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对古代生物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主讲人刘学礼

中国佛教对古代生物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主讲人：刘学礼一、对生命形态和物种变化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蠕虫类→蚤虱类《尔雅》“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佛教的传人，给古代中国带来了一个与原有的生物分类体系不同的标准，即根据不同生物（主要是动物）的自然属性，特别是生殖方式和发育过程进行分类，这是研究生物的一个新的视角，对人们进一步认识不同的生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代印度的“四生说”“四生说”产生于《唱赞奥义书》（《吠陀经》晚期的注释本）：胎生、卵生、湿生、萌芽生《摩奴法典》生物植物类（“不动”的）—萌芽生动物类（“动”的）卵生胎生湿生胎生已经不是“与活着的形态一样出生”之义，而是指由表示“蛇之蜕皮”、“胎盘娩出”之义的jaraya一词衍生出的jarayuja（胎盘），因而“胎生”成为指“具有胎盘之哺乳动物”的词语。《闍罗迦集》和《妙闻集》中“四生说”卵生（鸟类、蛇类、爬虫类）胎生（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人、家畜、野兽等）湿生（寄生虫、昆虫、蚁等）萌芽生（贯土而生的动物，萤、蛙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种根据动物生殖方式建立起来的生物分类思想中，蕴含着对生命起源和物种可变的思考。佛教的“四生说”用“借业力而生”的“化生”取代了“萌芽生”。据《长阿含经》卷十七、《俱舍论》卷八等记载：“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四生”卵生（由卵壳出生者）胎生（又作腹生，从母胎而出生的）湿生（又作因缘生、寒热和合而生）化生（无所托而忽有，都是由过去的业力而化生）卵生类——以卵孵化而生的物种胎生类——哺乳类动物湿生类——一些昆虫及水生类动物化生类——非人间一般人所能察觉、感知的一种生殖方式★在佛教看来，世界上的“生命形态是多样的”，“六道”、“四生”虽有种种苦乐差别果报，但这绝非是生命本质的不平等，而是业果的差别。当因缘业果转变了，一种生命形态也就可能转变成另一种生命形态。这种所谓的“生命轮回”说法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物种是可变的”思想。在佛教看来，所有的生命在本质上都是平等无二的，但是在形态上也存在着低等与高等之差别，它们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在《长阿含经》第四部分的《世纪经》龙鸟品部分，对金翅鸟捕食龙的情况有如下描述：“若卵生金翅鸟欲捕食龙时，从究罗睒摩罗树东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搏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胎生、湿生、化生诸龙。”“若胎生金翅鸟欲搏食卵生龙时……自在随意。若胎生金翅鸟欲食胎生龙时，从树南枝飞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两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龙食之，随意自在。而不能取湿生、化生诸龙食也。”“湿生金翅鸟……取卵生龙食之……取胎生龙食之……取湿生龙食之，自在随意。而不能取化生龙食。”“化生金翅鸟……取卵生龙食之……取胎生龙食之……取湿生龙食之……取化生龙食之，随意自在。是为金翅鸟所食诸龙。”★其中包含了对生物之间存在“食物链”的认识，至少佛教认识到了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着“食”与“被食”的关系。→★佛教的“四生说”对中国古代药物分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虫部就是将虫分为卵生、湿生、化生三种。早期的佛教徒出门随身必带的物品之一—水罗唐代义净西游印度归来介绍说：观虫滤水是出家之要仪，见危存护乃悲中之拯急。既知有虫，律文令作放生器者，但为西国久行。唐代《茶经》的作者陆羽设计一整套煮茶器具时用“水罗”来过滤煮茶用水。★佛教中很早就指出一滴水里有无数的微生物（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虫）。这是佛教对事物仔细观察与正确判断、推理的结果。生物循环变化思想是中国古人解释动植物和人类起源的一种思想，是建立在化生说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对生命自然界历史的一种猜测。★佛教中的六道轮回说也带有明显的循环变化色彩，如《心地观经》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六道轮回说是在因果报应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生命转化学说。二、对动植物的认识1.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陶弘景（452-536）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最早在自己的著作中引入佛教元素的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年仅19岁时，陶弘景就当了诸王侍读的官，41岁时，他辞去官职，隐居茅山（今江苏句容），自号为华阳隐士，其后又皈依佛门，曾“自誓受五大戒”。陶弘景“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又“性好著述，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他深知佛理，主张佛道合一。陶弘景在为葛洪《肘后方》增补而成的《百一方》序文中写道：“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弘景引用的这句话出自《佛说医经》和《智度论》。据《法苑珠林》卷九五《病苦篇》引《佛说医经》：“人身本有四病（大），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大）起四百四病。”又引《智度论》：“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在药物分类方面，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突破了以往药物的“三品”人为分类法，制定了按照各种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的新方法。例如紫石英是矿物，就归入玉石类；麻黄、桂皮是植物，就归入草本类。他把730种药物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大类，基本上达到“精粗皆取，无复遗漏；分别科条，去轸物类”的目的。将药用植物按自然形态或应用部分区分为草、木、果、菜、米食五大类，这也是对植物分类学的贡献。陶弘景更加明确了许多药物的疗效、产地和采集方法，特别对一些药用植物的形态结构、生态习性作了详细记载。陶弘景书中提出植物药大多应在二月、八月采集，并说明“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成熟”的采集经验。指出药用植物产地和采收时间对疗效有密切关系，说明植物生理与植物地理（地域气候）相关。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对药用植物形态鉴别十分细致入微，尤其是对果实的鉴别。如对白术、赤术（苍术）的区别，陶弘景指出“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做丸散用。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而多膏，可以煎用”。又如桑寄生，它“生树枝间，寄根在皮节之内。叶圆青赤厚泽。易折，傍自生枝节，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实赤，大如小豆。今处处皆有之，以出彭城为胜”。