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的逻辑

46.2场域的逻辑*与华康德的谈话[3.1]华康德问（下同）：场域的概念与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一样，都是贯穿您的作品的中心概念。您的这些著作研究了形形色色的场域，包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阶级生活方式、名牌高校、科学、宗教，也论及了权力场域、法律场域、居民住宅建设的场域，等等。1您所使用的场域概念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极其精确的内涵，这一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它貌似常识性意义的背后。您能否阐述一下您的这一概念的渊源[对于美国人来说，它总是容易令人想起莱温（KurtLewin）的“场理论”]，涵义以及使用这一概念的理论宗旨？布迪厄答（下同）：我并不太喜欢专业定义，所以让我先说几句题外话，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些概念的用法。在这里，我要提及《社会学的技艺》一书（Bourdieu,Chamboredon,andPasseron1973），这是一本有些说教、甚至略带学究气的著作2，不过仍然包含了大量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它们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时不时被人所指斥的不足或缺陷，其实是我有意拒之不理，或是我深思熟虑的选择的结果。例如，使用开放式的概念（openconcepts）3，这就是一种拒弃实证主义的方式，不过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更准确地说，开放式概念的提法可以始终不停地提醒我们，只有通过将概念都应旨在以系统的方式让它们在经验研究中发挥作用。诸如惯习、场域和资本这些概念，我们都可以给它们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但要想这样做，只能在这些概念所构成的理论系统中，而绝不能孤立地界定它们。4这也回答了另一个在美国经常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提出任何“中层法则”（lawsofthemiddlerange）？我想，这中层法则首先是一种满足实证主义要求的做法；早些时候，贝雷尔森和斯坦纳所写的一本书（BerelsonandSteiner1964）就代表了这种做法，这本书编纂汇集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的琐屑而且片面的法则。而这种实证主义式的满足正是科学必须予以拒弃的东西。科学只承认法则构成的系统[杜昂（Duhem）]很早就针对物理学指出了这一点，在那以后，蒯因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观念]。5而且，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与此类似，如果说比起多变量回归分析，我更广泛地使用了对应因素分析，那是因为对应因素分析是一种关系性的材料分析技术；在我看来，对应因素分析的基本原理正好与社会世界的现实相吻合。它是一种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技术，而我用场域概念也正是要实现这一点。6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7正如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SubstanzbegriffundFunktionsbegriff（Cassier1923）]一书中表明的，近代科学的标志就是关系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狭隘得多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发现，在许多科学事业背后都是这种关系思维方式，虽然这些科学事业看上去极不相同。这包括俄国的形式主义者泰恩雅诺夫8，[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出身德国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以及人类学、语言学与历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先驱——从萨丕尔（Sapir）、雅各布森到杜梅泽尔（Dumézil）和列维-斯特劳斯。（如果你仔细察看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勒温还是埃利亚斯都和我一样，明显受惠于卡西尔，借助他的思想来超越那种自发地充斥着社会思维方式的亚里士多德式实体主义）。我可以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原文出自PierreBourdieuandIoicWacquant著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PolityPress,1992),pp.92-115；中译选自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1-156页。尾注为华康德所撰。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profit）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Bourdieu1983）；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和爱情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屏弃在外的。[3.2]问：您在用场域概念来理解社会世界时，经常用“游戏”来作类比，以使人们能对您的发现有第一感的直观把握。答：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一个场域小心地比作一种游戏（jeu），尽管场域与游戏有许多不同：场域不像游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规则，或更恰当地说，它所遵循的常规9，并不是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结果多半可以看作社会游戏者之间的竞争产物，这是个与我们有着切身利害的问题（stakes，法语为enjexu）。我们有一笔游戏投资，即在参加游戏之前就具有的一种“幻想”（illusio，这个词来自拉丁语的ludus，即“游戏”之义）：卷入游戏的游戏者彼此敌对，有时甚至残酷无情，但只有在他们都对游戏及其胜负关键深信不疑、达成共识，这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他们公认这些问题是毋庸质疑的。游戏者都同意游戏是值得参加的，是划得来的；这种同意的基础并非一份“契约”，而就是他们参加游戏的事实本身。游戏者之间的这种“勾结关系”正是他们竞争的基础。