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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老王不仅老，还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yǔ）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yì），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他只说：“我不吃。”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呀，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zuò）。整体把握这篇课文写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老王一辈子很苦。靠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活命。“文革”期间载客的三轮车被取缔，他的生计就更加窘迫，只能凑合着打发日子。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胡同里，小屋破破烂烂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凄凉艰难。但是老王心好，老实厚道，有良心，关心人。他需要钱，可是他做生意从不多收一分钱，而且非常讲感情，讲仁义，常愿意尽义务，或者少收钱。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写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动乱的年代。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而作者说她“愧怍”，也体现了杨绛的好心肠，以及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呼吁关怀不幸者。主旨思想文章以“我”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回忆了老王的几个生活片断，刻画了一个穷苦卑微但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老王”形象，表达了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不幸者的关心、同情和尊重。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社会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关心不幸者。问题研究1．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爱护？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