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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屈原和楚辞第一节楚辞的含义与背景第二节屈原的生平经历第三节屈原代表作：《离骚》第四节屈原的其他作品第五节宋玉第一节楚辞的含义与背景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初源，合称为“风骚”。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楚辞补注.（宋）洪兴祖.中华书局1983屈原集校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中华书局1999楚辞集注.(宋)朱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楚辞集解.(明)汪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山带阁注楚辞.(清)蒋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离骚草木疏（四卷）.（宋）吴仁杰.四库本楚辞植物图鉴.潘富俊、吕胜由.上海书店2003楚辞源流选集（5册）.周殿富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一、楚辞的含义1、楚辞的定义：(p111段3)“楚辞”之名，始见于汉武帝时，载《史记·酷吏列传》。此时“楚辞”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宋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间祭歌。南方祭歌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书·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2、“楚辞”的多重含义：（1）诗体：战国时楚地出现的一种新文体，如《九歌》（民间集体性创作）；（2）作品：屈原和后来其他作家用这种新文体所写的一些作品，如《离骚》、《九辩）（作家个性创作）；（3）书名：由这些作品选辑而成的一部文集：《楚辞》。（专书）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注《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谈及屈原作品如下：《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和《怀沙》。西汉末年，刘向把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等所作楚辞体以及自己的《九叹》，辑成一书，取名《楚辞》。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并收入自己所作《九思》。这是今本《楚辞》的基本篇目。《楚辞》目录：离骚经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夫第七、九辩第八（宋玉）、招魂第九、大招第十（屈原或景差）、惜誓第十一（贾谊）、招隐士第十二（淮南小山）、七谏第十三（东方朔）、哀时命第十四（严忌）、九怀第十五（王褒）、九叹第十六（刘向）、九思第十七（王逸）楚辞形成的原因楚地的民歌为楚辞的产生在艺术形式上提供了基础；楚地盛行的巫教渗透于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楚辞的产生还与楚国的音乐、方言的影响分不开；宋黄伯思《翼骚序》云：“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二、楚地民俗文化楚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楚国最早具有的或吸收的是夏商周的中原文化，在江汉建国并开拓领域之后，与南方土著民族相交往，不可避免的相互吸收和融合，逐渐创造了富有特色的代表南方文化系统的楚文化。从所谓“楚人”的构成来说，它包括所谓的“九夷八蛮”，即南中国诸多部族、民族，如越、巴、苗、濮、氐、羌等，他们和楚国的创建者共同形成了楚民族。在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上，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不同。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这种崇尚巫风的习俗，既有夏商文化的遗迹，更有南方文化的特色。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做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而在“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巫风更是浓烈。这种巫风是和当时当地的宗教密切相关的。蛮俗遍布，巫风盛行，熏染了整个楚文化。楚国国势强大：“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马万骑，栗支十年”；文化兼容并包：“在楚国之北的好多周朝封国，楚国之南的各方国部族，都被囊括于此文化圈内”；楚人独特的文化品质：强调意志自由和感情至上、强调个性的充分发展和对人生的积极执着态度；以上这些楚文化的特质共同构成了楚辞产生的精神基础。楚辞与楚文化的关系地理环境与楚辞关系密切：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在语言声调与音乐方面，楚地有“南音”系统，即后来通称的“楚声”；（语言载体）北人重史，南人重巫——重史则重人事，务实际；重巫则多虚幻，充满神秘的氛围；（激发了楚辞绚丽的想象与系统的象征）楚文化中的宗教、舞蹈、绘画、音乐以及建筑园林等内容也都是“楚辞”表现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楚辞又成为楚文化的文学载体。刘师培：“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作。”（《南北文学不同论》）梁启超：“《诗经》乃中原遗声，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属极质正的现实文学；而《楚辞》为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大端将情感尽情发泄，属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凤舞九天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绘一身着宽袖长袍侧身左向而立的妇女，双手合什，袍裙曳地。其头部上方有引颈张喙的凤鸟，作展翅腾飞状主题为引魂升天。T形帛画1972～1974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共五幅，一为T字形，帛画分三段分别描绘了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不同景象。主题仍为引魂升天。内容丰富，构图繁复而不紊乱。线条流畅，色彩富丽，为汉代绘画之精品。虎座凤鸟漆木架鼓1979年在湖北隋县出土的虎座凤鸟悬鼓，做功精细，表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越王勾践铜剑越王勾践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1965年冬天，在湖北省荆州市附近的望山楚墓群中，出土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专家通过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的解读，证明此剑就是传说中的越王勾践剑。