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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济学前沿综述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2014年2月25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2研究背景和概况腐败的定义和度量“润滑剂”还是“沙子”从制度依赖到所有制依赖机会与挑战目录3——背景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共十八大以来共有20个省部级干部因贪腐落马。欧盟每年因腐败导致的损失高达1200亿欧元（GDP的0.75%）。美洲国家、欧盟、OECD、非洲国家都先后制定了区域性反腐败公约，联合国于2003年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研究背景和概况4——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长和腐败排名研究背景和概况-10-50510152009201020112012经济增长率BraziRussiaIndiaChinaSouthAfrica02040608010012014016018020092010201120122013CPI腐败排名BraziRussiaIndiaChinaSouthAfrica5——腐败的原因（cause）和后果（consequence）主要综述：Bardhan（1997）、Jain（2001）、Aidt（2003）、Svensson（2005）和Banerjee等（2013）。原因：经济水平、对外开放、政治或财政分权、媒体自由、教育水平、法治传统、文化与宗教，此外还有性别、甚至智商。基本结论：对外开放、媒体自由、法治传统是决定腐败的重要原因，不过对其它原因尚存在争议。研究背景和概况6——以分权为例分权有利于减少腐败，因为分权意味着腐败的空间减少了。Fisman和Gatti（2002）以美国的经验发现，财政上的支出分权是有效的，而收入分权则伴随着更多的腐败和软预算约束问题。Lessmann和Markwardt（2009）认为，有新闻媒体监督（或竞争）的政治分权能够减少腐败，否则政治分权只会带来成本。Cont’d7——腐败的后果两种极端的观点（Aidt，2009）：腐败促进了经济增长；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本文将集中讨论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理由：关于腐败原因的讨论已经足够丰富，无非是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经济租金的大小、对腐败的察觉与处罚（Jain，2001）腐败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的机制与后果更加隐蔽，更象是一个“黑箱”揭开“中国增长之谜”研究背景和概况8——腐败的定义Shleifer和Vishny（1993）：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Svensson（2005，第20页）：腐败是“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共权力”。Banerjee等（2013）将腐败定义为“一个官员为了私人利益破坏规则”。腐败的定义与文化、法律有关，会影响腐败感受程度腐败的定义和度量9——腐败的度量既然腐败是隐蔽的、非法的行为，要完美地度量腐败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第一类是主观评价方法：透明国际的“腐败感受指数”（CPI）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的腐败指数经济学人集团下属的国际商业指数（BI）世界银行治理指数（WBGI）中的腐败指标腐败的定义和度量10——主观评价方法这几种主要的指数始于1980年代或1990年代中期，采取的度量方法差别不大，相关系数高达80%以上（Treisman，2000）。主观评价方法会产生一些偏差。不同国家对“腐败”的定义有差异。Olken（2009）通过在印度尼西亚某个农村的一次现场实验证明，感受到的腐败和实际腐败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民对价格上涨比对数量缩水更为敏感，二是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腐败感受程度。对评估专家的挑选也可能存在偏见（Olken和Pande，2001）。Cont’d11——客观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四种渠道：使用企业调查数据。直接向企业询问其向海关、工商、税务、治安或者环境管制部门支付的额外的或不合理的费用；估计企业行贿或被索贿的频率。使用司法指标。Goel和Rich（1989）首次使用了美国司法部门的统计数据，用每个州（或地方）被联邦司法部以受贿罪名判刑的公务员数量度量。使用多种数据来源进行推断。例如，Gorodnichenko和Peter（2007）发现乌克兰政府雇员的支出和某个私人部门的支出类似，但是其工资少了24－32%，这说明政府雇员存在灰色收入或者腐败收入。直接进行现场观察。例如，Olken和Barron（2009）在印尼的304个站点对卡车司机进行了调查，观察到6000多次向警察、军人和车站管理者行贿的实施。腐败的定义和度量12——度量中国腐败主观估计Du等（2013）利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中对问题“你认为本地区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政策来反腐败”回答“是”的比例来表示腐败感受（哑变量），然后加总为省级腐败程度。客观估计企业数据。Cai等（2011）利用企业财务指标中的“招待费”（包括吃、喝、送礼、娱乐、会员卡和差旅费）作为企业腐败的代理指标；Wang和You（2012）则使用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占全年的时间的比例来衡量腐败。司法指标。将历年《中国检察年鉴》中各省报告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的立案数量作为“腐败案件”，除以公务员或者人口数量。例如，吴一平（2008）、周黎安和陶婧（2009）、Nie和Jia(2011)、范子英（2013）、Dong和Torgler（2013）、Jiang和Nie（2013）等。腐败的定义和度量13——“贪污立案率”是腐败还是反腐败？使用“每万名公职人员贪污立案数”度量中国各省腐败程度时，会面临两个质疑。质疑之一：样本选择问题，该指标只反映了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数。没有理由认为各省的反腐败力度存在明显的、持续多年的差别。质疑之二：测度误差问题，该指标反映了反腐败的力度，而不是腐败的程度。用于反腐败的公、检、法、司支出应该与立案数量正相关，但实际上Nie和Jia（2011）发现两者是负相关的。“腐败程度”和“反腐败行为”可以共存！Cont’d14Cont’d0200400600人均司法支出0.2.4.6.8人均腐败立案数10203040诉讼成本246810公职人员腐败立案数15——腐败对经济效率有什么影响？