,同时,还有理论上的虚设性和生硬牵强之嫌。换言之,当“结构”成为唯一的终极目标时,结构主义的同一性掩盖了差异性和矛盾性,使世界同质化、同一化,除了孤零零的结构,世界还剩下什么呢?意义是否还有可能?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发现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异质性要素,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尼采、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精神,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构主义思想的原产地是法国,却在美国得到了响应并迅速发展。1966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法国思想界名流,召开了一次理论研讨会,意图弥合英美和欧陆思想传统上的差异,在美国迎接结构主义思想的到来。但是,德里达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演讲,其理论批判锋芒直指结构主义宗师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主义思想进行了解构。在这篇演讲中,德里达明确宣告,存在着两种对结构、解释、符号等的解释。结构主义是第一种解释,它试图回到中心,回到基础,回到起源,是“一种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源头,它将解释的必要性当作流亡并靠之生存”的思想。另一种新的解释则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与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做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或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心安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极”。德里达的演讲宣告了结构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匆匆结束和解构主义思想的悄悄到来,可以说是解构主义即将到来的宣言。1967年,德里达出版了自己的三部扛鼎之作:《声音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正式宣告了解构主义的诞生。从70年代初开始,德里达的著作开始在英语世界迅速传播,在德里达对美国耶鲁大学的定期访学中,一些学者接受了德里达的思想,并且将其应用到文学批评之中。这些学者之间的长期交流,形成了以德里达(JacquesDerrida)、保罗·德曼(PauldeMan)J·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以及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Hartman)为代表的“耶鲁学派”(YaleSchool)。70年代末之后,围绕解构主义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为文学理论的发展增加了活力,同时也激发了各个领域的研究。解构主义思想同各种思想学说,如形式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后来更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对于在结构主义之后所出现的具有“解构”倾向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人们对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但人们一般用“后结构主义”专指在欧陆所出现的具有这种倾向的批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里达、福柯(MichelFoucault)和后期的罗兰·巴特等;而用“解构”批评专指美国所出现的以“耶鲁学派”为代表的批评理论。当然,也有学者用“后结构主义”涵盖“解构”批评。对于“解构主义”,人们往往容易望文生义,仿佛解构主义打倒一切,摧毁一切,事实上,“解构”并不代表摧毁,而是颠覆,它也不是虚无主义和非理性的疯狂,而是一种对规范化、模式化的抵制,是对中心和权威的反叛。这一点我们会在这些思想家的具体论述中发现。鉴于每一位解构主义思想家思想的复杂性,本章采取与前面各章不同的体例,不对解构主义文学理论作一般性的特点的描述。本章将在对各位思想家的理论的论述中,在对他们的文字的“踪迹”的追溯中,充分展现他们各异的理论特色。2004年10月8日,当雅克•德里达在法国巴黎悄然去世的时候,美国最大的知识性报纸《纽约时报》随后就发表了一篇负面报道,认为德里达的思想就是否定真理并且吸引一些奉承者的“时尚”和“主义”,并且认为“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他们感到他体现了一种法国流派思想的弊病,不但瓦解了古典式教育的许多传统标准,同时还跟造成分裂的政治诉求有所关联”。这篇评论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应,几千名学者在网络上签名,抗议《纽约时报》对德里达及其思想的攻击和歪曲,这成为跨国文化交流中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那么,作为“解构主义之父”,德里达和他的解构主义思想究竟如何呢?一、雅克•德里达与解构主义思潮(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在那篇著名的演讲《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中,德里达认为,被结构主义所神圣化的“结构”,或者说“结构的结构性”,总是被赋予一个中心,要将它与某种固定的源点联系起来,进而被中性化。但是问题在于,既然中心作为本原,它就应当是独一无二的,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都已不再可能。但是“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在别处有它的中心”。所以,人们所认为的本质上的中心成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它既在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所以它也就是不存在的,整体化也就是不可能的。人们认识中的中心还不仅仅是“结构”,它应当“被当作某种中心置换的系列、某种中心确定的链条来思考。这个中心连续地以某种规范了的方式接纳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名称”。这个中心就是发源地、基础或原则,是存在的理由和内在的根据,它包括终极目的、本质、实体、主体、意识、上帝、人,等等。既然中心是不存在的,中心就不能够被以这种形式被思考,中心没有固定的场所,它只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之中,符号在无止境地替换,相互游戏。这就是一种非整体化的思想。事实上,通过对结构主义的解构,已经初步展示了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思想面貌。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从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开始的。