让人惊奇的是，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剑身丝毫不见锈斑。曾侯乙编钟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钟是一种打击乐器，用于祭祀或宴饮时。最初的钟是由商代的铜铙演变而来，按其形制和悬挂方式又有甬钟、钮钟、镈钟等不同称呼。频率不同的钟依大小次序成组悬挂在钟架上，形成合律合奏的音阶，称之为编钟。钟的大小和音的高低直接相关。商代的钟为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增至9枚一套或13枚一套。春秋战国时期编钟风靡一时，和其它乐器如琴、笙、鼓、编磬等成为王室显贵的陪葬重器。这套编钟出自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墓主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同期出土的还有其它乐器近百件。曾侯乙编钟数量巨大，完整无缺。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最上层3组19件为钮钟，形体较小，有方形钮，有篆体铭文，但文呈圆柱形，枚为柱状字较少，只标注音名。中下两层5组共45件为甬钟，有长柄，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镈钟共65枚。钟上有错金铭文，除“曾侯乙作持”外，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错金鄂君启铜节1957年在安徽寿县曾发现“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节为青铜制，有两组，每组原为五枚，合之成竹筒状。上面有错金铭文，写着持节者所拥有车船、通行路线等事项。持此节者，在沿途各驿站，可以免费食宿。王子午铜鼎淅川县出土的“王子午”铜鼎有铭文84字，是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物曾侯乙铜冰鉴湖北省博物馆藏此冰鉴为重要祭典或宴请重要宾客时使用。铜冰鉴为方鉴内套方形尊缶，方鉴底部安有弯形栓钩，正好插入缶足穿眼，把缶稳住。其中一只栓钩还装有倒钩，栓钩插入后，倒钩即自动倒下卡紧，使缶不能摇动。灌酒挹（yì）酒不需打开鉴盖，只用打开缶盖，设计巧妙。方鉴四面和四角各有一条攀附状的龙作耳，龙尾部又有小龙缠绕，并附有两朵小花点缀其上，状貌十分俏丽，铸作精细，是失蜡法铸造的较早的典范作品。盖内铭刻“曾侯乙作持用终”。方鉴与方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季可置冰块于其中冰冷食物，冬季则可置木炭以温烫食物。既是最早的“冰箱”，也是最早的“烤箱”。《楚辞·招魂》：“挫糟冻饮，酎（zhòu）清凉些。”冰鉴旁边有漏酒的漏斗，即是去糟的设备。第二节屈原的生平经历一、生平：（参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名平，字原。又，《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祖先屈瑕，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氏。（赵逵夫先生《屈原和他的时代》则上溯至楚武王熊渠之子熊伯庸）屈原生卒年说法纷纭（生年，教材采用浦江清先生说：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卒年，采用郭沫若说：顷襄王二十一年，终年62岁）汉代最早提到屈原的，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吊屈原赋》。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最早提及屈原作品的，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后有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屈原大事记，据赵逵夫先生说公元前319年，楚怀王十年。升任楚怀王左徒。秋，屈原首次出使齐国。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张仪自秦赴楚，劝怀王亲秦绝齐，以割商於之地六百里的空言为饵，怀王信之。屈原力谏不可轻信，怀王不听，命其不得参与朝政。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楚怀王受骗入秦，被扣留，在位三十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屈原劝王毋行：“秦，虎狼之国，不可信。”怀王不听。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于本年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屈原两次离开郢都，一次是在汉北，楚怀王疏远之时；另一次是在江南，楚顷襄王放逐之地。屈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人生的进取模式，其内容包括：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第三节屈原代表作：《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不计“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据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考订为衍文)，共373句2477字。离骚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董洪利、高路明参校.中华书局1980离骚笺疏.詹安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一、解题：“离骚”二字解释多种。常见的几种解释：司马迁“离忧”（罹）、班固“遭忧”、王逸“别愁”；游国恩“牢骚”、钱钟书“排解忧愁”、李嘉言“骚为地名”，徐仁甫《古诗别解·自叙》说：“《离骚》，旧解遭忧，为动宾关系；解别愁，为偏正结构。……屈原曰：‘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离、疏分言，疏、骚双声，是离骚即离疏”，“为平列结构”。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是楚方言的联绵字，“离骚、骚离皆楚之方言矣。声转则为愺恅(cǎolǎo)，《广韵》云心乱。”二、写作时间：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即楚怀王时期。壮年说：司马迁《史记》、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均持此说。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中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似是作于襄王时。晚年说：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屈原作品介绍》：“《离骚》作于顷襄王朝再放江南之时，……屈原至少已过六十。”三、篇章结构：《离骚》是屈原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诗。全诗突出刻画了诗人志行高洁、不改初衷的人格形象，表达了对佞臣当道、国政日蹙的深广忧愤，抒发了对故土深沉缠绵、欲舍不能的刻骨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