在社会游戏中，我们也有将牌，即根据游戏的变化，其效力也随之有所变化的“主牌”：正像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有些牌在所有的场域中都是有效的，都能发挥作用——这些就是各种基本类型的资本——但它们作为将牌的相对价值是由每个具体的场域，甚至是由同一场域前后不同的阶段所决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归根结底，一种资本（例如希腊语或积分学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游戏的存在，某种使这项技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场域的存在：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在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概念和场域概念是如何紧密相连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游戏者之间力量关系的状况在决定某个场域的结构。在我们的眼里，游戏者的形象就好象是面对一大堆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每一种颜色都对应一种她所拥有的特定资本，与此相应的是她在游戏中的相对力量，她在游戏空间中的位置，以及她对游戏所采取的策略性取向，这些都是我们在法语中称她“参加游戏”的意思；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不论是不惜冒点风险还是多少有些小心谨慎，是颠覆还是守成，都既取决于她手里符号标志的总数，也取决于这堆符号标志的组成状况，这也就是说，取决于她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拥有相同总量资本的两个人，可能在她们位置和她们的立场上[即在客观位置上的主观看法（position-takings）]都相去甚远，因为一个人可能拥有大量经济资本而缺乏文化资本，而另一个人可能无甚经济资本，文化资产方面却十分丰足。更准确地说，一位“游戏者”的各种策略，以及确定他的“游戏”的各种因素，既是在所考察的时刻他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和这些因素向他所保证的游戏机会的函数[惠更斯（Huygens）用lusiones一词来描述客观可能性，这个词也是来自拉丁语的ludus一词]，也是这一资本的数量和结构随时间而演进的函数，即他的社会轨迹的函数，在与客观机会的确定分配之间久已形成的关系中构成的性情倾向（惯习）的函数。但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在遵守游戏的默契规则和再生产游戏及其利害关键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游戏者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量；但他们也同样可以投身游戏之中，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例如，他们可以努力改变不同颜色的符号标志的相对价值，改变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办法可以是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如经济资本）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例如司法资本）。10在权力场域中发生的大量斗争都是这种类型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那些旨在攫取国家权力的斗争，即相互争夺各种可以使国家对所有“游戏”和支配这些游戏的规则施展权力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3.3]问：上述类比揭示了您理论中核心概念之间的联系，但它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疆界。答：场域界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哪怕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一个场域自身内部的关键问题，也不容许任何先验的回答。某个场域中的参与者，比如说经济公司、高级时装师或小说家，都不断竭尽所能来使自身与他们最势均力敌的对手区分开来，以减少竞争，并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个特定局部的垄断。（在这里，我应该立即加上几句，来纠正这句话中的目的论倾向。有些人就指摘我具有这种目的论的倾向，他们将我对文化实践的分析认定为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即文化实践者是有意寻求区隔的。实际上，的确存在一种导致差异的生产，但这种产生根本不是什么有意寻求差异的产物。有许多行动者——这里我想起福楼拜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在这个特定场域中存在、行事，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差异、与众不同，并维护一个人的卓尔不群。这在许多时候是因为这些人被赋予了某些禀赋，以致于他们在场域中如果不独树一帜，他们在进入场域的伊始就应当早已被剔除在外。）他们努力强行树立某种才能和成员资格的标准，而在不同的历史局势中，他们的这种努力都会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因此，场域的界限只能通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尽管各种场域总是明显地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barrierstoentry）的标志，但它们很少会以一种司法限定的形式（如学术机构录取人员的最高限额——numerusclausus）出现。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因此，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事例中，你都必须努力运用各种手段来估量这种在统计上可以探明的效果开始下降的关键点。在经验研究的工作中，场域的建构并不是通过一种强加行为来实现的。例如，对于美国某个特定的州或法国某个大区里的各种文化团体的集合体（业余合唱团、戏迷之友会、读书俱乐部等等）是否构成一个场域，我就感到十分怀疑。而与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卡拉贝尔的著作（JerryKarabel1984）指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是通过客观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联系方式下，这些（物质或符号）关系的结构在每所大学中都发挥作用。报纸的情况与此颇为类似，舒德森（MichaelSchudson1978）告诉我们，除非你注意到在报纸中“客观性”的观念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