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宗教学基础知识(宗教与文化传播)

宗教学基础知识第10讲宗教与文化传播宗教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这一研究的核心问题。一、文化视域的形成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宗教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语言学、宗教民俗学、宗教考古学，等等相继出现。这些研究与西方整个宏观文化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热潮。宗教文化研究实际上是20世纪西方宏观文化研究的主要部分。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谈文化必谈宗教，而谈宗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早在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不分国度地把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加以反省，思考整个西方文化的前途问题，这种理性的反思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施宾格勒打破了19世纪风行的进步观念，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在走向没落。英国历史学家道森反对这种历史宿命论，认为只有重新发现曾为西方文明提供了最初精神动力的基督教，西方文明才有希望得到复兴，宗教并不是一种与社会客观现实无关的个人感情，而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现代各种文化的根源。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形态理论以全面回答西方文化的前途问题为宗旨，认为每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都是宗教，西方文化的希望就在于基督精神的再生。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以整个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想要从人性的根源上去解决文化危机。美国神学家蒂利希的文化神学也是在文化传统瓦解、主体意识衰退、永恒真理隐遁的紧要关头，想要为消解西方文化危机提供一种神学答案。正因为宗教文化研究与宏观文化研究的这种相关性，所以20世纪宗教文化研究的意义决不限于宗教学，也不限于某一种民族文化，而是具有跨文化的或世界性的特征。从总体上说，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西方宗教文化研究终于形成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理念。与“视域”这个词对应的英文是perspective。这个英文词的中文释义有透视、远景、展望、观点、看法、眼力、事物相互关系的外观、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等等。”我们可以把“culturalperspective”这个英文短语译为“文化视域”，用来指称经由20世纪多学科文化理论的综合研究之后学术界形成的文化视野。文化危机意识引发了学术界的宗教文化研究热潮。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突显，成为宗教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成就，像心理学的、人类学的、神话学的、语言学的、符号学的等等，被引入宗教文化研究，深化着人们对“文化”和“宗教”这两个基本范畴及其关系的认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文化热和宗教热也是熔为一体的。在这一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期，中国学者了解了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态势，并相对独立地展开了自己的研究。而在这一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宗教问题的过程中，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仍然处在显要的位置。中国学者对宗教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可以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宗教是文化的核心。在人类文化史上，宗教在特定的时期（比如原始社会或西方中世纪）就是整个文化系统，而经过宗教世俗化的过程，宗教在一般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仍旧具有核心地位。肯定宗教在文化系统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对以往那种全盘否定宗教的态度的否定，例如尼采认为基督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害人虫”，或在一些国家由于曲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含义而全盘否定宗教，但并不意味着全盘肯定宗教的一切作用，把宗教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上述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为前提，但重在探讨文化传播问题。在此，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一种文化互动转型的理论，来解释宗教与一般文化传播的关系。这种理论以不同类型文化间的文化传播为解释对象，以强调本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转型”为主要特征，所以称作“文化互动转型论”。基本立场：（1）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2）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而非文化融合不可能的证明。（3）文化融合是可能的，消除一切差异的文化整合是不可能的。（4）肯定文化融合的最后结果不是文化的衰亡，而是文化的转型。（5）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克服以往文化理论的一些弊端，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用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观察中西文化交流史，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确实是动态发展的，对这种历史的解释也必须具有双向互动的意识。面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文化互动转型论的提出有助于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更新，也有助于确立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第三节外来宗教本土化问题在阐述了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立场以后，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基督教的文化传播问题。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包括教内的和教外的）把文化传播学的一些术语移植到宗教领域，用来思考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反思基督教传播的历史，确定基督教传播的基本原则和恰当方法。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第一条基本立场，即“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因此我们在看待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双向性。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进行反思，重点放在明清以及近代。由于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已经先在地设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为文化传播的主动的一方，而中国文化则是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受体，因此学者们单向性地看待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很自然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数次大传播的细节，就可以发现基督教在华传播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说，不仅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和影响，而且中国文化也对基督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第二条基本立场，即“文化冲突和对抗是一种必然，而非文化融合不可能的证明”，那么本世纪有许多研究著作的结论需要修正。在基督教传教史上，民族文化对基督教的抗拒常常被夸大。基督教在华的几次大的传播运动都曾引起过激烈的冲突和对抗。