在西方哲学中,逻各斯中心主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逻各斯是希腊哲学、神学用语,本义是指隐藏于宇宙之中,支配宇宙并使字宙具有形式和意义的绝对神圣之理。这是一种超然存在于万物之上的上帝之“道”。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逻各斯中心主义认定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认为在诉诸语言之前即存在一个明确的意义或中心,语言只是这一意义的外在特征和服饰。因此,在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那里,意义、口头语、书面语三者是有等级的:意义是中心,口头语是意义的表征,而书面语(文字符号)则只是口头语的记录。索绪尔语言学显然并没有脱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他关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确定就是建立在声音意象与概念完全吻合的前提下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使我们可以借助它传达某种意义,或者说,在我们没说或没写之前就存在的那个意义(所指),可以借助与其相统一的能指加以表达。这种思想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德里达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坚信有某种存在于语言之外的所谓本原、本质、绝对真理,即某种终极之“道”或者意义,而仅仅将语言看成是表达“道”或者意义的工具。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导致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一种以言语压制文字的传统,将声音(口头语)看成最接近思想或事件的媒介,而将书写记号(文字)仅仅看成是声音的派生物。德里达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语言学也是建立在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之上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而文字存在的惟一理由就在于它表现语言,是语言这种声音符号的代表。据此,索绪尔指出,我们不能把文字和语言同等看待,甚至把文字看得比语言还重要,否则就会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那样的荒谬。德里达认为,这种“语音中心主义”本身不能成立。首先,文字应该被看成是语言的本原和原型。当然,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否认这种说法,比如即使在当今世界上也有许多民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从人类语言习得过程来看,也是先学会听和说,然后再学会写。但是——德里达指出——问题不在于发生学上语言和文字产生的先后,而在于文字是如何体现着语言的特征。实际上,被索绪尔看做是文字专有而非语言所有的那些特性,如距离性、间接性、含混性等,恰好体现着语言的本质特性。文字不是像索绪尔所定义的,是语言的“表现”或者“形相”,或者是符号的符号。相反,符号、媒介、语言等一系列概念都只有在文字中才成为可能。而且,文字所具有的距离性、间接性、含混性也标志出语言本身的非透明性。语言并不是可以被自由支配的工具,语言所表达的就是文字而非那个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先在的意义或看本质(即逻各斯)。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符号活动的领域“实际上是自由嬉戏的领域,也就是说,一个在由有限构成的封闭体中进行着无限的置换替代的领域”。由于语言符号总是借助别的符号在差异中确定自己的意义,因此,它总是带有别的符号的“印迹”,使这一文本与别一文本相交织而形成互文性——文本总是在相互说明、相互替代。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先在的明确的意义和中心,这个意义和中心只是流注于语言中的“此在”。在文本中,“中心此在永远不可能是它本身,它总是早已在它自身以外的替身中被转化了。”(二)对于文本中心的质疑及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从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德里达进入对于结构和结构性概念的质疑,由此开始了他对于结构的解构。德里达认为,结构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奇特性。它的奇特性在于,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个结构中心的前提,因为必须有这样一个中心来“引导、平衡和组织结构——人们其实无法想象一个无组织的结构”。但是另一方面,“中心并不是中心”,这是因为“结构的中心通过引导和组织该结构的内在一致性,会允许其构成成分在总体形式的内部自由嬉戏”。同时中心又必须“将它自己开放,并使之成为可能的自由嬉戏封闭起来。既作为中心,它就成为一个点,一切内容,构成成分,或者条件项的替换在这里都不再可能。在中心点上,构成成分的变更或转化是被禁止的,至少这种变更一向是被阻断的。”这样,按定义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中心,便在一个结构中变成了“那种既主宰结构,同时又逃避了结构性的东西”,它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中心并不是中心”。这种质疑无疑在是告诉我们,在一个文本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帅所有结构成分的中心,因而那个被结构主义认定的超然不变的结构以及在这一结构规定下的文本终极意义,都是不存在的。由于中心的缺失,使一切都变成了话语,“这里云集了无数的替代符号,在不断进行着相互置换”,由此也造成了“自由嬉戏的运动”。这一运动的结果,就是“把这个系统的范围和其中的意义的相互作用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用德里达创用的术语,即使文本意义的无休止地“异延”和“播散”。德里达这里要说明的是任何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都是无中心的系统。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就不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的稳固结构,而是更象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这张“蛛网”上的各个网结都相互联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且不断变动游移,做着不断的循环和交换,因此,一个符号需要保持自身的某种连续性,以使自己能够被理解。但在实际运用中它又事实上被分裂着,它无法永远同自身保持一致。文学作品也有同样的特点,它的意义总是超出文本范围而不断变化游移,在有限的构成中不断地解构自己,而具有一种提供多重涵义的可能性,阅读的过程,或者说对于某种意义的把握过程,本身就是对原有文本的破坏过程,解构过程。解构主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