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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中西文化源流及其现代化一、中西文化源流与演变中国：从秦汉开始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西方：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以基督教文化构成西方文化的主脉。（一）中国文化源流与传统“米亚得现象”：“以夏变夷”的路线，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满夷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独特模式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二）西方文化源流与传统区别于中国文化的以夏变夷的模式，包含三种差别很大的文化传统。西方近代文化是在三种差别很大的文化传统的融合更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西方文化的三种主要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还有一种是基督教的。希腊文化：灵与肉的和谐文化，表现了一种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罗马文化：物质主义的文化，是对精神文明传统的践踏，但同时繁荣了世俗社会，导致了帝国的繁荣，以及法律的健全；基督教文化：唯灵主义的文化，鄙视此岸世界的世俗生活，极力推崇彼岸世界，向往天国。导致基督教内部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二元分裂。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则是对希腊、罗马以及基督教的三种传统融合起来，所以它既有希腊文化对人的尊重和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文化对世俗社会和功利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主义的向往。因此它和中国文化“以夏变夷”的同化模式是不一样的。二、中西文化基本精神（一）“轴心时代”的变革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解释了什么是“轴心时代”。他认为人类有三大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中间，在这三大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个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轴心时代之前中西文化的差别不大，都是一种浓郁的迷信色彩文化，但是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中西文化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二）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的变革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的变革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从殷商时代的巫觋精神向周代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的转换，即从人格化的神转变为抽象的外在道德规范。第二步转换是从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向春秋战国时期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的转换。最后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一种伦理精神，由内向外驰求，通过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从内在挖掘出世界。所以中国文化经过“轴心时代”的变革转向关注道德修为的协调的现实精神。（三）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的变革从自然崇拜，明朗欢快的活泼的希腊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崇尚天国的，一种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在“轴心时代”，中西文化向着不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个是内敛的，一个是超越的。（四）“以夏变夷”同化模式和融合更新模式中国文化是一种“以夏变夷”的模式，以儒家文化为主，同化或者排斥异域文化，最终导致文化自身的稳定性，所以走向了一种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那么就导致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和哲学的怀疑精神。其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不断地飞跃，不断地相互否定。三、中西文化的现代化（一）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进程首先由西方发起。1、西方文化的背景西方文化传统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个是希腊的，第二个是罗马的，或者称之为拉丁文化、罗马文化，第三个就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很难说跟那一个民族可以直接挂钩，但是尤其对欧洲北面那些民族，也就是日耳曼民族，影响剧深，因为日耳曼民族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作为野蛮民族入侵到文明的希腊罗马世界，尤其是入侵到罗马世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被罗马统治者承认为合法宗教，乃至于承认为国教。后来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蛮族把罗马帝国什么都摧毁了，唯独把基督教保留下来，而且还接受了基督教的这样一种教化，普遍皈依了基督教，乃至于到公元七世纪的时候，欧洲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全部成为基督教徒。这个基督教是广义的基督教，既包括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也包括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正是由于这样，从公元五世纪日耳曼蛮族入侵，到公元七世纪、八世纪所有欧洲人民接受基督教信仰，成为一个基督教文明或者基督教文化，欧洲整个中世纪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在基督教理念笼罩下发展。由于中世纪欧洲世俗王权的分崩离析，为罗马天主教会凌驾于王权之上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早期基督教（天主教）统治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在经济上，教会民意上宣称自己是引导人们灵魂上天堂的阶梯，是为了完成人们灵魂从此时向彼岸过渡的功能，事实上他是经济上最大的庄园主，拥有欧洲最大的庄园。在政治上，由于世俗的王权分崩离析，教会反过来可以超越王权，而且制造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说世俗王权的根据就是上帝，也就是王权来自于教权，凯撒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即君权神授。文化上，欧洲中世纪所有的文化都跟基督教有关系，都跟信仰有关系，没有世俗文化，而且当时整个中世纪文化水平非常低，一般的人、一般的阶层，甚至王宫贵戚、国王、诸侯都不识字，只有教会里面的教师阶层、神父、主教有文化，但是他们的文化也只限于基督教的文化。教会高高在上地凌驾于王权之上导致罗马教会的腐败。同时也导致中世纪的虚伪道德体系，教会倡导对天国的理想追求的禁欲主义和教会本身实际作为的腐化堕落之间形成了一种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二元分离。