一种观点认为，腐败能够提升经济效率，是经济车轮前进的“润滑剂”（greaser），是“帮助之手”（helpinghand）。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腐败阻碍了经济效率，是经济车轮前进的“沙子”（sander），是“掠夺之手”（grabbinghand）。“润滑剂”还是“沙子”16——“沙子”论基本逻辑：给定一些由于政府程序或政策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扭曲，当事人通过腐败或贿赂可以降低扭曲成本，从而实现次优效率（Leff，1964）。影响渠道腐败有助于加速官僚程序，使得高效率企业获取稀缺资源。例如，Lui（1985）的排队模型和Beck和Maher（1986）的拍卖模型。贿赂有助于避开某些无效率的管制。Levy（2007）描述了苏联时代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黑市”。腐败相当于为官员提供了一种隐性补贴，会增加官员的努力水平（Egger和Winner，2005）。腐败作为一种单边支付，可以实现公共和私人部门代理人之间谈判的帕累托改进。Shleifer和Vishny（1994）研究了贿赂如何有利于私人企业在政治家压力下的资源配置情况。“润滑剂”还是“沙子”17——“沙子”论经验证据跨国证据。Egger和Winner（2005）使用1995-1999年73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使用三个主要的腐败度量指标（CPI、ICRG、WBGI），发现腐败有利于吸引FDI。微观证据。Krammer（2013）使用2008年世界银行对30个转型经济7千家企业调查的数据，以企业的贿赂占销售额的比例来度量腐败程度，发现腐败降低了企业在当地环境下面临的财务负担和信息不对称。Wang和You（2012）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的企业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以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比例来衡量企业层面的腐败程度，发现腐败和金融发展对企业成长是相互替代的。Cont’d18——批评Kaufmann和Wei（1999）指出了排队模型的一个主要缺陷，即假定管制是外生的，与官员索取贿赂的激励无关。因此，该理论在本质上是局部均衡的，在一般均衡中难以成立。他们利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发现那些支付更多贿赂的企业很可能在实施管制的官僚身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DeRosa等（2010）利用世界银行的2009年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在“贿赂税”和“时间税”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Adit（2003）指出了另外两个有问题的假设：为了维持腐败的秘密交易和寻找“合作伙伴”，大量的真实资源被浪费了；腐败契约不能被法院实施。Cont’d19——“润滑剂”论基本逻辑：腐败破坏了产权保护，而产权保护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North，1990）。影响渠道腐败象税收一样会带来投资扭曲，并且腐败的非法性和保密性使得它比税收带来的扭曲更大（ShleiferandVishny，1993）。腐败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创新者难以组织游说活动，在存在信贷约束和需要长期资本积累的条件下更难以支付贿赂，并且创新者本身风险更大（Murphy等，1993）。由于腐败（或寻租）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Murphy等，1993），这导致优秀人才去从事寻租活动，而不是去办企业或者进行技术创新。“润滑剂”还是“沙子”20——“润滑剂”论经验证据跨国证据。Mauro（1995）利用1980－1983年68个国家的数据，以BI指标度量国家的腐败程度，并以种群语言比例（ELF）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IV），发现腐败降低了经济增长。Bentzen（2012）以文化作为IV，发现腐败对人均GDP有显著负的影响。Gillanders（2013）以离赤道距离为IV，发现腐败导致了更差的基础设施（交通和电力）。微观证据。Claessens和Laeven（2003）认为腐败会扭曲企业的资产配置，进而阻碍企业的成长。Smarzynska和Wei（2000）也发现一个地区的腐败会减少企业在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这使得FDI企业更多地选择合资而非独资。Cont’d21——“润滑剂”论批评没有一个合适的IV。种群语言比例、文化背景、法治水平乃至赤道距离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内生性问题——坐着说话不腰疼！Cont’d22——小结基本结论：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含糊不清的。“润滑剂”论和“沙子”论可能不是矛盾的！因为前者并没有假定腐败总是有利的，只是假定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腐败是有利的。这意味着腐败和增长的关系应该是条件依赖于制度环境的。从世界各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单调的关系（Blackburn等，2009）。以透明国际的腐败指数（CPI）和宾州世界表格为数据来源，存在三种情况：高腐败、低增长（次撒哈拉地区、拉美）；高腐败、高增长（菲律宾、中国、印尼、韩国、泰国）；低腐败、高增长（香港地区）。如何解释腐败与经济增长之谜？从制度依赖到所有制依赖23——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依赖于制度环境基本逻辑：腐败是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依赖于腐败能否克服无效率的制度或政策。经验证据Meon和Sekkat（2005）利用1970-1980年60多个国家的样本，发现腐败（以CPI度量）对增长的负效应取决于政府治理水平（以WBGI度量）。在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腐败的负效应更明显。Meon和Weill（2010）认为，应该使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他们发现，在那些制度低效率的国家，腐败（CPI和WBGI）对效率的危害较少；在那些制度极端无效率的国家，腐败甚至与效率正相关。这支持了“润滑剂”假说。理论解释Blackburn等（2009）构建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企业必须从公共官员那里获得执照。结论是，腐败的效应依赖于协调寻租行为的官僚。在那些有组织的腐败网络的国家，很可能有更低的贿赂水平，更高的研发活动，和更好的经济增长率。从制度依赖到所有制依赖24——腐败对效率的影响依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