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全文全译

1《传习录》全文全译一《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家王陽明的语录、论学书信的简集，为明陽学派的启蒙典籍，流传甚广。“传习”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王陽明（1472——1528），字伯安，号陽明，名守仁，余姚（今浙江）人，曾筑室故乡陽明洞中，世称陽明先生。11岁前在祖父王伦养育下成长，后随父王华到北京，一度热心骑射、研习兵法。18岁时在回余姚途中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1422——1491），娄谅向他介绍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使他深受启发。21岁中乡试，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专权，王陽明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被刘瑾廷杖，不久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背离朱熹的向外穷理的格物穷理之说，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并在当地创立龙冈书院。刘瑾伏诛后，他被召回内地，历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等职，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八年，至滁岛督马政，正德十一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正德十四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宸濠在南京发生的叛乱，事遂，奉敕兼巡抚江西。明世宗继位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封新建伯。后因遭到反对派的攻击和排挤，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1527年）一直过着退隐生活。嘉靖六年五月朝廷再次起用王陽明，镇压广西农民起义，后兴办南宁书院，建立思田学校。嘉靖八年病重，上疏请求回乡养病，翌年初卒于归途的江西南安舟中。二在哲学方面，王陽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否认心外有理。认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离不开心或意识；他还认为，离开人天赋的良知，就无所谓万物，人的良知是自然界万物存在的依据，所谓物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表现，精神、意识等是第一性的，万物则是意识派生的。在认识论上，王陽明宣扬“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识，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他还宣扬“知行合一”说，但这种知行合一不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与行合而为一，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总之，王陽明的心学哲学思想纠正了程朱理学的烦琐流弊，注意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陽明学派，流行达150年之久，其思想中包含的个性解放的因素，则为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人的推崇。王陽明的思想在明代中叶传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日本思想界颇有影响。王陽明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里，如《传习录》、《大学问》等。其中《传习录》最为典型。2三《传习录》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陽明先生生前所授的弟子们整理编辑。后又于陽明先生身后，几次汇整增补，成为今日所流传的《传习录》。正德七年（1512）王陽明的弟子徐爱开始陆续记录先生论学的谈话，并编纂成本，刊印。正德十三年，另一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记录的部分合在一起，在虔（今江西赣县）刊行，亦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增入王陽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仍以《传习录》为名，在越（今浙江余姚境内）出版。嘉靖三十三年，王陽明的弟子钱德洪就陈九川等所录《遗言录》加以删减，与他及王畿所录，一同编为《传习录》，在宁国（今安徽省境内）出版。嘉靖三十五年，他又将黄直所录的部分编入《传习续录》中，在蕲州（今湖北省境内）刻。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陽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便成为《王文成公全书》本中的《传习录》。其版本有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四部丛刊本。日本东京昭和五十年松云书院影印1897年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叶绍钧的校注本等。四在《传习录》中，王陽明先生阐发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关于心学，他讲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上）中记载，他和弟子们到南镇地方游山，一个弟子指着山中的花树问：“天外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陽明说，当未看花时，心不起作用，也就没有花，当看花时，花才显现出来，以此论证事物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意识。王陽明的心学特点表现在他的良知说，他认为人心的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地万物就是从灵明中产生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这种所谓良知，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善恶、是非的标准，良知是超善恶的，是绝对至善的。他在《传习录》（上）中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书中还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又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传习录》上）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又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传习录》下）王陽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不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知与行合二为一，以知为行，认为知是行的先导，行是知的体现，知是行的开端，行又是知的完成。知中含行，行中含知，他这种“知行合一”说其实质是消行归知，以知为行，把知与行3在主观内心里合一。换句话说，他的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良知是知，致的工夫是行，知是道德意识，行是内心世界的道德修养。五王陽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武功赫赫，学名昭昭，尽管王陽明的心学的基本做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在朱学衰颓之际，倡导心学，深入研究知识关系，并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其思想介值是很高的，对后人的高迪是深广的。《传习录》是王陽明的代表作，不但影响了中国一百多年的思想家，而且享誉海外，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经济腾飞期的韩国，都被作为精神的范本。可见此书的价值和魅力。编者1997年春于北京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7年）八月，王陽明的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刊本内容包括正德七年至十三年的陽明先生语录，分“徐爱录”、“陆澄录”和“薛侃录”。此初刻本正是今本之上卷。·心即是理·徐爱·录徐爱（公元1488——1518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王陽明的妹夫，也是陽明先生的第一位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王陽明痛惜其英年早逝，曾叹曰：“曰仁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陆澄）不浅。”参看《明儒学案》卷十一。【原文】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咳，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译文】先生对于《大学》中有关“格物”的各种说法，均以旧本，亦即前贤所说的误本为标准。我刚听说甚觉意外，继而产生怀疑，最后，我殚精竭思，互相对照分析，就4正于先生。方始发现，先生的主张犹如水性冰冷、火热炎热一样，即是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产生疑问。先生天资聪颖，然和蔼可亲，为人坦诚，平素不修边幅。早年，先生性格豪迈洒脱，曾热衷于赋诗作文，并广泛深入研究佛道两家的经典之作。所以，时人初听他的主张，认为是异端邪说，不予深究。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贬居贵州龙场的三年中，先生处困养静，惟精惟一的功夫，已入圣贤之列，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我时刻受先生之教诲，觉得他的学说，刚接触似乎很容易，深入研究就觉得愈发崇高；初看好象很粗疏，仔细钻研就觉得愈发精细；刚接近仿佛很浅显，深入探求就觉得没有穷尽。十几年来，我竟连它的轮廓都未看到。但是，今天的学者，有的虽与先生才一面之缘，有的只闻其名，有的怀着蔑视、恼怒的心倩，就想在立谈之间，依据传说，浮想联翩，如此何能彻底深谙先生的学说呢？跟从先生的人士，听着先生不倦的教诲，常常得一而遗二，如同相马时只注意马的牝牡黑黄，而忽略了能否驰骋千里的特性。因此，我谨把平时所听到的全部记录下来，给诸位同志奉上，以便考核校正，不负先生教育之恩。晚生徐爱序〔评析〕此段为全文之开篇，首先介绍先生之概貌。陽明先生乃古代先儒群体中之一员，亦为代表性人物，创良知之说，开心学之河，打破了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统儒学之局面。其先生之形象、特性与先哲先贤们一样，既有其共性，亦有其个性。先生天资聪慧，是为共性，但却和悦坦诚、不修边幅，亦共性，亦个性，大凡先圣先哲们，其心地祥和，举止随和，处事顺其自然；先生年轻时豪迈不羁，又曾广博于诗文，深研习佛教和道教的典籍，同样既共性，亦个性，孔子十岁即立志于学，陽明先生年轻的豪迈亦是一种鸿鹄之志向……总之，陽明先生是古代一位既有学术成就，又有君子之德的大儒、醇儒。【原文】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译文】徐爱问：“《大学》首章的‘在亲民’，朱熹认为应作‘新民’，第二章的‘作新民’的文句，好象可作为他的凭证。先生认为应按旧本作‘亲民’，难道也有什么根据吗？”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不同，‘作新民’怎可作为‘在新民’的凭证呢？‘作’与‘亲’相对，但非作‘新’解。后面说的‘治国平天下’，都没有‘新’的意思。比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些都含有‘亲’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中的‘亲亲仁民’，亲近就是仁爱。百姓不能彼此亲近，虞舜就任命契作司徒，5尽心竭力地推行伦理教化，籍此加深他们的感情。《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即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再如孔老夫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包涵了教化养育等意思，说‘新民’就失之于正道了。”〔评析〕孔子的仁学与