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在美国战略东移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关系探讨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边疆暴力恐怖事件论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市场化背景下女性伦理观的研究环境污染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大气污染为例新一代领导人反贪问题进展及评论星星热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马航事件看中国媒体的劣根性中国贫富差距问题如何应对夫人外交中美两国文化博弈关于我国娱乐圈道德滑坡现象初探从社会群体越轨与道德失范现象频发看道德文化建设的缺乏论“正能量”现象的正反效应一、在美国战略东移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关系探讨2008年，全球爆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标志着国际体系进入重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中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该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同时，美国高调宣称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亚太，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并决定将其战略重心“东移”。作为传统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俄罗斯并未置身事外。近两年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力推“转向亚洲”战略，将俄定位为欧洲—太平洋国家，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显然，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竞技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其实力有所削弱，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实力却不降反升。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普遍的预测，今后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迅速调整其战略加以应对，企图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亚太地区，美国利用本地区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不断鼓动和宣扬“中国威胁”论，高调“重返亚洲”，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从而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在军事上，美国通过与亚太国家的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强化美日、美韩和美澳军事联盟，积极拉拢印度，还试图把双边军事联盟发展为三边军事联盟。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极力挑唆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鼓动一些与中国存在岛礁或领海争议的国家向中国发起挑衅，故意使矛盾激化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冲突。虽然美国上述行为并非意欲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其挤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战略空间，巩固并强化其亚太霸主地位的意图暴露无遗。“从最近几年的状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努力扭转，中美关系有滑向旧时大国对抗冲突的危险。”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俄罗斯确定为首次国事出访国家。“西方一些分析人士担心此举表明中俄将结成联盟，这将强烈地刺激到美国。”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2更是强调习主席首站出访俄罗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表明“中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战略关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于应对当前复杂严峻形势的需要，国内学界就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展开了讨论，有学者主张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与俄罗斯结盟以抗衡美国。按照陈键的说法，这一论调是“自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后四十年来首现之呼声”，值得我们关注。于是，结盟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学界的极大兴趣。本文即主要论述中俄结盟的可能性问题。一、关于结盟的界定目前，结盟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以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权力均衡论”。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体系下，安全是同质化理性国家的最高目标，国际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国家对外结盟行为的核心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是为了维持均势，因为均势能够对实力强大的国家形成制约。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盟友，那么在各方力量中国家会选择实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因为较强的一方会对它们形成更大的威胁，所以与弱方结盟会使它们更有安全感。”换句话说，沃尔兹认为追求各方的权力平衡是结盟的主要动因。第二种是以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为代表的“威胁均衡论”。他对结盟的界定较宽泛，认为“结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国家结盟是为了制衡威胁，而不仅仅是制衡权力，因此国家更多地会从认识威胁而非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权力本身只是一个中性事物，只有发现权力背后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安全威胁时，才能激发国家结盟的积极性。”第三种是以兰德尔·施维勒为代表的“利益平衡论”。他提出，前两种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国家结盟的主要目的是被动地维护自身安全，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并不只是现状的维护者，而是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国家结盟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对自身和结盟利益追求之间的平衡”。结盟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它是主权国家为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而建立的，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为保障，以安全合作为主要目的，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联盟并不是随意形成的，不能增强伙伴安全的联盟很难形成和维持。本文拟采用以上对结盟的宽泛定义。二、国内外学界对中俄结盟的不同认识及不足在金融危机和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国内学界就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展开了讨论，部分学者主张放弃不结盟政策，与其他友好国家结盟以抗衡美国。而在这些友好国家中，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中国的最佳盟友。中俄结盟问题由此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我们可以将国内学者对于中俄结盟的看法大致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学者明确主张中国应该马上与俄罗斯结盟。如有学者提出，共同的安全利益是结盟的基础，它决定着盟友的可靠性：安全利益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当前“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其很容易看到俄罗斯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因此，俄罗斯与中国结盟将是最佳的战略选择。