唐朝的景教虽一度呈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但是，由于景教教士在释经时过多地使用了佛教的语言，并将主要精力花费在结纳权贵上，因此缺乏下层信众的基础。当上层政治斗争以灭佛的形式波及景教时，它便迅速地衰亡了。元代东来的教廷使者和天主教教士，以其宗教的热忱使教堂和十字架重新耸立于从汗八里到中亚细亚广大的土地之上。但是，元代是一个由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王朝，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被置为异类。而天主教传教士的宣教对象主要是蒙古族以及各类色目人。所以，当明太祖朱元璋以光复汉室率军北上，攻陷大都时，天主教很自然地被视为蒙古的文化，随着元朝的覆亡而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上。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开启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互相沟通的先河。他们并不想把上帝与中国社会对立起来。其传道之际，多取径于教义和儒学的沟通，在渐进之间，不仅获得士大夫的友情，而且进入了宫廷之中。然而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保守派士大夫的反教和后来的“礼仪之争”阻断了这一进程。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和新教终于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近代基督教入华是在一系列由西方列强迫订的不平等条约保护下进行的，它本身的活动也与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扩张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中国人因民族矛盾而排教，也使教会无法依靠宗教本身的力量与中国人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基督教对华传播的四次运动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只能证明文化传播双方目的之相左和传播方法上的不妥，不能证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第三条基本立场，即文化融合是可能的，消除一切差异的文化整合是不可能的，那么基督教传播的目的决不应定为使中国文化基督教化，而中国社会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目的同样也决不是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完全同化。不同文化之间的调和是必然的。不仅世俗文化是这样，而且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文化也是这样。在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中，宗教文化可以吸取自身发展的动力。事实上，每当基督教主动渗入民族文化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基督教被吸收到民族文化中去的适应过程，而会产生一种调和过的文化和一种发展了的基督教。为了基督教能够长存，原始基督教不得不消失。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基督教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相互沟通、适应与融合的问题。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总是处在具体的民族文化的情景之中，与民族文化相互作用，所以世俗社会对基督教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调适与结合在任何一项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中都会发生。基督教的历史在宗教与世俗文化的关系上就是一部抗拒世俗化的历史。通过综合，基督教可以与民族文化达到调和，但不会完全被民族文化消融以至于完全丧失它的独立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基督教了。从基督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发展的目标应当是保持它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保持它在绝对意义上的纯洁性。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第四条基本立场，即文化融合的最后结果不是文化的衰亡，而是文化的转型，那么基督教的传播和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接纳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其积极作用应是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也促进基督教文化发生型变。从八十年代起，中国政府已经调整了宗教政策，放弃了文革极左的做法，采用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民族文化的范围来看，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在中国文化的更新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无人可以否认的事实。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第五条基本立场，即文化适应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那么参与基督教传播的双方都应高度重视本土化问题。本土化问题是20世纪基督教传播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21世纪它也仍将得到学者们的重视。钟鸣旦说：“本土化又称本地化、本位化或本色化。广义而言，指某一种文化将另一文化的某些原素，吸收为已有。神学上的意思则是：福音生活和它的信息，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具体呈现，而该文化的成员，不仅只以该文化表达基督经验（如此做只是单纯的适就），且能使之变成灵感、方向和统一的源头，以转变、再造该文化．带来一新的创造，不仅足以充实此特定文化，同时也充实普世教会。”美国学者凯利尔说：“本土化是一种把基督信息注入给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由此召唤那个环境中与它自身一致的价值的成长，直到它们能与福音信息和解。本土化在各个国家、地区、社会部门中寻求归化教会，而又充分尊重当地的精英和每个群体的特点。因此，本土化这个术语包括与福音信息和社会环境的接触有关的个人和群体成长和相互充实的含义。”上述定义和解释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因素，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下观察本土化问题，或将之纳入这一理论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可以用“本土化”这个术语来指称导致基督教与民族文化综合的整个过程。它不是基督教在传播中对民族文化的消极适应，而是一种积极的适应；它也不是基督教被其文化环境的同化，而是基督教与民族文化间的积极调和与融合。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与各种民族文化发生冲突与调和，由此基督教的信仰显现为激励、引导、改造这种文化的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自身。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引进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到借鉴西方的各种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再到参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分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年也是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最大影响的二十年，西方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肯定也超过以往。这一现实告诉我们，每一种具有牢固的精神根基和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任何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可能不变。中国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它的文化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型变。面对这一现实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西方学术界如果能够认清在下个世纪，基督教及其文化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仍将处在亚文化的状态，但它又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更新起作用的积极的力量用，那么中西思想界在基督教传播问题上就可以避免许多极端的论点，进而达成更多的共识。关键词：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