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增加了所谓“诸病通用药”的内容，这与《闍罗迦集》中按治疗效用分成50类、枚举药物500种的作法十分相似。如治风治腰痛有草蒿、杜仲、鳖甲、狗脊等，治瘿溜有昆布、海藻、文蛤等，治黄疸有栀子、紫草、茵陈等，治小便淋沥有冬葵子及根、白茅根、滑石等，治大热有寒水石、黄芪、知母、白献、玄参等，治寸白虫有槟榔、雷丸、贯众等。深知佛理的陶弘景在对一些生物现象进行观察研究时，表现出不迷信传统，敢于挑战权威的思想。陶弘景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和实验发现：“《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取青虫教祝，使变为己子，斯为谬矣。”明确指出：蜾蠃有雌雄，有自己的子代，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为已子”的说法是错误的。唐代段成式又补充说，蜾蠃的食物不只限于青虫，还有小蜘蛛。明代李时珍作了总结性的论述：“蠮螉（古代为蜾蠃的异名）之说各异。今通考诸说，并视验其卵，及蜂之双双往来，必是雌雄”。2.陆羽的《茶经》早在晋朝，佛教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相传当时名僧慧远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以自制佳茗款待陶渊明。据陆羽的《茶经》记载，南朝时与茶相关的名士中，就有“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八公山沙门昙济”等人。特别是梁武帝在僧人中断酒肉以后，茶在寺院中逐渐成为僧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崇山峻岭原有大量野生茶树，为僧人开辟新茶园创造了条件。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茶经》与佛教有关，因为它的作者陆羽首先与佛教有关。陆羽(733-804)原是一个弃婴，3岁时，被竟陵的西塔寺智积和尚在城郊西湖之滨拾得。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陆羽在《茶经》中列出许多茶的出产地，其中有不少产地与寺院有关，如湖州顾渚峪的山桑、儒师二寺，湖州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二寺，常州圈岭善权寺，钱塘天竺、灵隐二寺等等。《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共10章，约7000多字。上卷：1.茶之源（茶的起源、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2.茶之具（采茶、制茶的用具）3.茶之造（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中卷：4.茶之器（煮茶、饮茶的器皿）下卷：5.茶之煮（沏茶的方法、各地水质的品第）6.茶之饮（饮茶的风习及饮茶的历史）7.茶之事（征引历代文献，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8.茶之出(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9.茶之略(在深山、野寺、泉涧边、岩洞里等特殊环境下造茶、煮茶可以省略的一些加工过程和茶具、茶器)10.茶之图(教人用绢分写《茶经》全文加以悬挂，以便目见而记用)关于茶树的植物学特性“茶者，南方之嘉木也”。“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灌木型”和“乔木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棕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叶卷上，叶舒次”。关于植物和环境之间关系“上者生烂石，中生者砾壤，下者生黄土。”关于植物地理学将茶树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分为八个产区，反映了我国茶树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其北缘以秦岭、巴山以南及至淮河一线为界。栽培方法有性繁殖（种子繁殖法）无性繁殖（移植法）“种瓜法”——“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中瓜，三岁可采”。采茶经验根据土壤是否肥沃根据制茶技术加工过程：如“饼茶”。关于茶的功能“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暇，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荡昏寐”。“中国人对茶叶问题，并不轻易与外国人交换意见，更不泄露生产制造方法。直至《茶经》问世，始将其真情完全表达”。“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第一部完整关于茶叶之书籍，在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有关者，俱受其惠”，“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3.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成式(约803-863)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再加上他信佛，经常到寺院去，与中外僧人交往甚多，所以他的书中有关于佛教的很多记载。《酉阳杂俎》的《贝编》《酉阳杂俎》的《广动植》《酉阳杂俎》及续书记下了近200种植物，其中龙胆香、安息香、波斯枣、巴旦杏、无花果齐墩树（油橄榄）、波斯皂荚、㮈祗（水仙花）、婆郍娑树（木波罗属）等20多种大多是在唐代传入我国的。段成式赞同陶弘景关于“蜾蠃有雌雄，有自己子代”的思想，批驳“取青虫教祝，使变为已子”的说法，进一步指出：蜾蠃的食物不只限于青虫，还有小蜘蛛。《酉阳杂俎》还有一些关于植物与环境关系的论述，提到生物发育异常与气候的异常有关，如“木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等。4.赞宁的《笋谱》和仲休的《花品》宋代是我国古代生物学知识进一步积累和发展的时期，其显著标志就是园艺业的高度发达和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准的动植物谱录（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宋代佛教界有相当多的僧人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园艺业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僧晓聪，“尝于（洞）山东北手植松万余株，自称栽松比丘”。僧宝昙,“隐居鄞之东湖州，绕室植橘万株，因号橘洲老人”。僧师筠,“荷锄披榛，手植梨粟，遍于山田，丛林慕焉”。赞宁（919-1001)籍贯浙江德清，后出家于灵隐寺，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誉。在中国佛教史上，赞宁地位非常之崇高。吴越王钱俶非常钦佩他的学问与法行，任他为两浙僧统，赐号“明义宗文大师”。北宋太平兴国三年，他曾获宋太宗御赐紫衣，号为“通慧大师”。欧阳修：“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诗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透，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皇朝类苑》卷五九说:“僧赞宁，有文学，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王元之,徐骑省,疑则就质焉，二公皆拜之”。赞宁的《宋高僧传》共三十卷十篇，记录了从南朝刘宋到宋初562年间高僧的事迹，其中在论述佛经翻译问题时，对一些动植物知识也作了介绍，如：“譬诸枳橘焉，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难殊，而辛芳干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