还有学者认为，面对美欧对中俄的战略压力，“中俄有必要建立稳定且高水平的准联盟战略关系”，进而深化战略盟友关系，而不能仅仅限于目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甚至有学者提出，目前美国正在欧亚大陆进行分割包围、征服世界的战略，综合实力强大的中俄是其最后的战略目标。“作为同命相连的利益攸关方，作为对世界和平肩负重要使命的两个大国，中俄有必要联手阻止美国屠戮弱国的行为和建立帝国的战略野心”，即中俄需构建欧亚大联盟。第二类学者明确反对中国与俄罗斯结成盟友。有学者提出，“中俄完全不需要结盟，在非同盟状态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有利于双方的利益”。(22)其主要依据在于：目前中俄3两国已在多层次多领域展开合作；两国都不存在遭到大规模军事入侵的风险；双方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国际新秩序；不结盟有利于中俄保持相互平等与尊重的伙伴关系；同盟国在战争情况下未必能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也有学者认为，中俄结盟完全违背双方合作的宗旨，因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和逻辑。“反西方”从来都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中俄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两个相邻大国做“好邻居”这一“简单”的需要，其他的外部因素只是“辅助动力”。“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集团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仅完全不现实，而且任何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都是危险的”。还有学者认为，中俄不可能结盟还在于“两国战略利益不一致，战略需求的时间、所关注的地区不尽相同，地缘定位也不一样”。第三类学者对中俄结盟既不强烈主张，也不大力反对，认为目前谈论中俄结盟条件尚不成熟，也无必要。如有学者指出，中俄应该不断深化目前的合作关系，但要做到既不结盟，也不疏远，而在与美国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发展。也有学者表现出明显相互矛盾的观点，认为“中国既要坚持‘不结盟’政策，又要为将来一旦需要结盟时创造条件，同时应注意不要伤害希望与我结盟的国家和人士发展对华关系的热情”。还有学者认为，中俄联盟的可能性不大。换句话说，他们对中俄结盟既未明确反对，也未明确赞成。与国内学界一样，国外学界也对中俄结盟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观点。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的看法。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俄一直都保持着联盟关系，两国事实上早已结成反西方联盟，这已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西方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上得到充分体现。他们认为，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西方国家作对，多次联合反对或否定西方国家的提案。此外，西方一直认为“上合组织是中俄联手组成的‘东方北约’，是一个反西方联盟”。另一部分学者对中俄结盟持怀疑态度，认为中俄两国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限制性因素，两国结盟的可能性较小，甚至是天方夜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卡钦斯认为，“俄罗斯并不渴望与中国结盟，只是在与西方关系恶化时才转向中国，以期借助中国来平衡西方国家的力量”。英国的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波波罗则在其有关中俄关系的专著《便利轴心》一书中指出，中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复杂伙伴关系。他还认为，中俄发展友好关系对西方不是威胁，反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稳定。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非要取代与西方的合作，而是为了弥补它们各自与西方合作的不足。他预测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发展前景不是走向军事政治联盟，而是面临战略紧张状态。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施瓦布也认为，中俄之间只是出于短期权宜之计的“方便婚姻”，而不是长期的战略性结盟。第二类是俄罗斯学者的看法。大部分学者认为，中俄双方都不愿意结成联盟，中俄再次结盟的可能性较小。如，俄外交政策与国防委员会荣誉主席卡拉加诺夫认为，中俄两国领导人都不想结成反西方联盟，并担心会因此遭到西方的遏制。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卢金也认为，“俄罗斯当局与中国政府立场一样，不愿意中俄结成军事联盟。如果俄罗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强国，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应该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但最终目标不是走向军事联盟”。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同样提出，中国视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的结盟是一个例外，目前中国并未表现出与俄罗斯正式结盟的意愿，梦想中俄结成新的盟友将是不现实的。他还指出，即使俄罗斯政府愿意与中国一道对抗美国霸权，大多数的俄民众也不会同意，因为在这个联盟体系中，中国将起到主导作用，俄罗斯将沦为中国的“小伙伴”，这是俄无法接受的。持类似观点的曾任俄总统负责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的沃罗比耶夫大使认为，与中国建立反西方的欧亚军事政治联盟的想法完全是空想，这不仅对上合组织的前途，而且对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俄中关系中的立场都是极其有害的。俄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不会结成军事联盟，俄应该同时与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保持正常的关系，奉行多方位的平衡政策。俄著名的东方学家塔夫诺夫斯基也持同样的4观点，他甚至认为中国将是一个孤独的大国，这种孤独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也有少部分军事战略家认为，中俄需要结成应对美国反导系统的军事政治联盟，以建立自己的安全体系，但这种联盟只能是战术上的，因为中俄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冲突，在安全领域也相互警惕。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变成联盟关系的可能性更小。通过比较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按照前文对结盟的界定，结盟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赞成与俄结盟的中国学者，其出发点在于，中俄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因此双方具有较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他们尽管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他们对威胁大小的界定仅基于目前中国所处的巨大困境，并未考虑到俄罗斯当前的现实情况。根据俄战略家的分析，“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即建国一千年来首次没有任何的外部势力可以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与绝对主权，这主要基于美国实力减弱，欧盟深陷泥潭，中国需要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不断缩减军事开支和人员的北约同样也无法威胁到俄罗斯”，因此俄不存在结盟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以来，先是俄战略家提出与欧盟建立“欧洲联盟”，其后普京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而与中国结盟并未进入他们的讨论视野。此外，赞成中俄结盟的学者还缺乏对中俄新型关系性质的准确把握。其次，反对与俄结盟的学者强调中俄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认为外部因素仅起到辅助作用。事实上，回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其发展速度较快，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显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