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说：中世纪欧洲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教会导致的，欧洲的变革不经过一场宗教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2、文化方面的变革——文艺复兴运动南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知识分子运动文艺复兴，字面上是指十五世纪希腊、罗马文化又在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基督教世界里面得到了复兴，事实上我们说文艺复兴不仅仅是要简单复兴希腊罗马文化，只是以此为旗帜，实际上是要突破基督教那种陈旧的观念，要在基督教信仰中更多的充实一些人性的色彩。文艺复兴主要的意义，用人性取代神性，由人道主义来取代神道主义，用人世间的幸福来取代天国的理想。正是这样，所以人文主义主要的表现形式，文艺复兴的文化成果，主要限于感性的层面，即文学艺术，感性的，眼睛一看就看得到，不需要进行思想的。文艺复兴就直接跟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雕塑、拉排尔的绘画、缇香的绘画等这些大师的艺术作品直接联系在一块，而这些作品的魅力在哪里呢？很简单，它充满了一种感性的，甚至有一种肉欲的色彩，实际上就是告诉你这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间的东西是可爱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这样。象薄伽丘的《十日谈》、拉波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这些著作里有针砭现实，有揭露基督教整个教会的虚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公然的宣扬人应该享受人世的快乐。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他们公然主张满足人的欲望，从而导致整个意大利文化的开放性，而且这种开放性甚至有一点矫枉过正。意大利在南部欧洲，拉丁语世界，文化水平相对比北方要高的，因为它前面有罗马文化的渊源，加上种种原因，意大利人有文学天才、艺术天才，再加上他们个人主义色彩非常浓，他们什么事都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们不怕突破当时的天主教。但是正是由于他们这种艺术天才和个人主义，一个方面使他们突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罗网，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道德方面极其堕落、腐败。文艺复兴以及文艺复兴产生的人文主义，尽管艺术作品琳琅满目，但是对阿尔卑斯山以北日耳曼人民来说没有任何改造。为什么呢？第一，日耳曼人是公元后五世纪从原始森林里入侵罗马帝国的一些蛮族，尽管一千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千年欧洲的整个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战争、瘟疫，生活条件极其低下，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所以他们仍然满足，而且希腊、罗马的文化是意大利人祖先的文化，与日耳曼人的祖先没有关系。第二，虽然北方日耳曼人生活在愚昧、贫穷、落后的现实土壤，但他同样也不喜欢意大利人公开的堕落和道德败坏。所以在当时北欧人的眼里，意大利人就是恶棍的代名词，这些在莎士比亚的著作里很多描写。3、宗教改革北部：宗教改革，平民运动，宗教改革对后来西方现代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内容：三大主流教派第一个：路德教，发起者马丁·路德，用内在的精神取代了外在的权威，给精神赋予了自由。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最早点燃导火索的，他的宗教改革主要是出于对罗马天主教腐败的义愤。当时人们普遍考虑灵魂如何能够得救的问题，教皇就利用这一点，教皇掌握着人们灵魂上天堂的钥匙。当时教会为了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牟利，宣布了很多得救的方式，比如捐钱捐物、屠杀异教徒、购买赎罪卷等等。正是这件事激起了马丁．路德的义愤，所以马丁•路德拍案而起，认为这些完全是虚假的。他相对应提出一个观点，一个人得救主要靠信仰、信心，而不是靠外在的东西。这种观点最后开创了北方民族，尤其是德国民族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不需要通过教皇、教父、神父，只需要凭着信仰就可以跟上帝发生交流。这种关系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使人和上帝的关系简化了，将中间构成中介的整个罗马的教阶制度全部抛在外面，谈到这一点时，马克思认为马丁•路德创造了一种深为资产阶级喜欢的宗教。马克思在谈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意义时说“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但是却树立了信仰的权威”；马克思紧接着说“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马克思又接着说，“他打破了外在的枷锁，但是给人们的心灵套上了枷锁”，打破了外在的枷锁，现在人们不需要服从教会，但是内心必须有一个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重要的效果就是给精神赋予了自由，每个人凭着自己的自由精神，就可以直接达到自己所需要达到的上帝，这种自由固然不是外在的自由，是内在的。第二支，国教会，英国的宗教改革，改革成就主要在政治上：一个是教产还俗，一个是王权至上的发展。中世纪的国家是封建割据的，是分封的，老百姓对国家是不关心的，为什么？因为中世纪国家的边境不断改变，是王朝国家，是通过那些具有贵族血统的王侯们之间的联姻不断的改变国家的现状。到了近代，整个西方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民族国家的崛起，国家有了固定的疆界，而且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使国家不再是国王、诸侯的国家，而是所有人民的国家，这样人民才会把这个国家当做自己的国家来认可，这是近代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是怎样崛起的，它首先就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个意义上，专制恰恰是整个西方社会从一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民主社会过渡的中介，没有君主专制就不会有后来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所以第一步是怎样加强中央集权，怎样把国家的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英国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点。英国宗教改革是由当时英国十六世纪一个国王叫亨利八世发起的，一件偶然的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怒而开始发起宗教改革。但是他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像马丁•路德从教义方面、思想方面改变，他主要是改变组织。中世纪的世俗王权是积弱不振，教权高于王权的。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两个最主要的后果，一个是在1534年授权英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自尊法案》，法案宣布英格兰的国王就是英国最高的宗教领袖，这样一来就把王权和教权统一起来，从此以后英国的基督徒就不用听命于罗马天主教皇，只要听命英格兰国王就行了。这个意义当时很重大，意味着教皇现在已经管不着英格兰的国王了，这个变革使得英国的国王可以心无旁物、无所顾忌的来发展自己的国力，不用再被罗马教会制肘。英格兰宗教改革第二个措施就是剥夺教会的财产，教产还俗，将英国所有修道院的教产全部没收。亨利八世将教产没收，然后以很廉价的价格卖给当地的一些地主、一些农民，这一批人从教产还俗的过程中发了大财，用很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土地，然后开始养羊，然后开始兼并公用地，然后开始发展纺织业，这就是著名的“羊吃人运动”，这一批新型最早的资产阶级成为英国宗教改革的中坚。但是英国宗教改革是国王进行从上到下的的改革，而人民呼吁一种更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